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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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哐当一拳砸在玻璃上，说，你就是这样当记者的吗？那你还真不如街头那个流浪汉！

只要他愤怒了，我的目标便可实现。我说，哥们儿，这是我们的职业要求，请你理解。不报道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帮我约到你老板。

杨威想了想说，记者都堕落到了这种不堪的地步，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他给了我他老板李大羊的电话，说，你自己联系吧，你是记者，凭你这么阴险和敬业，李总一定会接受你的采访的。

怎么说呢，当我把这个选题报给记者部主任钱正坤时，他激动得跳了起来。他亲自给我发了一支烟，说，老李啊，这个选题太好了，太吸引眼球了！你想啊，一个捡垃圾的女人与一个底层男同居，他们的年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这是多么好的卖点。暗访，跟拍，最好有图有真相。我在头版给你留一个整版。一个整版啊！你小子这回该出名了。这篇报道一出，咱们的报纸销量，咱们的网络点击率，咱们的广告也跟着哗哗上去了。老李你厉害啊！

至于另外一个选题嘛，也不错，但是比起底层男与拾荒女的故事，就很逊色了。见义勇为已经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了，人们都很忙，要是醉汉当街强暴拾荒女，那就很有看头了。我们可以发头版，可以谴责人们道德沦丧，可以考问人的良知。而遗憾的是这么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却没有发生。那个李老板要是晚出现一会儿，说不定就会发生惨绝人寰的事，那我们的报纸就会迎来哗哗的销量。

钱正坤说着说着就习惯性地摸了摸没长毛发的脑袋。他激动地在房间来回走动。他说，老李，这个题材可是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啊，一个记者终其一生，能写几篇可以傲视江湖的稿件啊？我确信，这个作品应该是你的成名作，是你记者生涯里程碑式的作品，你一定要写好，写得越精彩越好。你既要追踪现场，又要采访警察，还要采访醉汉、拾荒女和李老板。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有各界读者参与的讨论。讨论的题目就叫“面对强暴，你是挺身而出，还是就地旁观”。

旁观个屁啊！看着老钱亢奋得像是中了大奖似的，我说，你是要我写成下三烂的艳情故事吗？写成畸形的三角恋吗？难怪读者骂我们的报纸是地摊报、垃圾报、流氓报、狗仔报。

住口！领导勃然大怒。他不许我侮辱我们伟大的《华都报》，毕竟还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们。他说，这么好的题材你不要糟蹋了。你不写，别的记者也会写，他们也许比我们挖得还深呢。这个报道写不好，你本月的绩效就不用领了，高级记者也不用评了，你的年度考核要是不合格，记者这碗饭怕是吃不成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么多问题像一把把来路不明的暗器，直逼我的要穴。压力山大啊。我只好说，我没有说不写嘛，这么好的题材我怎么会不写呢？我几乎是撒着娇向领导说，这两个题材我都想写，我还想靠后一个作品得奖呢，我就差一个中国新闻奖了。

钱正坤拍拍我的肩膀说，这就对了，老李，你也不小了，是该出代表作的时候了，“８·１５”的辉煌已经永远地属于过去了，你要创造新的辉煌，不要一天没有个正形，像个猥琐的怪叔叔。

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边走边说，你是流氓呢还是我是流氓？

失去航向的河流

约了十几次后，李老板终于经受不了我厚颜无耻的骚扰，答应给我挤出宝贵的十分钟。我走进他豪华的办公室，看到十几个协会理事的牌匾挂了半边墙壁。但他委实节俭。他穿的袜子经常淘气地露出几个脚趾。他出差会把宾馆一次性洗漱用品作为礼物带给自己的下属。他唯一奢侈的是养了一只杜宾犬。他至今未婚。他没有丝毫绯闻。他简直就不是人。至今我还记得杨威描述李总时就像在描绘一个他不理解的怪物。我不喜欢你们《华都报》。李总直言不讳地说。当他听我夸耀自己报道过的“８·１５”大案时，他称赞我给记者这个行当保留了最后一点脸面。

我不甘心地说，张佳至今还没有落网呢，十几年来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传说他死了。

李总离开了大转椅，走到了落地窗前。他望着高空悬崖一样陡峭的楼群说，那个新闻我也看过，在所有报道“８·１５”案件的新闻里，你写得最客观了。那个少年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遗憾地说，我一直想采访那个少年，但那个少年也许死了。

