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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故今年之大庆祝，理宜展缓……现在国立八校，以经费无着，事将关门；本校虽赖教职同人，困苦维持，而来日大艰，正自难言。故不特无举大庆祝之经济能力，实亦无庆祝之可言。”

作为代校长，值此全校同乐、皆大欢喜之时，不得不给学生泼冷水，实在是校长脸上无光之事。蒋梦麟处境之困窘，可想而知。

1923年北大开学典礼，蒋梦麟讲话说：“学校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之下，竟能如期开学，是同人精神奋斗的结果。至于物质方面，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府里积欠了我们8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里还垫出了17万余。两项共计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因为经费有限，招生人数大大削减，1923年报考北大的近3000人，最后只招了160余人。外界对北大也有各种责难。有人竟谣传要放火点了北大第一院，为防备起见，蒋梦麟决定把行政各机关移到易于防范的第二院去。

1923年11月蒋梦麟给胡适写信说：“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架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车）有仇。”

万般无奈情况下，蒋梦麟也没有当逃兵，而是想方设法维持，“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它中断。”

其实这一决心在蒋梦麟1919初入北大时就已下定了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21日（按：指1919年7月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人应该做的事。”后来他给胡适的信中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的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我昨晚一夜睡不着觉……到了这时候，我已失去自由，只好被人宰割罢了。”

蒋梦麟之所以能献身北大，其中原因很多，如他是搞教育出身的、北大诸多朋友的关系、蔡元培的厚爱等，而更为关键的恐怕是北大校风传统与他的教育思想契合。他热爱北大，热爱北大的青年，愿意为他们奋斗，同时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初到北大，他对朋友说：“（北大）教职员方面，精神一致，都天天兴高采烈地做事……学生方面更不必说了，这班青年，个个是很可爱的。并不是说空话，我实在爱他们。他们对我说，此后他们要一心尽瘁学术，定要把这个北大变成中国文化最高中心；这般青年的眼光，是很远的。我有一句话，要给在上海的诸位先生讲，北大学生是全体一个精神的，并没有分迎甲迎乙的派别。”热爱北大学子之心，溢于言表。正因为爱北大之深，发展北大之切，所以要和干涉、破坏教育的北洋政府斗争。在罢免彭允彝、五卅学潮、三？一八惨案中，蒋梦麟均代表北大出面周旋应对，最后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不得不躲藏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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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问不及办事高明的“北大功狗”

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勉力将代校长时期和任总务长时期的发展学校愿望逐渐落实。抗战初期，他为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奔走，不以为苦。西南联大在昆明安定后，蒋为常委之一，虽不常在昆明，为联大及北大之事思虑，实未尝稍歇。在联大这种三校合办情况下，蒋自认与实现其教育理想有距离，因而也有苦闷。他1943年写信对胡适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即王世杰）、孟真（即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大事。我说：‘不管者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对联大现状不满，是特殊情形下的思想，因为他认为教育需要好的环境。他曾说过：“教训青年的地方，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景内，不在臭虫跳蚤的囹圄内。”所以他把北大的发展寄托于抗战的胜利，并老早地在1942年就酝酿战后北大的办学方针。1943年1月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和盘托出了将来北大办学的设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方针：以北大之向来一贯政策，并蔡先生治学立身之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之中心，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

二、外国文：凡学生无论习何科，必通一外国语，而习国文者尤所必备……

三、群性、个性均加以适当之训练；

四、学科程度当加以严格之训练，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

五、请美国大学在北大设讲座，并准派学生数人留学美国大学，而给以奖学金（Scholarship）……

从这个既继承北大固有历史，又企图补北大以前之失的设想，可见蒋对北大发展，见地之深远，心情之迫切。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的某些人对蒋梦麟的评价很是苛刻，对于他请回胡适、制定北大规章、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与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反对学生运动等，多有指责，认为他抛弃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行了国民党的教育方针，压制学生爱国运动，是个圆滑的政客，口头标榜民主而实际在北大推行专制统治等。如果我们抛开有色眼镜，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首先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要不要教育？回答当然是要。既然是要，便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去奢谈教育。蒋梦麟与蔡元培同样热爱北京大学，他曾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北大建成为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他还在北大31周年纪念时题词写道：“你是青年的慈母，我祝你永远健康生存。”他不是一个政客，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刘哲之流一样把北大作为做官的资本去瞎折腾，他只不过在处理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中，采取了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相反的态度。对于北大来说，合作也许更利于它的存在。而且蒋梦麟至少还没有把北大变成培养国民党党棍的工具，这就够了。对于学生运动，从蔡元培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看来，在那个时代，救国对学生和校长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在救国问题上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责任有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革命没有胜利之前还要培养一些科学文化人才，那么，在校言校，在教育言教育，有时分析问题还不能不如此。至于利用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庚子赔款”，我们就把他当作与张伯苓接受军阀捐款办教育一样，“鲜花也要臭大粪浇啊！”

让我们再来看看蒋梦麟的另一面。

日常生活中的蒋梦麟，十分风趣幽默，就是在极艰苦的时候他也会时常谈笑风生。初到北大时因为与陈独秀气味极相投，他常对陈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蒋梦麟是秀才，陈独秀也是秀才。清朝时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这一种便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