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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另一张“阿波罗14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上打高尔夫球的著名照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剪切、粘贴”痕迹，它是由很多张不同的照片拼凑而成。这张照片无论怎么看都似乎不可能：两个宇航员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拍摄的，身后还有登月舱（没有自动静物照相机，那会是谁拍摄的？从哪儿拍的？）这张拼凑的照片被识别出来之后，也很快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

甚至前面提到的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巴兹·奥尔德林的那张，一开始为了出版也改过。只要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表的那张与最原始的那张简单地比对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张“经典”版本的照片两边都裁剪了，而且在顶部添加了大块黑色的太空。

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了达到宣传目的，不排除篡改收藏的影像记录可能。问题是，如果它可能发生过两次或三次，那为什么就不会有四次或五次——或者更多呢？

其他观点和问题

月球骗局假说不断受到主流媒体攻击。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观点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也引发了强烈的震惊和愤怒。一系列的登月活动真的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吗？还是这种想法很疯狂荒诞？在这两种极端的想法中间有没有一个妥协的地带？

值得思考的是，隐藏在大小不等的各种登月骗局之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些任务真的就绝对没有发生过？登月的雄心是因为飞船技术难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挫败了吗？毕竟，在地球上训练时，并非所有的登月舱都运行成功，有一次失误差点要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命。在阿波罗1号失火（造成3名宇航员死亡）之后，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如果再有宇航员死亡的话，那就是不可接受的灾难，因此便有了B计划——演一出戏——的想法。

或者相反，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说的那样，他们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实现其目标，但因为X射线和宇宙辐射无法拍摄照片原因，未能带回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需要仓促设立工作室制作“备份”材料？有实验模仿月球上极冷或极热的条件，而且还模拟了月球上完全无辐射过滤的效果，结果表明，胶片在这些条件下不可能被保存下来。即使低轨道的国际空间站也是将其拍摄的IMAX（最大化图片）胶卷保存在厚厚的铅匣子里，但在阿波罗飞船上看不到这类保存措施，它们可是远远超出了地球的保护带的。

在整个骗局中，没有人怀疑火箭是否发射——那是不可否认的，公众都看到了发射场景——但火箭上是否有人；如果有，他们真正是去哪里，这是争论的主题。这些宇航员会不会在地球轨道上转了几天，或只是在发射之后就悄悄坠落下来，后来又出现在新闻招待会上？那些对整个事情经过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除了胶卷保存的效果之外，如果这些宇航员真的去了月球，那他们自己则暴露在大量辐射之下，会受到致命的影响。然而，与常人一样，这些月球探访者似乎都没有患癌症的迹象。

有些人甚至对令人印象深刻的“土星五号”火箭所携带的重物质量提出质疑，质疑还包括从发射残骸的颜色到技术参数等等。同样，人们关注到散落在太空中的推进器残骸的一些很有趣的异常现象。因为用的是同样的燃料，所有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探险都明显发出同样的光晕。

可以设想，当阿波罗登月舱的顶部从月球表面上升时，火箭理应是全速推进的，但阿波罗照片中却看不到这样明显的光晕。

登月的告密者？

就所有上述确实让人惊奇的观点而言，史上还存在有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任务更大的谎言吗？成千上万优秀的人才参与其中设计了这些任务，很显然，他们有美好的愿望，而且坚信这一切都将成为可能，那这么多人会轻易被人操控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想尽一切办法设计一个有六次任务的骗局呢？要知道，次数越多，被曝光的危险越大。有些真相寻求人士会辩称，那当然是一步一步地曝光的——因此这种阴谋论很是引人注目。甚至有人暗示说，那些被迫参与这起骗局的人很不安，他们的确偷偷地留下一些线索，等后人及时地去揭开骗局，人们现在正在分析挖掘这些线索。那些制造骗局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连如此重大的事情也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是有时宇航员也会说出一些意外的话，这往往被解读为他们在不满时有意无意地留下的线索，这些线索可能是说话人精心设计的。比如，阿波罗12号的皮特·康拉德，在谈到太阳时使用一些非常夸张的说法，说它“像有人用一个明亮的聚光灯在照射你的手”！

为什么没有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公开揭露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骗局？

