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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飞来横祸（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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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的秋季多雨，1974年的秋天尤甚。老天爷似一个怨妇，阴着脸淅淅沥沥、断断续续地下了十多天，下得人心里都要长毛了。我不住嘟嘟囔囔地埋怨老天，母亲说：“老天爷的事谁都管不了。”母亲说得对，老天爷的事人怎么管得了？

9月11日那天早饭后，潇潇雨歇，云也薄了，泛着白色，太阳似乎有露脸的意思。同学兼乡友新科约我去逛杨陵镇，我二话没说拔腿就走。母亲大声说：“早点回来！”我答应了一声就跟着新科出了村，村口还有好几个伙伴在等着我们。我是我们杜寨生产大队的团支书，还兼着生产队会计，身边围着一大群青年伙伴。我们一伙人说说笑笑直奔杨陵镇。我穿着海魂衫，欢快得像一匹青口马驹，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是我们一群伙伴中的亮点。

我们村有两大姓——何和贺，外村人常常搞不清楚。新科姓何，比我年长一岁，按乡俗辈分他得叫我一声叔，可他从没叫过我叔。不是他不懂礼数，也不是他对我不尊重。我俩是一起和尿泥长大的玩伴，一同上学，先在村里读初小，后在张家岗小学（西农附小）读高小，再后在杨陵中学读初中。1968年我们毕业回家务农。1970年学校复课，杨陵公社给我们杜寨大队分了三个推荐名额，那时新科已在水利工地谋了个差事，虽说户口还在农村，但每月有20多元的工资，让我很是羡慕。我约他一同去找大队支书，希望能被推荐上高中。他说他找人问过，上高中是“社来社去”，念两年书毕业后还要回农村，他不想再读书了。我明白他是不愿放弃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工作。如果他愿意读高中，三个名额肯定会有他一个，因为大队支书是他的远房叔父。后来我们生产大队推荐了三人，其中一人因一些原因未能推荐成功，我和另一个青年上了高中。后来一次闲聊，新科说很是后悔放弃了那次读书机会。可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我受伤致残后，水利工程结束了，新科回到了村子。他先是代替我当了团支书，后来当上村支书，再后来晋级乡政府公干。一日，他觉得头疼头晕，便去医院就医，各种检查出来，竟然是脑瘤！只能去西安大医院治疗。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住上了院。头疼头晕是间歇性的，并不妨碍饮食起居和行动自由。手术安排还需几日，他便让陪他的家人回家安排家里的事，可刚离开就出事了。晚饭后，他独自出去散步，再没有回来，至今不知所终，想起来就令人伤心悲痛不已。

那时，新科已结婚，每个星期天都会回家，逛街忘不了叫上我。

当时，杨陵镇的街道长不足二里，从东走到西也不过一支烟的工夫，两家食堂、一家旅社、几家商店、一家医院、一座火车站散落在街道两边。尽管如此，却是方圆几十里地最繁华的乡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以西北农学院为首的八大单位（西北农学院、陕西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学校、陕西省水利学校、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三处）齐聚杨陵镇，使这座小乡镇尽显繁华。

那天杨陵镇很是热闹，人特别多。绵绵秋雨下得人心里都长了毛，雨停歇了，谁都想出来散散心，首选地自然是杨陵镇。我们逛得很开心，出了这个商店又进那个商店，不为买东西，就为闲逛散心。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自由行走。

我们一伙有说有笑逛着大街，迎面走来一群姑娘，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在前面的新科跟我开玩笑，说我媳妇在这些姑娘中间。新科已经结了婚，据他说年底就要当爹了。对此我并不羡慕，我觉得他婚结早了。

我俩是一起和尿泥长大的发小，又是无话不说的好友、同学，可谓狗皮袜子没反正。我知道他是开玩笑，可还是下意识地往那些姑娘堆里瞅了瞅。

父母在我十二岁刚上中学那年就给我定了亲，父亲在世时就想给我把婚结了，但又因种种因素没成，一则我年龄太小，二来也是家里经济太拮据，力不从心。父亲去世后，母亲想尽快完成父亲的遗愿，可还是力不从心。

