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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长成一棵树(第2页)

而在中篇小说《凤凰琴》基础上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则在下一届“茅奖”中榜上有名。看来,刘醒龙的“史诗”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来解读。而眼下,人们对刘醒龙最鲜明的印象,还是以《凤凰琴》为代表的“写实期”里的“写实”。作为当年《凤凰琴》的责任编辑,窃以为,《天行者》能荣获“茅盾文学奖”,这是对刘醒龙90年代写实功绩的一次反哺。

这是刘醒龙的“史诗期”。

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刘醒龙的个人文化生活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他由一位专业写作者,成了《芳草》文学杂志的主编;一件事是,他写起了毛笔字。他办刊物,办得很有特点和个性。打开《芳草》,有这样八个字:“汉语神韵,华文风骨。”这是刘醒龙定下的办刊宗旨。而刘醒龙的书法,圆润敦实,自有法度。笔画结构上不求规矩,而通体看来却心力充盈,气韵贯注。刘醒龙的生活显然在“人文化”。刘醒龙的创作也步入了“人文期”。

“蟠虺”是一个不常见的词语。读音要正确,得查字典,而了解它的含义,要上百度。“蟠,音盘;虺,音毁。蟠虺,意为屈曲的小蛇,是青铜器饰物形象之一。”刘醒龙自己是这样介绍的。

“蟠虺”这两个字是刘醒龙新长篇小说的名字。从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到现代地域上的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再到远古与当今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关联,刘醒龙的创作走出了一条从表及里、由浅入深、从今到古层层掘进、不断深化的创新之路。

选择“蟠虺”这个很生僻的词,作为长篇小说的名称,自有刘醒龙的用意在。“蟠虺”是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上的饰物,小说围绕着这一重器在当今的遭遇展开。一件古老的器物,能与今天发生联系,在于今天人们欲望的过度膨胀。正因为是国之重器,在小说中,权重者就想据为己有,护佑自己飞黄腾达;而谋利者,则不择手段,变本加厉。于是,围绕着对“曾侯乙尊盘”

的争夺,上演了一出多方势力参与、各种利益纠缠的闹剧。如何仿制,如何以假乱真、以真乱假,又如何护住神物,引出了盗墓者、仿制者、不法商人、青铜器鉴定专家和大小官员的好一番你争我斗。直到青铜器权威曾本之把真正的“曾侯乙尊盘”放进了省博物馆,这场戏方才谢幕。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情节性很强的小说。刘醒龙没想写出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他有意回避了有关青铜器的一些专业问题,而是着力呈现道德滑坡、欲望横行的现实情形,从而提出了人如何自持和把守的话题。《蟠虺》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两行字:“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与“蟠虺”相较,“时务”更能让人耳熟能详。

而“时务”出现在这部小说中,恰恰是“蟠虺”的反义词。在今天,我们的现实是太过于“时务”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刘醒龙为什么要用“蟠虺”做书名,是因为这两个字我们太陌生了,就如同正义感、道德感对有些人来说已然生疏一样。刘醒龙无疑是在借这个生僻的词警醒世人,同时也是在唤醒我们心目中对神圣、对崇高的敬畏和尊崇。

《蟠虺》有很好的立意,这是刘醒龙的现实思考所得。我个人不大满足的是,作品的重心是用说事来彰显立意,而没有更在意去如何塑造人物。读《蟠虺》,我总感觉刘醒龙与他笔下的人物存在着一些隔膜,如果我们能适意地走进这些人物的内心,就会产生更多的共情。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刘醒龙的写作,像是在精心制作一只风筝,并在倾心放飞着。这只风筝随着天空中的气流和风力在上下腾挪、左右抖动。他把它放出去收回来,收回来再放出去,含辛茹苦,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他陡然意识到在收放之中,还有扯动线绳的那么一双手的存在。正是这双手在不动声色的牵引中,源源不断地传递出秉性和风采、风骨和柔情。这双手其实就是故土。

很多年前,同样出生在鄂东这块土地上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曾经这样评价先贤庄子:庄子运用思想,与其是在寻求真理,毋宁说是在眺望故乡。闻一多说庄子时,不知道有没有夫子自道的成分,而此时的刘醒龙着实是开始了对故乡本土的深情回望。在回望之中,他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痛楚和牵扯,他写出了《抱着父亲回故乡》的著名散文。随后,他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黄冈秘卷》。

刘醒龙回望故乡,重返故土,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重写期。

重写,是对作家文学创作获得全身心触动后的形象表述。它不是颠覆、推倒重来,事实上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生活处境,都有其他时段不可替代的感受内容。它也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深化和升华,需要有不断增厚的人生积累和生命感触,更要等到一个特定的触点,找到一个难得的契机,过去已有的一切才会被洞穿、被唤醒,才会有深入骨髓的牵扯和撕裂,才会有灵魂出窍般的回瞻和反顾。这就是创作意义上的重写。

我们从大量的创作经验中发现,尽管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深浅不一、形态各异,但作家的每一次明显的创作进步,往往是基于新的经验和认知上的回望,其实更多是重写之功。

