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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任何国民都有权向政府提出抗议，它成为了英国人反抗不合理统治的宪法依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大宪章》〃以具体申述封建习俗的含蓄形式，体现或宣告了一条崇高的宪法原则……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将一般原则寓于具体条款之内，这恰恰是《大宪章》的奇妙之处〃①。到14　世纪末，英国议会已发展为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完整的程序规则及确定的权力范围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议会制度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另外，它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大事业。

大西洋贸易航线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首发地（2）

特殊的地理资源禀赋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在牛顿等科学巨人的引导下有了迅速的进展。哲学也建立起了一整套经验主义的思想体系。培根、霍布斯和洛克诸人强调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否认有所谓先天的理性观念，和欧洲大陆上莱布尼茨派的理性主义相对立。同时，英国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它的普通法所具有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更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也就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英国特色的议会君主制与内阁向议会负责的代议制、两党制、文官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大厦的主体〃。由议会与王权的冲突、决裂至共和试验、　〃复辟〃、光荣革命、改革等，直至现代议会君主制确立，开创了现代英国政治文明的新纪元。然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是1688　年的〃光荣革命〃。由此巨变，国家政权的重心决定性地自国王转移到议会。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场不流血的事件背后的政治智慧置于克伦威尔的军事*的统治谋略之上。这之后又经过1832、1867　年等*化改革，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议会君主体制一跃成为了西方最先进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模式。

应当着重指出，这一时期，英国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其中以塞缪·　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和巴克尔（Hery　Thomes　Buckle，1821…1862）为代表的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英国国民性的相关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所关注的资本主义伦理观、价值观等〃深层次结构〃的内核文化对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斯迈尔斯在其《自助论》（1859）、《性格论》（1871）、《节俭论》（1875）、《责任论》（1880）等著作中，研究、归纳了由资本主义内核文化所决定的民族成员行为方式的特征。他认为独立、积极进取、勤劳、务实等特性是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少的〃国民性〃；而巴克尔在《英格兰文化史导论》等著作中，则对获得这些优良国民性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马克斯·　韦伯在1904　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觉醒的新教理性精神……他指出，那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品性。他引用孟德斯鸠说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并进一步指出，他们在贸易上的优势和对自由政治的顺应，以某种方式和孟德斯鸠所提出的卓著的虔敬连为一体……①。

世界近代历史的演进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不管她的传统是如何的悠久与伟大，只要想在这个世界化的地球上继续存在、发展，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的变革必定成为其无可逃避的唯一选择，这正如同*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在中国进入近代历史的同时，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现象，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经济与文化模式。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1）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和外国状况的认识非常罕见，〃中国固有史志，记载欧洲事物甚少。尤其是对欧洲列强，记录更缺。较早的世界地理知识，多出于耶稣会士之手。而1840年以前，中国人的较为可靠的参考书，仅有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1730），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806）和谢清高的海录（1820）〃②。面临鸦片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即所谓〃筹夷事必知夷情〃，亦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这种类似的〃经世致用〃动机之催化下，出现了不少介绍外国概况的书，最著名的当属林则徐的《四洲志》（1841）、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梁廷楠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等。中国传统的一元世界意识委实显示出历史观的幼稚。尽管上述著说或多或少以过于简约的形式介绍了世界地理以及外国历史政治概况，在19　世纪下半叶知识阶层中产生了少许的影响，但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这一〃地理发现〃的混沌状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似乎并不怎么令人信服，至少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以为然。

鸦片战争过后，〃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①的〃士大夫〃大有人在，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②者也是不少。介绍西方及周边国家的史地书籍纷纷刊出，有的宣称〃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于胥沦鬼蜮〃……尤以战舰、火器、兵制都应师法英吉利。1842　年10　月，江南司郎中汤鹏上折筹议善后事宜30条，就防范英国及其与国之法，论及朝廷必须在军事、吏事、风俗、烟禁、人才、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③，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京官中最具有士大夫思维方式的一份改革方案。

王韬是那个年代中的一个文化精英分子的特例，1867　年12月15　日，他前往欧洲。在英国，那里的市政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他的记述中，英国城市中楼房林立，商号鳞次栉比，〃车马往来，络绎如织，肩摩毂击，镇日不停〃。宽广的街道中间走车，两旁行人，间有木柱标志，井井有条。〃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市民的日常生活极为方便，他说，〃自来水火〃胜过中土担水燃烛千百倍，〃各街地中皆范铅铁为筒，长短曲折，远近流通，互相接引。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启闭，用时喷流如注，不患不足；无穿凿埂汲之劳，亦无泛滥缺乏之虑。每夕灯火，不专假膏烛；亦以铁筒贯于各家壁内，收取煤气，由筒而管，吐达于室。以人引之即燃，朗耀光明，彻霄达曙，较灯烛之光十倍〃。〃其余足之所履、目之所接，无一处没有机器……水火二气之用，至此几神妙不可思议矣〃。他还乘坐了火车，感觉〃如迅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通讯设施则有密布全国的公共电信局网络，如此等等。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2）

王韬在居住和旅行英国期间深感英国的典章制度〃迥异中土〃，他的书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英国社会的向往之情。他自海道进入英国时，行李由英国海关〃遣入送来〃，因而觉得不像中国海关那样令人〃殊觉不便〃。进一步考察之下，他发现英国海关不是中国海关那样的〃病商〃机构，而是一个〃惠商〃机构，〃盖税馆自有运物公司经理其事，不烦客虑也〃。