再者，我也不愿意结婚。我心怀着一个梦幻般的憧憬。

正午时分，我们虽然游兴未尽，可也该回家了，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下馆子我们都没有那个经济实力。返回途中，我在西农南门口的商店买了个尼龙网兜。那时穷，也不兴出门背包，提个尼龙网兜很是时髦。我早就想买了，可穷忙，没时间上街。

这里很有必要说一说西农。

我一直认为，没有西农就没有今天辉煌的杨陵。如果说杨陵是一块圣地，那么西农就是这块圣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西农是家乡的骄傲。它的前身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于1932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落址于杨陵，不仅改变了杨陵的面貌，也改变了杨陵人的命运。这些都是后话。

我的许多中小学同学都是西农子弟，那时我们农村学生叫他们“员工娃”。与员工娃同学相比，我们农村娃处于劣势，用现在的话说是“弱势群体”。别的不说，他们到学校带的干粮都是白面馍馍，而我们吃的是玉米面粑粑。因此，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一定要考上大学，不为别的，就为能吃上大白蒸馍。而我这个梦想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和祝福。

杨陵的地势是台阶状，由北向南分为三个台阶。西农大老校区（即北校区）地处头道塬，杨陵老街道地处二道塬，渭河滩地是三道塬。西农路由北向南是一面大坡，似一把宝剑直插渭河岸边，其势其状雄浑壮观。

大道两边依次是西北农学院、陕西省农业学校、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三处、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水利学校、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

从杨陵镇回家走西农，“五台山”是必经之地。这个“五台山”不是山西的五台山，也不是山。西农在头道塬上，杨陵镇在二道塬，中间有个大坡，落差有几十米。所谓“五台山”，其实是由五组台阶组合，每组台阶有二三十级踏步。站在“五台山”顶，放眼远望，一条宽敞笔直的大道直通渭河岸，大道两旁是一溜两行的毛白杨，若在夏秋季，郁郁葱葱，蔚为壮观。西农路在杨陵，犹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西安的东大街。

20世纪70年代以前，杨陵只有这么一条像样的路。那时这条路没有被命名，由青石子铺就，由北向南，穿越陇海线，直达渭河岸边。关中平原多杨树，因此，西农路栽植了一溜两行毛白杨，这成为杨陵街道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小城住久了，人对季节更替的感觉颇显迟钝。冬天过去，春天几时来？只要看看西农路的毛白杨吐没吐穗子，如吐穗子了，那就是春天到了。一阵阵轻风吹过，白杨枝头吐出淡黄色有黏性的芽孢，一天天变大，最后钻出了有绒毛的红色绒花，像一条条胖乎乎的毛毛虫。不几天，“毛毛虫”脱落了，一片片叶子挂在树枝上，如同用油纸刻镂出来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杨挂满了叶子，叶片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密，最终织出一条林荫大道。

夏天到了，树叶渐渐地变成墨绿，有蝉在枝头鸣叫，先是一点点，随后是一片，鸣叫得令人心烦。有人循着树干在找蝉蜕，没想到收获颇丰，没一会儿手提袋就鼓起来了。说来也怪，杨树叶有风无风都哗哗响，却响得令人烦躁的心里泛起一片清凉。

伏天过去，秋天到了。骄阳的余威还未退去，绿荫下清风徐徐，给人平添了许多凉爽。学院的师生三五成群在树荫下漫步，笑语盈盈。

一伙农家半大小子拉着架子车去杨陵镇给生产队拉化肥。他们来到“五台山”前开始坐“滴滴车”。两辆架子车车辕交叉，一前一后地跑着。一人坐在中间把辕驾驶，其他人分坐在车厢或跨厢。其中一人猛推一把架子车，架子车便可以自动行驶。因坡长且陡，车子便越来越快，如飞驰一般。路上的行人见此情景纷纷让道，车上的小子们洒下一片笑声。

