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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飞来横祸（第2页）

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能从树上摔下来，而且仅从三米多高处摔下来，就永远地不能自由行走了！

因为我的愚蠢和倔强，我的命运从此来了个大转弯。

我搬来梯子就往上爬。母亲哪里能放心，她急忙过来扶住梯子，仰着脸再三叮咛：“千万当心，树滑！”我满不在乎地说：“不怕，妈你回屋吧。”说话间我就爬上了树。

母亲双手还是紧紧地扶着梯子，仰脸朝上望着。尽管儿子已经不在梯子上了，可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这时又下起了雨，蒙蒙细雨如同喷壶一样浇洒在她的头上、脸上，浇湿了她灰白的头发，又顺着她的脸颊流进了脖子。

电线很快接好了，要命的是一根树枝挡在了两根电线之间，风稍吹动电线就被树枝打得直摆晃。我让母亲把锯子给我拿来锯掉树枝。母亲说：“天晴了再锯吧，赶紧下来，树滑。”

我却不肯听母亲的话。母亲拗不过我，拿来了锯子。我一手握锯，一只手抓住另一根树枝，万万没料到我抓的是个枯枝，一使劲儿，就听见“咔嚓嚓”的断裂声，似乎天崩地裂，我连同手中的枯枝一起掉了下去，着地的一刹那，一阵钻心的疼在我全身爆炸了，我的知觉瞬间全无。

只是一瞬，那一瞬很短很短，恐怕只有0。01秒，也许更短，此生我的命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炕上，身边围满了人，母亲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何忠义大哥在掐我的人中，我感到了疼痛，拨开他的手。后来我知道是他把我抱进屋的。我看到母亲一脸的惊恐，很是疑惑，我这是怎么了？我想挣扎起身，但只动了一下，就觉得腰疼得要命。疼痛让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时，我看见村里的“赤脚医生”何八叔过来翻着我的眼皮，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了一下，说：“腰疼，好像腿不在了。”这时就听有人说，腿好着哩。何八叔说：“不要紧，岔住气了，赶紧送到杨陵医院看看。”又说，“用门板抬，人不要离门板。”说罢他就走了。后来我猜想，当时何八叔应该已经知道我伤情的严重性，只是不说而已。

母亲让人卸下厨房的门扇，大伙儿把我往门扇上抬时，我喊腰疼。那不是一般的疼，打我记事起从没有那样疼过。可不管有多疼，大伙儿还是把我抬上了门扇，准备送往医院。

此时蒙蒙细雨愈来愈密，母亲站在我跟前，脸上挂满了水珠，不知是雨水还是眼泪。同院住的桂芳嫂和几个女人不住地安慰母亲。我这时完全清醒过来，做个笑脸对母亲说：“妈，我不要紧，你放心……”母亲冲我点着头，口张了一下，想说点啥，最终啥也没说。

三

我们村那个时候没有汽车，连手扶拖拉机也没有。下着雨，道路十分泥泞，架子车也拉不了。大伙儿抬着我去医院。刚出村，雨下得更大了，似乎老天在为我落泪。保管员杨六哥将塑料纸蒙在我的身上，雨水打得塑料纸沙沙响。

村子紧邻着西农。道路实在太泥泞，那时人都穷，买不起雨鞋，大伙儿都光着脚，一步一滑。有人提议从西农走，西农里边是柏油路。平日门卫是不让外边的人进去的，那天门卫看见大伙儿是抬着门扇过来，问都没问就放行了。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尽管苫着塑料纸，雨水还是不时地打在我脸上。我完全清醒了。这所高校打小就在我心中扎了根，我的梦想是考上大学，这也是父母亲的愿望。可种种现实原因使我的梦想化为泡影，但我上大学的心却一直没死。

大伙儿抬着我进了西农北门，走过三号楼（这座大楼有七层，据说是1949年以前西北地区最高的楼）时，我忽然感到这辈子可能永远上不了大学了，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梦和未来的一切都被摔得支离破碎。我一阵心痛，泪水从眼角滚出。

雨下得越来越大，雨水和着泪水流进我的脖子。我抹了一把眼睛，这个动作让我的腰痛了一下。我强忍着没让自己喊出声。

这时担架忽然停了下来，只听有人问：“是谁，咋了？”

