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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的母亲（第1页）

一

母亲的身世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谜。对于青年时代的母亲以及母亲娘家的亲友，我知道得少之又少。

母亲生于1914年农历二月初六，她的娘家在泾阳县王桥镇屈家村——泾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子。母亲曾对我说过，她的父亲排行老七，人称“韩老七”，在当地很有名。母亲说，她娘家家道殷实，有几十亩地，拴着一挂车（硬轱辘大车），农忙时节还雇着短工。那地方出产棉花，她家每年都种二十多亩棉花。可能因此，外婆给三个女儿起名金桃、银桃、碧桃。母亲是老大，叫金桃。到了秋季，棉花收获了，她们姊妹三个每天晚上都要熬夜剥棉花，熬得眼睛都困得睁不开，可外爷还不许她们睡觉。财东家的千金小姐为何远嫁到河南洛阳？我没有问过母亲，母亲也没有说，只是偶尔说过日本飞机轰炸洛阳时她钻过防空洞。

母亲是个有故事的人，可她从没把她的故事给我和两个姐姐说过。从她偶尔透露出的只言片语中我猜想过，父亲应该是母亲的第三任丈夫。父亲成过一次家，前妻因病亡故。父亲是怎样和母亲结为夫妻的，没人跟我说过；母亲又是怎样从泾阳嫁到了洛阳，又怎样从洛阳来到了杨陵，我不知道，也没人给我说起。母亲去世后，这成为永远的谜。为此，我很是恨自己。

1972年暑假（那年我上高二），母亲的堂弟——我的二舅来看望母亲。二舅说外爷年事已高，很是想念母亲，言外之意想让母亲回娘家看看。母亲说家里走不开，她走了没人给我做饭，让我代她去看望外爷，也好认认门，她百年之后我也就知道舅家门朝哪搭开着。两天后我随二舅去了母亲的娘家。

我和二舅先坐火车到咸阳，在咸阳倒去泾阳县城的汽车。汽车一路往北，途中二舅带我下了车。我看着道路两旁空旷的田野很是纳闷，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在这里下车？二舅看出我的心思，说先去我二姨家，下了这道塬，再走三里地就到了。

二姨家在礼泉县烽火村。烽火村那时很有名气，大队书记是当时的礼泉县委书记王保京，他是当时树立的典型，在陕西如同山西大寨的陈永贵。烽火村距外爷家只有四五里地，但隔着一条泾河。二姨来过我家多次，她的小儿子小我一岁。二姨见到我十分高兴，让二舅先回，非要留我在她家住下。

烽火村果然是模范村，梯田层层，庄稼长势喜人，有果园，有菜园，还有村办的工厂，令人羡慕。当时还是陕西文坛新秀的贾平凹、邹志安都在这里蹲过点体验生活，这都是后话。

在二姨家住了两天，姨表哥王忠成带我走了几家亲戚，第三天才带我去了与烽火村一河之隔的外爷家——屈家村。我见到了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爷。外爷见到我就格外高兴，那时他已经七十出头，话不多，看我总是笑眯眯的，十分慈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外爷。外婆还不老。听母亲说，她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现在的外婆是外爷后娶的，比我母亲还小一岁。母亲姊妹三人，在烽火村的是二姨，我的小姨不到三十岁就病逝了。舅舅是现在外婆的儿子，是个木匠，三十出头。外爷让舅舅带我去十里外的北屯看泾河大桥。那时的泾河大桥在当地是个宏伟的建筑。

舅舅借了辆自行车，他不会骑，我载着他和六岁的小表妹去看泾河大桥。泾河大桥在我眼里很是一般，但它是沟通泾阳和礼泉的交通要道，而且大桥两边都有集镇，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有很多，显得很是热闹。

母亲幼年丧母，自然内心很是伤痛，可她从没给我说过她的苦痛。

她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农村女孩一样，缠着足，没有进过学堂读书，尽管她家很富有。她的一生颇为曲折，也太多酸楚。她把这些酸楚深藏在心底，从不外露。

当时我很想问问外爷，母亲是怎样远嫁他乡的。因为我看到泾河岸边的村子都很富裕，村村都有果园、菜园，我的家乡远比不上这里呀。有语云：“金周至，银户县；富裕不过泾三原。”泾阳、三原可是关中的白菜心呀！

然而，我没有问外爷，至今我都十分懊悔。

那是我第一次去母亲的娘家——我的外爷家。而我的母亲自打有了我，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回过娘家。这都是我的罪过呀！

我在外爷家住了三天，临别时外爷让我把他的画像带给母亲。外爷说那张画像是一个画匠给他画的，收了十块钱。画像装在一个小镜框里，我仔细看，画匠的手艺真不错，画得跟照片似的。回到家，我把外爷的画像拿出来给母亲。母亲捧着外爷的画像久久地看着，喃喃地说：“爸老了，老了……”眼里泛起了莹莹的泪光。

二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绝大多数人的名字还不止一个。

我的父母亲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他们的父母给起的乳名，另一个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也就是所谓的官名，或叫作“大号”，亦叫“大名”。

