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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第1页）

这里铺着红地毯，墙上贴着淡色花纹的墙布，人员进出的脚步声沉入地毯底层，只有空调机发出低低的声响。说话轻轻，没有大声喧哗，安宁，静谧。偶尔，桌上响起蜂鸣器样的电话铃声，接着是对着电话轻轻的说话声。墙上挂着一块用白色金属做成的留言、记事板，各种颜色的白板笔在板上写出五彩的文字，煞是好看，和现代化宾馆办公室组合成和谐的气氛。这是在联谊大厦里一个外国企业常驻上海代表机构办公室里的一个镜头。我不知道这种记事白板是不是为适应宾馆办公室而设计制作的。但我知道，随着宾馆办公楼的日益增多，这种白板的应用也逐步广泛起来。它虽然比黑板昂贵，但能写得更清晰，擦抹起来没有那令人讨厌的粉笔灰。它和红地毯、空调机同居一室，显得比黑板协调得多了。

白板上常常写着：“张先生，今晚机场接人由你去。”“李先生，外贸来电，明天上午业务谈判继续进行。”……在这里，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些人，他们是和外商单独在一起工作的上海人，他们是向外国企业、港澳企业常驻机构提供各种服务的人，他们来自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实行对外开放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外国企业、港澳企业纷纷在上海设立了常驻代表机构，一个新兴的行业—对外服务业开始崛起，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就是适应这种新形势应运而生的。他们肩负起一项新的重要工作—向“洋行”提供中国雇员，做着促进中外经济交流的工作。让我们从那些中国雇员记事白板上看看他们的行踪吧。

狄先生，在一家经销电器产品的外国企业上海办事处工作。他原来在外贸公司工作，外贸业务上是个内行。来外企工作，他总认为凭自己本事，不会有什么问题。确实，狄先生的工作没有受到外商的挑剔，但是没有多久，他自己觉得写在白板上的字却越来越不踏实了。进出口贸易的进展太没有把握了。昨天记着这家工厂来谈判，今天来电话讲谈不下去了。前天外国总公司未定销售数额，今天电传上却还是个“0”字。生活并不是1+1=2那么简单，狄先生看到商社为经营产品奔波。而国内单位因资料不全，不知底细，有的贸然订货不配套，为几个配件申请外汇费力又费时，于中外双方都不利。狄先生感到自己光懂得贸易还是不够，一定要懂较深的技术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他向商社内其他先生学习，向来沪出差的总公司技术人员提问，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积累资料，碰到大的问题，干脆电传海外的总公司要求释疑。很快，他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能回答许多疑难问题，使用户减少周折，放心购买，与外商做成生意。

这些中国雇员在洋行中工作，也不是像彩色笔在白板上写字那样，样样都是色彩缤纷、令人炫耀的。这些日子，吴先生在白板上接连几天写着“今天到外贸分公司联系”的字样，又碰到什么棘手事情了？吴先生所在的外国公司是个贸易行，他们将中国货转卖到第三国去。吴先生到外贸分公司联系出口货物，外贸公司的外销员知道吴先生是中国雇员，似开玩笑非开玩笑地“引导教育”他，“你是中国人，要先帮国家多创汇，价格出口要开得高一点”……有的还真不真、假不假地冷淡或给他脸色看。唉，价格是吴先生一个人能决定的吗？真是开玩笑。商社掌有国际市场价格，销售价格高了，反而影响中国货的出口，外商无利可图，会来吗？价格要合理、公道，外贸才会对双方都有利。吴先生连着几次去外贸分公司解释联系，将国内价格报于外商，将外商意见转达给外贸公司。他不计较私人恩怨，积极穿针引线，终于做成一笔笔生意，在白板记事栏里记下新的章节。

白板上字迹的色彩不是单一的，上海对外服务公司的服务项目也不是单一的，我们再来看看长期受雇于外商的汽车司机的生活吧。张先生，近30岁的青年，在欧洲某洋行上海办事处工作。每天，他到办公室，总要先看一下那块挂在墙上的白板，这里记载着一天要出车的任务。这儿有20多个中国雇员和数个外商在一起工作。他们为节省时间，外出需要坐轿车。张先生知道自己的责任，竟顶半个调度员，做统筹安排。哪几个先生可合用一辆车，哪位先生先送到目的地，再按时间路途顺序依次接回来。张先生每天要去接外商上班，他总会提前五分钟等在约定的地方，宁愿自己车子等人，不让外商等他。他怕误事啊。

他驾驶着这辆从欧洲总公司带来上海的小轿车，可爱护了，一有空就擦拭车身、车玻璃，车身始终保持铮亮。一次总公司老板来上海视察工作，看到张先生的汽车保养得这么好，竖起大拇指直夸奖，并讲要让其他地方分行的司机都要向张先生学习，有机会要让他们来上海实地取经……

这里的白板要算利用率最高的了。这是雁荡大厦二楼的办公室，这里有十多位教师，主要承担在沪外商及其家属的教育活动，白板总是记载着他们一天的教学内容，如“高老师，曾野先生来电，要求今天上课提前一小时”“黄老师，今天烹饪课要倾听外商夫人要求”……来沪外商有的中文口语很差，于经商、生活不便，他们要学习中文。

有的外商夫人觉得住在上海太空闲，要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技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开设了中文、书法、中国画、烹饪、少林拳、保健按摩等十多种课目，根据外宾的不同基础水平、业余时间的安排，因人施教，因时施教，没条件开大课就单独教学，有的还上外宾寓所单独上课。就拿那个31岁的徐老师来讲，他教日本人学中文，每天都要拎个很沉的包。原来他的学生基础差别很大，有的还在学拼音，有的已在学习中文语法了，不同的水平，他怎能不多备几套课本呢？这样，他的拎包就胀得鼓囊囊的。那个刚收的学生是个商人，由于没有一点中文基础，一连换了几本书都学不下去，只好学汉语拼音字母。可他对拼音的四声又念不准，徐老师教第二声，他却念第三声，有时还会念出除四声、去声以外的第六声。他知道自己念错了，想要纠正过来，但又念不像，额上直冒汗，不断地摇头：“中国的四声太难念了。”

徐老师不厌其烦地教他，直教到嗓子嘶哑……数月后，我碰到徐老师，又问起那个不会念四声的日本朋友，他笑着告诉我，那人现在已会用中文进行简单会话，可以经商，外出买东西了。是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师们的精力没白花，他们的心血换来了外宾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方便。

对外开放，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也像一块白板，需要我们去书写，去描绘。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人们，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工作，在对外服务中，架起了一座座中外经济交流的桥梁，唱起了一曲曲中外友谊之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对外开放这块“白板”上记下新的篇章。

刊于《建设者》1987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