那个驾驶员就是在下。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如“滴滴车”翻倒在路沟，便会引起一片惊呼声。驾驶员和车上的“乘客”免不了擦伤胳膊碰破皮，他们爬起身，收拾好架子车，咧着嘴自嘲着……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和伙伴们常常会坐在“五台山”最高点极目远眺，那里空气清新，能见度极高；终南山如黛，山下缠绕着一条玉带，那就是渭河，从遥远的西山飘出来，又飘进东边的天边，令人浮想联翩。如今“五台山”依然存在，但台阶上的青砖已被换成了大理石，更美观了。可站在“五台山”朝南远眺，山不再青，天不再蓝，渭河似乎也消失了。唉，不说这些了，说我。

二

回到家通常都快下午两点了，母亲把饭给我在锅里热着。吃罢饭，母亲说缸里没面了，要我收拾粮食去磨面。

从学校回来，我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会计不脱产，白天干活儿，算账在晚上。我家门房前两年住过一个插队知青，去年插队知青返城了，门房就一直闲着。我收拾了一下，住了进去。晚上做账我不愿也不能打扰母亲的休息，可屋子的电灯线被老鼠咬断了，我想趁着下雨不出工，接上电灯线。我给母亲说，接好电灯线就去磨面，误不了明天做饭。

我家院子里有棵桶一般粗的核桃树，这棵核桃树是父亲栽的。前面说过，1934年修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园大多是征购我们村子的土地，用现在的话说，我们村的父老乡亲是失地农民。父亲那年二十三岁，正值人生的大好年华。学校搞基建，需要工人，村里一伙青年人便去建筑工地打工。父亲后来给我说，一天，他们去西农栽树，剩了几棵树苗，工头让他们拿回家去栽，他便带回来一棵手指粗的核桃树苗栽在院子。有道是：“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核桃得九年。”父亲栽树是为了儿孙，没想到这棵核桃树害了我。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父亲的意思，我的不幸完全是我的任性造成的。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我今生今世的命运。

连天的阴雨使树干长起了绿苔，又经雨水一浇，摸上去黏糊糊的，就像抹上了鼻涕一般，滑得像泥鳅。母亲说下雨树滑，等天晴了再接。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搬来梯子上了树。这是我这辈子干得最愚蠢的一件事。

我的愚蠢来源于我的倔强脾气，也来源于我的盲目自信。那年我十五岁，回乡务农。十五岁的我是队里的五分劳（青壮男子劳动一天记十工分），与同龄的几个伙伴比，我不是个庄稼汉好苗子，可比摔跤、打架，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不是我的身体比他们壮实，而是我身体灵活、出手迅捷，有点“动如脱兔”的意思。不是我自吹自擂，一次我们摔跤比赛，他们几个轮番上，都没赢过我。还有，他们没有我学历高，他们是小学学历，我是初中毕业，尽管初中我只上了一年。因此，我是娃娃头。说一件事，父亲那时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一天，队里的黑马患了胀气，兽医交代要牵马溜达溜达。父亲牵着黑马溜达了一上午，马的胀气还未解。午饭时我喊父亲吃饭，父亲把溜达黑马的任务临时交给了我。父亲回家去吃饭，我把黑马牵到一个碌碡跟前，站在碌碡上骑上了马背，连连加鞭，黑马便奔驰起来。跑了三四里地，黑马累得连拉带尿，竟然消了胀气。还有一次夏收碾场，一匹骡子突然受惊了，连连尥蹶子，吓得一场人乱叫。我也是有点儿傻，扑过去抱住骡子的脖子使劲地按。骡子又是尥蹶子又是甩头，我死活不松手。最终骡子了，乖乖地垂下了头。我不是自夸本事大，是说我那时有多么顽皮，身手有多么麻利。我自认为上树接个电线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