刘醒龙也不例外。按我个人的理解,刘醒龙的创作,至少经历过两次的重写。起步时期,他从故乡本土出发,受到时代文化潮流的触动,隐隐感应到自己生长生活的土地有一种“异香”的奇特存在。他没有来得及给这种“异香”找到更多的生活实感,但它是刘醒龙对生活本土认知在个人情怀上的最初发动。这里有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成分,可谓是气血之作。在写实时期,刘醒龙直接面对生活本土中的社会现实,从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着眼去呈现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这是他的第一次重写,意在感应、感召的前提下写出真相和事实。刘醒龙的文学功绩由此生成。在史诗时期,他的着眼点是历史与现实的血脉关系,这是他的第二次重写,是对生活本土的来龙去脉进行重新体认。而到了目前的回望和重返时期,刘醒龙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写。他结合了感应、感受和感念之上的层层递进,在气血相应、血肉相连、血脉相系的基础上,用切身的感思感怀去写与本土的血缘亲情,写出一块土地的血质和血性。一路走来,刘醒龙真正开始审视安身立命的故乡本土,探究它的本真和秉性。

在长篇小说《黄冈秘卷》里,刘醒龙依旧在使用自己的独门绝技:他把现实物象推到前台,做出特写效果,这便是人所共知的“黄冈秘卷”;他把生活细节推向历史纵深,要写出充溢在故乡本土上的人的品格和精神,这是另一部为人所不闻的“黄冈秘卷”。

现实中的“黄冈秘卷”太有名,这么多年参加过高考的学生都做过黄冈秘卷,它是高考的秘籍和宝典。提到黄冈这个地方,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它是黄冈秘卷的出生地。可以说,黄冈秘卷是当下人们认知黄冈的最鲜明的标识。小说从黄冈秘卷写起,很容易拉近读者与叙述本体的关联。这是刘醒龙在叙述策略上的考虑。而刘醒龙想让人们真正认识的却是藏在这张名片身后的另一部博大精深的“黄冈秘卷”。

在我看来,《黄冈秘卷》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父辈祖辈人生经历的回望,和在回望中对一方土地气质、品格的揭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才有可能通透地理解他人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味。作品写到了刘家大塆、林家大塆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遭际,写到了“我们的父亲”“王朤伯伯”等人的沧桑经历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操守。与刘醒龙的其他作品所不同的是,《黄冈秘卷》是从血缘亲情上切入,其所流露出的情感也就更为贴切、深挚。历史的外在呈现总是变动不居的,而潜藏在历史心灵深处的基因、血脉,从来都在生生不息。家国民族也从来如此。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更为包容、更为通脱地去看待、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醒龙对故乡本土的重写,实际上是对一方土地上的人生努力的重新发现和阐释,是对专属于一方土地的性格秉性和精神气质的张举和重塑。因此,《黄冈秘卷》中对“我们的父亲”等形象的塑造,可谓是我们理解历史、认知传承的一个典型文学范本。就刘醒龙的创作而言,《抱着父亲回故乡》完全可以与《黄冈秘卷》互读,前者可视为后者的导读和索引。

经过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刘醒龙把自己长成了一棵树。这棵树露出地表后,轻盈自在地沐浴着阳光雨露,感受着文学森林的微风细浪。这个树长得真是地方,那里山清水秀,文脉绵长,而且由于地处偏僻,生活贫困,它得以不受侵扰,自然生长,机敏早熟,自有风骨。路过森林的人,很容易辨识出这样一棵树。

这棵树应运而生,与势俱动,渐渐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这一天地里,有山村,有大塆,有天门口,有界岭小学,有茶园,有乡村教师,有村支书,有五驼子,有贫寒和清苦,有尘世烟火气。

出现在情景之中的,都是些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他们身份低微,生活困窘,却执拗不屈,刚直不折。这一方天地,呈现出了一个不发达地区百姓生活的现实图景。这样一个现实图景,引发了不同生活处境的人们的内心触动。在展现这些现实的生活场景和生命内容之后,这棵树把根须探入更深的泥土里,要去领略历史的厚重,探寻一方天地的生存秘密。它用功甚勤,用力甚猛,让不明就里的人多少有些诧异。它当然也感受到了身边涌动的浮尘躁气,它甚至索性要翻出一件久远的藏品,看看它在今天现实中的成色模样和相较之下的世道人心。等到把这些都做好了,它发现有一件细小微弱的物什在不经意扯动自己的心脏肺腑,它用自己特有的灵敏感触知晓了那是故土伸出的一双手。这双手绵柔无力,且断且续,似有若无,但从来没有在某一天里显得这么强横刚硬,直把人逼迫到生命的出处。从本土出发的风筝飘得再高远,总有会伏在地上憩息的时候。用刘醒龙自己的话说:再伟大的人回到故乡都是孙子。故乡不仅是故乡,乡土不单是乡土,这是人生出发地,更是精神再生处。与其说刘醒龙在长成一棵树,不如说他在不断锻造、提炼一棵树所拥有的魂魄和精神。

三十多年来,这棵树随着生活场景的不断变化,用感知和觉悟去迎候着新的生活内容。它从来没有放下跟随时代和生活的脚步,并且在不断刻下清晰可辨的年轮。它接纳着一方天地的万千气象,因应着浮尘俗世的烟火气息,传递着生命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的那一束束星火光亮。

刘醒龙用一棵树的站立姿势,见证着风过雨去、人来人往。

他就是这样的一棵树。

写于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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