十多年了，也许他变成了草木。

叹息一番，我们便约好了下次采访的主题。

再见到李总，是在时代广场顶层的星巴克。他取下了遮蔽着大半个脸的墨镜，喝着茶，讲述起他悲伤的过往。

我爸从造纸厂下岗后，每月领一二百块钱的生活费。他变得爱喝酒了，喝一斤五块钱的散装酒，喝醉了就打我当老师的妈，有时候也打我。一次他蹬着三轮车拉人，被交警逮住了。交警要没收三轮车，但是他死死抓着，既不交罚款，也不想让收车。僵持间，交警怒了，叫来了几个人，到底把三轮车扔到了卡车上。卡车上装满了三轮车。我爸突然钻到车底下，大喊着说警察打他了。交警把他从车底下拖出来，他死死抱住一个人的腿。我爸和交警起了严重的冲突。据说，那天我爸赤着上身走在大街上，没了眼镜的他跟瞎子一样走了一天一夜。他一边走一边念叨自己的三轮车。第二天天黑他才摸索到了家。他回到家就喝酒，喝了一塑料壶白酒。我妈劝他，交点罚款，把三轮车要回来就算了。全县查三轮车非法载人呢，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摆个摊子卖菜啊、修鞋啊，总会有一条活路的。我爸哭得很厉害，并不听我妈的劝。我爸曾经很骄傲啊，他是造纸厂的高级技工。哪台机器出了故障，只要他上手，就会变得很听话，拿他的话说，机器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听话哩。你没见过我爸，可帅了，拿现在的话说叫老帅哥。那个时候，他上班骑着自行车，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白手套，骑行在大街上，那个威风啊。我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工人，一名像爸爸那样受人尊敬的工人。我常常偷着骑我爸的自行车，模仿着他的样子，奔驰在大街上。我爸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妈，连大声呵斥都不曾有过。那天晚上，我妈说，少喝些吧，看你都喝成啥了，人家要收车，就让人家收吧，人家也是按规矩办事，而且又不是收你一个人的，你胳膊能拧过大腿吗？我爸把一口酒吐到我妈脸上，怒斥道，你也跟人家一个腔调，你跟人家什么关系啊？他骑在我妈身上，就脱我妈的衣服。我妈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他一边撕我妈的衣服，一边扇我妈的脸。我妈一声不吭，血从嘴角流出来。他也许没有看见暗处的我。他竟然解开了裤带。我捡起墙角的砖头，狠狠地砸在他头上。

血溅了我一脸。他从我妈的身上栽下来后就睡着了。他醒来后，已是第二天中午，他跪着给我妈道歉。我妈去上课了，我也去了学校。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爸穿着工作服，戴着白手套蓝帽子，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屋顶上。我爸死了，我妈的老师也当不成了。

满街上又跑着三轮摩的。我妈借钱买了一辆。她每天开着摩的去拉人。那天她病了，我便开着摩的去拉人。很不幸，我也被两个人拦住了。他们要没收车，还要罚款。我的身体死死护住车子。我们起了争执，争执之下，我还受了点伤。我的车子还是被他们没收了。

我被几个开三轮的送回家。我妈哭喊着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去交警队要了好几次车，他们谁都不理我。我实在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了，就跑了。这十多年，我卖过血，给人放过牛羊，下过煤窑，盗过墓，当过商贩，干过小偷。一个官员，她的肾坏死了，而我的肾恰好与她匹配，我便送给她，算是救了她一条命。在她的关照下，我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我轻松地拿到了一块地。那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第一桶金我赚了一千多万，但是落入我口袋的也就二三百万。你懂的。内幕就不便透露了。这些涉及隐私的内容你不要写，很敏感的。我每年捐钱的数目在二三百万。钱再多，也是纸。我是缺了一个肾的人。我没有后代。我就和一只狗在一起生活。你说生命对于我，意义在哪里？

你是柳镇人吗？

我突然的发问让李总措手不及。我辨析出了李总刻意包装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的柳镇方言。方言从出生就跟定了你，如同你从母体带出来的脐带，不管你的履历如何变化，不管你对自己的舌头进行何种改造，它就如同你的血液，永远融在你的身体中。

你是柳镇人吧？我又问了一句。

李总拿烟的手哆嗦了，只是一瞬，他就恢复了镇定，说，柳镇？柳镇在哪里啊？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的口音很像啊。虽然你说的是普通话，但我还是听出了你的柳镇口音。因为我是柳镇人。

你是柳镇人？李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一缕淡紫色的烟雾久久地徘徊在他的眼前，他深吸一口气，那缕烟雾就得了指令似的全部钻入了他的鼻腔。

是的。我出生在柳镇。我们柳镇的刘宗元你总该知道吧？那可是柳镇乃至洛城的一张名片呢。刘老师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呢。

刘老师我当然知道。他的书我全都看过。但他不是一个大作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过于随波逐流了。李总眯着眼，盯着嘴上吐着烟雾的雪茄，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方言是隐藏不了的。无论你如何伪装，那个宿命般的东西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你的舌头已经习惯了它的滋养。我认定了李总是柳镇人，但他为何不敢承认呢？莫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便丢掉了普通话，我又不是播音员，何必用蹩脚的普通话为难自己还污染别人的耳朵呢？柳镇的方言很土，像是深埋在地下的文物。我用柳镇方言和李总说话。我讲柳镇的饭食洋芋糊汤，我说酸菜就洋芋糊汤太好吃了，尤其用铁锅柴火做出来的洋芋糊汤，那才叫滋润肠胃的人间美食呢。我说柳镇的木耳那才叫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呢，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木耳架，下过雨，满架子的木耳争先恐后地长出来，像是无数孩子的耳朵。那空气清新湿润得能挤出水来，你吸一口，感觉肺跟清洗了一样。娃娃鱼你肯定见过吧？学名大鲵，哭起来像娃娃，柳镇的河里到处都是这种像娃娃的鱼呢。柳镇的变化太大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偏僻荒凉的样子了。

说着说着我就激动起来，我发现自己回到了柳镇，我听见李总咽唾沫的声响，我看到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在柳镇的大桥上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