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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出名得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19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离了军部在边境纠纷上暂时息事宁人的初衷，可当“要纲”被送交参谋本部时，却未遭到任何批驳。

关东军不是“朝鲜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非比寻常，一些高官显要，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看来，关东军的方案再不妥，也绝不能轻易打压，以免影响“皇军之花”的士气。更有稻田等人，张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寻找新的旗手，关东军的强硬姿态无疑投其所好，令他们击节叹赏，引为知音。

“要纲”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部队长们对“要纲”的实质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门罕便出事了。

燕子

诺门罕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诺门罕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诺门罕巡逻的“满洲国”部队是兴安北警备军，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伪军。不管内蒙古还是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为老祖宗，所以当蒙古边防军过河放牧时，北警备军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较真，可当贡布扎布换防上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贡布扎布只是个中尉骑兵连长，不过此君来头不小，乃是北警备军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当个人物。

1939年5月4日，蒙古边防军的士兵照常赶着马群过来放牧，旁若无人的样子顿时把贡布扎布给惹火了：怎么没人拦着，闹钟、公鸡都下岗了？

贡布扎布二话不说，下令朝正在过河的人马开枪。蒙古兵措手不及，丢下马群扭头就跑，一名少尉军官和士兵被俘虏。

蒙古边防军的指挥官一听大怒，当即率兵过河反击。骑兵们你冲过来，我冲过去，越冲越上火，这下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1939年5月12日，北警备军向海拉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说战斗已上升到团规模，总计有700名蒙古骑兵过河袭击，并占领了边防哨所。

机关一调查，蒙古骑兵的确再次过河，但并没有所称的700人，不过才60人左右。很明显，这是伪军在变着法请求“皇军”上场助阵。

对诺门罕事件的处理，海拉尔特务机关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建议：“诺门罕这个地方一向平静，又无任何军事价值，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

有没有必要，也不是咱们说了算，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未予理会，他将警备军的报告整理后，直接送呈第23师团处理。

1939年5月13日，第23师团长小松原收到了报告，当时他正召集部下们开会，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贯彻关东军总部下发的“要纲”。列席会议的还有参谋本部的稻田正纯等人，他们在海拉尔是为了搜集对苏作战的情报，以便充实乙案内容。

看完报告，小松原等人皆喜出望外：说要落实上级精神，这不正用得上吗？

“要纲”上说，师团长可以自行划定国境线。小松原就把“满洲国”与蒙古的疆界划在了哈拉哈河中线，以此作为标准，蒙古军毫无疑问属于“侵入国境”，完全可以动用武力解决。

小松原即将派出的是搜索队。搜索队由骑兵和轻型坦克组成，相当于一个合成化的骑兵联队，此前搜索队曾在诺门罕进行过侦察，对地形比较熟悉。

小松原从搜索队拨出一部分骑兵，加上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团，总共集合了700名骑兵，另外还配属了半个大队的日军步兵，从而组成搜索支队。为了保密，搜索支队于13日晚坐上汽车，悄悄地向诺门罕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