在他出发前往欧洲的前一年，有总理衙门的满人斌椿父子随同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　）前往欧洲游历。但斌椿为官派，且在英国官方色彩相当浓厚的赫德督率之下，所言所行极其谨慎。此后，清政府还派遣了一个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团前往欧洲游历，其效果与斌椿之行大同小异。王韬在英国共度过2年零4个月，从走向世界这一角度说，他的欧洲之行是中国文化知识精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对欧洲的实地考察。斌椿的游历笔记《乘槎笔记》大多是对西洋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勾勒，而王韬的笔记《漫游随录》则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的根本。他在描述西方制造之精时笔锋进而触及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斌椿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深度的。尤其对民风的对比分析，斌椿的《乘槎笔记》就只能缺略，不冀。

清政府直到1875　年才正式委派郭嵩焘为中国驻英公使，其时距王韬赴欧已有8　年之久。后来的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竟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他的文明论及根据其出使时从上海到伦敦50　天的日记而撰写的《使西纪程》的命运，如梁启超所述：〃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2000年的文明。哎哟！　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①　他在《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1878　年3月5　日）写道：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②

他在解释西方现代〃文明〃概念的时候已经视之为综合概念，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从来就有其对立面。如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国日记》中所说：〃欧亚诸国，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稣之教之将衰，儒教之将西也。〃①一直到梁启超，即使是在他们游历了欧洲后，其思想也并未摆脱如是集体想象的束缚。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3）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败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此唤起了部分开明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意识。而实际上，在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英文化交流仍以英国为接受主体，探讨中国所给予的影响，但从此也进入了上一历史的尾声，以中国为接受主体与英国的接触以及从英国所获得影响。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此后的中英文化交流绝大部分属于中国从英国的〃拿来〃与借鉴。

相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多年以来，英国一直是个强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一个国家的兴衰轮替，就不能说与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一无关系。其中近代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对英国国民性的观感，对英国社会政治性格的分析，至今仍然能够启迪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观察，对中西世态人情的体悟。这是国人要认真思考的。所谓英人为行动之人、法人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为感情之人……而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他们的生命趋向于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冲突。这一切，尤其到了近代史上的另一个关节点。在1895　年以前，相对于儒家学说，西方思想还只是一种补充性的知识来源，但到了此时，它已经俨然成了替代性的意义系统，成了合法性的权威。②

在后来持续的行游英伦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中国在接受西方时，过分强调物质的作用，与当时的日本〃脱亚入欧〃的方式不同，无论是洋务运动的践行者还是全面西化的倡导者，都未能在精神上、在扭转社会风气上下功夫。③然而，即使到了民国，强烈的压迫感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伦敦住不下去，即或住了下来，这种强烈的压迫感也未必释然。老舍在英国居住了五年，而在他的作品中，凡提到英国人，很少有褒赞之言，尤其是对英国人信仰的基督教，更是不乏微词。

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几乎无法摆脱中西文化冲突的思维方式，在早期的认识中，如所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①两种体制、两种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将时段上的文化差异同时转换为空间上的差异，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差异，这个转变来自前所未有的〃两个世界的撞击〃。那些经常用〃中体西用〃来割裂现代文明的说法，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写道：〃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辞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②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先是建立新式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修建铁路，进而转入文化接触。如徐志摩之于雪莱、老舍之于狄更斯……如果说中西文化比较是19、20　世纪的世界性重大问题，那么它首先发生了〃自性危机〃的重大问题。譬如鲁迅所言：〃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这在一段时间里，是留学归国者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钱钟书的《围城》中，受嘲弄的苏小姐……说她在里昂大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充当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免陷入了首鼠两端的焦虑状态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4）

中国文人一向置身于统治阶层的官僚体制之中，读的是圣贤书，满口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到现实中却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感，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且远离社会生产，视〃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譬如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中国学者从英国传递过来的带有〃弯曲〃特征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另一个世界〃出现了〃西学家〃。他们是最早接触西方的中国学者，是直至19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界才真正得以在伦敦接触到第一手材料，西学才有可能进入理性的阶段。然而，作为对于在西化视野之下的中国文化被妖魔化的一种报复，在中国视野之下的西方文化也被妖魔化了。

另一方面，与日本宣扬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相比，在五四以后，中国人过分轻易地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此前中国学界的文化比较理论由于是〃被动适应〃，更由于一种历史传统理性，公正的理论之门仍尚未全面开启，另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则像一条锁链扼制住了问题意识从偶然向普遍释放。

在中国人的英国认识中，注重精神上的观察似乎来得还要晚一些，应当遗憾地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国人那里，并未有像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于1899　年的发现……〃那个英国孩子汤姆·　布朗的孩子气的愿望：但愿成为一个名留后世的既不威吓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的人。但是，谁不知道这种愿望正是那规模宏伟的道德大厦所以赖以建立的奠基石呢？……英国的伟大，多半是建筑在汤姆的愿望的基础之上的。〃①这是一种英国精神乃至西方精神的发现；同时，这位日本学者想方设法将其〃愿望〃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解释相结合，使日本的传统精神参入了新时代的力量。

本书设想通过15　位先后到达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