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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山村（第1页）

在秦岭南麓的旬阳境内，有个叫鲁家河的村子令我终身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冬季，区上安排我到这个村包抓农田建设示范点。

从小河区公所出发，先到桐木乡政府，然后在乡干部的带领下来到村支书家。

支书姓赵，和我同姓。见面稍做寒暄，我们研究方案，然后选点。走过支书家门前的坡地，过河，横穿桐木公路上山，山腰有一处缓坡地带，荆棘丛生，杂草遍地，这就是我们今冬要修建水平石坎梯田的地方。

实地查看之后，我们当晚召开村组干部和党员会议。有人说，现在土地到户了，群众不愿意集体修地；还有人说，现在劳力外出很多，恐怕难以组织起来，总之都有畏难情绪。那年我二十二岁，参加工作才两年多时间，这次抓点成功与否对我来说非同小可。想到这里，我发言说，我们现在是要讨论怎样组织劳力修地，不是讨论修不修地。区上既然决定了，又派我来，地是非修不可的。接着我的话，乡干部又讲了许多修地的重要意义。赵支书也发了言，说得慷慨激昂。其他村组干部和党员也先后做了表态发言，党员干部思想总算统一了。

会后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和村组干部分头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落实修地的劳力。回到支书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困乏之极，倒头就睡。

天还没亮，支书起床喊工，我也急忙起床。走到工地正好天亮，支书开始点名，几十户人家全部到齐，我有些激动，精神为之一振，站在地头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轰轰烈烈的冬季农田建设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修地分了许多作业组，有打眼放炮的，有开山取石的，有挖方掘土的，有装筐倒土的，还有推架子车的。我就加入装筐倒土的行列。由于读书多年刚参加工作，没有经受太多劳动锻炼，不一会儿手掌就磨出了血泡。群众心疼地让我站在旁边指挥就行了，不让我直接参加劳动，但我还是坚持要同他们一起干活。以后的许多天，尽管支书让我在家休息，但我依然坚持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干劲热火朝天，工程进度很快。

支书家比较困难，房子也不宽敞。三间土坯房，一间用作厨房，一间隔成两个小间，支书夫妇住一小间，小儿子住一小间，还有一间既做会客室，又做女儿的睡房。我被安排在女儿的睡房，女儿则被挤到楼上休息。

某天深夜，我已经睡着，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呻吟，侧耳细听又闻啼哭声。我不知道支书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乱哄哄的。等到天明，我问支书，他说爱人有病，说罢就出工了。我也赶紧出门来到工地。这天晚上，呻吟和哭声又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早上起床，我问支书的女儿，你妈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子宫瘤，疼痛难忍，需要手术。我问为什么不去手术？她说手术需要六百元钱，她家一分钱也没有。我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上山参加劳动。

这天收工后，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支书家太贫寒了，这个手术肯定无钱去做。可是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啊！父亲过世后，母亲卧床不起，上学时的贷款还没还完，月工资只有五十八元，除每月寄回老家二十元给母亲买药外，所剩三十八元也仅够维持生计。怎么办呢？支书爱人一阵又一阵的呻吟声和啼哭声，使我的胸口好像针扎一样疼痛。这一夜我失眠了，思来想去，无法入睡。

等到天明，我早早起床，请支书独自安排好修地事宜，我要回去办点事情。

我在区上写好贷款申请书，直奔中国农业银行小河营业所，说明来意，主管很快签了字，六百元的贷款拿到手了。然后把换下的脏衣服洗了，休息一晚，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又返回鲁家河村。

我把钱交给支书，让他抓紧带着爱人到旬阳县医院做手术，并说村上修地的事由我来指挥。支书把村上其他干部叫来，反复叮咛他们一定要支持配合区上干部把点抓好。

这里的群众真好。他们修的地，石坎结实，田面平整。尤其是他们对我百般照顾，精心呵护，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那时，我正在为考取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准备。因为我毕业的陕西省安康农业学校是中专学历，我想上大学。每天晚饭之后，我都要在煤油灯下复习到深夜十二点钟。支书一家人对我好极了，每天他们就早早睡下，怕的是影响我的学习。

晚上十一点多，支书爱人悄悄起床，为我烙油饼加餐。她去做手术的那一个周，就由女儿给我做饭加餐，怕的是我昼夜劳累身体吃不消。他们买来一盏新油灯让我使用，怕的是煤油灯的光线太暗伤害我的眼睛。

时间过得真快，那年冬季的三个月转眼过去了，五六十亩的水平石坎梯田修好了。在这三个月中，我与这里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区公所对我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我被评为全区农田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奖励。

一九九○年，我顺利考取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实现了我上大学的梦想。

对于那个山村，如果就此打住，那将是我人生中一段最为美好的回忆。可惜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给这段美好的回忆带来了瑕疵，让我的内心一直愧疚至今，无法释怀。

进入陕西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以后，我的经济更加拮据，同时母亲的病情不断加重。当时，读中专时老家吕河的贷款一直没有还完，去年在小河的贷款已经到期，人家不停地催要，大学生活又每天都要花费。可是到哪里再去弄钱呢？

陷入困境的我左右为难，是向赵支书要回那笔借款呢？还是不要算了？如果要，怎么忍心去要呢。如果不要，我又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无奈，我向小河营业所申请将贷款延期一年。到了一九九二年，我从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毕业时，还是无钱还贷，于是又延期了一年。这时我结了婚，后来又有了孩子，四口之家分居四个地方，我在工作单位小河，母亲在老家吕河，妻子在安康，孩子寄放在瀛湖外婆家，四个地方分别相距百里，生活异常艰辛。

后来，我硬着头皮再次来到鲁家河村，可是无法开口。赵支书主动提出贷款的事，说他家这几年经济状况没有好转，能否宽限些时日。我无言以对，默默地离开了村上。

那时的乡镇干部工资很低，况且时常拖欠，少则一至两月不发工资，多则半年不发工资。我的生活彻底陷入困境。时至一九九三年，母亲病得越来越厉害，孩子没有奶吃，妻子所在的商场越来越不景气，银行不住地催要贷款。万般无奈之下，我又到了鲁家河村。支书东挪西借，仅仅凑齐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我在母亲病逝前夕要回，还清了贷款。

时隔这么多年，我时常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当初不应该要回那笔贷款。村上的群众对我多好啊！支书一家人对我多好啊！

是他们用血汗垒砌了那一片水平石坎梯田，为我的人生在那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是他们用爱心让我能够在山村寂静的夜晚舒心地学习，为我后来考上大学奠定了基础；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次为民解忧的良好机会，可惜的是我未能做到尽善尽美，留下了人生的遗憾。

我时常想，假如我当初具有现在的经济基础，借给支书的那笔钱肯定是不会再要的。可是，人生哪有假如啊！不知支书家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否已经好转？也不知支书爱人现在身体恢复得怎样？可能一切都好起来了吧！

（原载于２０１４年第９期《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