我知道母亲的名字时已经读初中了。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放学回家刚走到家门口，会计何二哥大声喊我。我走了过去，他给了我两张选民证，一张写着父亲的名字，另一张写着“韩桂英”。我看着那张选民证先是一愣，随即就明白了，这张是母亲的。我急忙环顾四周，赶紧把选民证装进了衣兜。

我从来没听人叫过母亲的大名，长辈称呼她“绪林妈”，平辈人叫她十一嫂，晚辈人称呼她“十一娘”或“十一婶”。母亲的大名只写在户口登记册和选民证上，很少有人知道。成年之后，我常因此而为母亲感到不公。

母亲的乳名叫“金桃”，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是读高中时才知道的。那年收到舅舅的一封来信，抬头的称呼是“金桃姐”。听母亲讲，舅舅读书不多，只是小学毕业。信肯定是舅舅请人代写的，“金桃姐”三个字写得苍劲有力，很见功力，比我的字好多了。我给母亲念信，不知怎的念母亲的名字时我有点口涩，很不好意思，甚至脸都红了。我还偷眼看了一下母亲，母亲兴奋异常，脸上泛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

母亲的大名不知是她自己起的，还是别人给她起的，我没问过母亲，母亲也没给我说过，不得而知。中国妇女叫“桂英”的太多太多，我觉得母亲的大名有些俗了，远不如她的乳名好听。

前面说过，母亲的娘家在泾阳。母亲曾无数次地给我讲过她的娘家——泾河岸边的一个村子，土地平展肥沃，泾河水清亮清亮的，河中有小船荡悠悠；每年春、夏、秋三季，河边挤满了浣纱的小媳妇大姑娘，一片欢声笑语，笑声赛过银铃……母亲每每给我说起这些时，脸上就现出甜蜜的笑容，似乎回到了少女时代。我也完全被母亲的情绪感染了，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后来我去了一趟舅家，舅家是个好地方，但没有母亲给我描述的那么好，这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失望。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没有回过一次娘家。不是母亲不想回娘家，皆因家中贫寒所致。其实杨陵距舅家只有一百多里路，可父母亲辛劳一年却攒不下去舅家的盘缠。每年春节来临之际，母亲都要念叨回娘家看看，可家里的光景实在恓惶，拿不出路费，母亲的希望年年都化为泡影。我上中学那年，母亲信誓旦旦地说：“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回娘家一趟！”她憋足劲儿地纺线，纺完了自家的棉花又给别人纺，一个冬天下来积攒了二十块钱。母亲兴奋地说：“春节一过，初二就带你去泾阳舅家。”我便满怀希望地盼着过年。要知道，我长这么大还一次也没去过舅家，不知道舅家的门朝东还是朝西开。听母亲说去舅家要坐火车汽车哩，我还没坐过火车汽车，没有理由不高兴。可到了年底，父亲脸上布满了愁云。生产队年终算账分红，家里只分了十来块钱。父亲为过年发熬煎，“心怀叵测”地打母亲那点儿钱的主意。母亲看到父亲愁眉不展的样子，于心不忍，不等父亲开口就掏出钱来帮父亲度年关。父亲接过母亲的钱几分高兴几分愧疚地说：“明年我帮你一块儿攒，咱们一起去泾阳看望老人。”可到了年底，父亲手中还是没钱。年年都这样说，年年都不能成行。

父亲曾多次说，要让母亲光光鲜鲜回一次娘家，母亲也一直盼着这一天。可父亲直到病逝也未能让母亲实现这个心愿。

父亲去世后，我长大成人了，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让母亲风风光光回一趟娘家。我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可老天爷偏偏不照顾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一场飞来的横祸夺走了我的健康。外爷去世时，舅舅发来一封电报，母亲当时守在我的病床边而未能回娘家奔丧。每每念及此事，我心酸难忍，泪水潸然，痛责自己。我对不起外爷，更对不起母亲。

三

那年家里拆了老屋，搬家具时把母亲的纺车也搬了出来。孩子们都说那是个无用之物，要当作劈柴处理，被我拦住了。纺车是祖母留给母亲的，已近百年。掸去蒙在纺车上的尘土，摇把上深深地印着几道手印，那是母亲留下的……

记忆中，母亲一年四季都与纺车相伴。春日里，母亲沐浴在和暖的阳光中，手摇着纺车，轻哼着少女时代的曲儿。夏阳高照，母亲和村里的大娘大婶结伴坐在树荫下纺线，嗡嗡的纺车声伴着母亲她们朗朗的笑语，构成了村里一道绝妙的风景线。秋天阴雨绵绵，母亲坐在门道，纺车从清晨转到黄昏。冬夜漫漫，母亲坐在炕头，伴着父亲一明一灭的烟锅，纺车唱着催眠曲送我进入梦乡……

我儿时瞌睡多，入睡前母亲在油灯下摇纺车。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看到母亲还在纺线，似乎没动地方，我困惑地问母亲：“妈，你没睡？”

母亲眼里布满血丝，面带着慈祥的微笑，说：“妈睡咧。”

我又问：“我咋没见你睡呢？”

母亲笑着说：“妈瞌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