杨六哥说：“是绪林，从核桃树上摔下来了，伤了腰。”

问者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出纳员，他是与我定亲的女子的舅舅，我一直喊他“四哥”（他的父亲和我父亲称兄道弟）。他听说是我，急忙上前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是点点头，也许是摇头吧。他说他的小儿子患了小儿麻痹症，他刚从西安医院回来取些东西。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就分开了。

说来很是奇怪，那一刻我心中忽然涌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治好伤回来立马结婚。后来我仔细回忆过，这个想法也不奇怪。我们这地方有定娃娃亲的习俗。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给我定了娃娃亲，女方的舅家在我们大队，是她外爷相中我的。她外爷识文断字，是村里的能人，且与我父亲十分要好。她外爷托人提亲，我父亲一口就答应了。父亲那年患了心脏病，他可能意识到自己不久就会离开人世，想给我把婚结了，可上苍没有给他时间来完成这个重任。

就在4月份，我和那个“她”一同乘车去大荔县参观学习移栽棉花技术。是时，我不仅是大队的团支书、会计，还是棉花技术员。那个“她”

比我更优秀，勤快能干，是她们大队的妇女队长，还入了党。她比我有出息，村里人都说我找了个好媳妇。我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种婚约。父亲去世后，我们曾有过一次约会，是晚上，在我家。我们都没有坐，我靠在炕边，她倚着衣柜，我们相距也就一米左右吧。油灯暗淡，她又低着头，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庞。那天晚上不知怎的我有点心不在焉，似乎无话可说。她的话比我多，可都说了些啥我也没记住。

4月份时，我们乘坐的是“解放”牌卡车，敞篷的，公社西北片区的干部、棉花技术员等五十几号人挤在这辆车上。我在车厢前站着，她距我不到一米，比上次在我家见面时更近，但中间加楔子似的插着三四个男女。一路上我们没说过一句话，就是想说话那也不是地方，再者，那时我很懵懂，也不知该咋说。尽管那时我已二十一岁了，可我真的很晚熟。她的几个同伴不时地嬉笑着用言语挑逗她，她也很害羞，红着脸低下头不搭理。

到了大荔县，参观、吃饭，我们都在一起，然而还是没有说一句话。

我只是偷眼看过她几次，这下看清楚了，身材苗条，短辫垂肩，五官清秀。她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漂亮，但在那一车女人中绝对出类拔萃。不知道她偷眼看没看过我，想来她一定也偷眼看过我。两天时间，我竟然跟她连一句话都没说，我真是个木头！

在大伙儿送我去医院的路上，我躺在门板上不知怎的想到了她，想立马让她做我的新娘。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前的所谓的“理想”“前途”都很虚无缥缈，我现在只想把伤治好立刻就结婚，生儿育女，孝敬母亲，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过一辈子，哪怕永远都待在农村。

后来她得知我的腿残了，还来看望过我一次。一个农村女子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够意思了。不久，我们解除了婚约，自然是她家提出来的。我没有谴责过她，甚至都没埋怨过她。我很清楚这不是她的错，是老天爷的安排。

在我幻想娶媳妇之时，我们到了医院。在医院挂了急诊号，立马拍片子。接诊大夫看着片子说：“送西安吧，咱们医院看不了。”随即又关照，“不要让病人离开门扇！”

我想到临离开家时何八叔曾说过同样的话，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伤很严重。路上我也想过要去西安大医院，毕竟杨陵医院只是公社级地段医院，但我还是没有想到我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自由行走了。我寄希望于西安的大医院，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康复如初，活蹦乱跳。

医院距火车站很近，不过二百多米。大伙儿把我抬到火车站。

时辰不大，火车喘着气进了站。大伙儿七手八脚把我抬上了车厢。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了，越来越快，载着我的满心希望驰向西安。

家里，母亲倚门盼着儿子健康归来。

那时谁都没想到，我从此再也不能自由地行走了。

我一直不愿回首那一天，可每年的这一天我又忍不住去回首。几十年来，我经受的磨难太多太多，有的都已经淡忘了，但那一天那一刻的情景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

夜深人静不能成寐时，我常常回首以往，舔舐着伤痕，我在想：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谁也改变不了，不管你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