有人一直反驳说，事实上只需要少数几个同谋者就可以捏造一个工作室计划，然后保密（正如彼得·海姆斯1977年的那部虚构的登陆火星任务电影《摩羯星一号》一样）。在任务开始之前，非常逼真的一些模拟月球景观是用来训练的，这也很容易成为后来照相的道具。只需一个小小的摄像组，一两个主管部门，再支付一些钱，发几个誓或加以威胁，就有可能使这些事情成为秘密，仅为几个人知晓。另一方面，如果整个登月任务彻底为一个真实骗局的话，也可能从匿名工作室搞一个现场直播，事先精巧的设计完全可以使人认为任务控制合理，工作人员协作，而且信号来自月球。如实际情况一样，设置在全球各地的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站承担着月球信号传输的任务。

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会认为，对研究项目提出质疑的做法不明智，而对阿波罗第一阶段推进能力提出质疑的两个工作人员的结局都不妙，这也许是为什么没有人揭穿谎言的原因。维吉尔·格里森是位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原本是安排第一个登月的，但他对登月技术十分怀疑，并公开向媒体表示对这个项目可行性的质疑。他也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他的妻子甚至还接到过警告，有人企图要他的命。巧合的是，1967年格里森死于“阿波罗1号”训练中。当时富氧的驾驶舱起火导致发射台大火，还有另外两位航天员也送了命。更奇怪的是，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当时已是工程师的斯科特·格里森，在检查太空舱残骸时发现，有人蓄意制造电气故障而引发了火灾，遂公开向媒体宣布，他的父亲系遭人谋杀。

同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检查员托马斯·罗纳德·巴伦认定在整个阿波罗计划中存在难以接受的技术失误——在他看来，这威胁到这个计划的实施。但他的调查也没了下文，因为他和全家人都死于一次车祸——非常蹊跷，私家车竟与火车对面相撞。他全部的500页报告一直没有出版。这些可疑的意外让其他人再也不想对阿波罗计划的缺陷做过多关注了。

悬而未决的问题

几乎登月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人提出疑问，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列举。争辩的双方都存在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如果这是一个骗局，为什么要连续执行六次任务（如果算上“阿波罗13号”的那次夭折的任务的话，应该是七次。）？要知道，就连一次任务的保密都存在很大风险。是他们希望总有一次能让世人相信才重复这样做吗？或者这些持续的冒险只是公关的需要——利用登月计划的幌子将财政预算源源不断地偷偷投入到军事项目中去吗？毫无疑问，近太空探索大部分具有军事目的，现在在我们头顶上，有越来越多的间谍卫星和实验武器在地球上空绕行，只不过没有公布而已。

然而，与常见的阴谋论不同，有人提出，在阿波罗之前，事实上就已经有个秘密且成功的太空计划，而且已经正常运行多年。但因为目的邪恶，所以其所取得的很多结果都没有公布于众。（1977年，英国独立电视台的纪录片《第三选择》对这件事做了调查。）看来这个观点原本打算提供一些东西让我们高兴高兴，但所提供的东西远没有惊人的现实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观点认为，真正在月球上找到的证据是不能给人看的，它会揭示有外星人造访地球、正在从地球卫星呈上观察我们这一不可否认的现象（见第七章）。而且，一直声称这将给人类带来惊喜，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什么突然终止了登月的计划了呢？

近些年来，我们定期听到了很多有关登月的信息，有些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甚至商业企业，但为什么都是些模糊未实现的方案？尽管有一些秘密计划，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前辈们不能做，但我们现在就有能力做吗？还是人类飞跃太空所需要的技术至今仍未达到，因此而犹豫不决？所有这一切皆有可能，非这区区几页纸所能尽数——看来互联网对于这件事情又要讨论一段时间了。

尘埃落定

这个经典的阴谋论，虽饱受诟病，却历久弥新，然而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亲自去过那儿，要想就人类到底有没有真的去过月球的问题下定论似乎没有可能，或许某一天有位公正的人会做到。然而这个事件果真如此让人难以释怀吗？现在看来，只能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提供的实物和那些标志性照片来解决问题了。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

据我们所知，至少关于登月的某些传言还是有些证据的，有些也许比想象的还要强。无疑，那种认为这种阴谋论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说法是不公平的。

耍这样一个把戏会带来哪些恶果，这是要思考发掘的，因为这对许多其他领域意义颇多。有人不愿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历史性登月事件没有发生，那会怎样？无论如何，民意调查显示，怀疑者越来越多。之前的章节也明确提到，有很多惊天骗局的案例尽管在当时归于平静，但在现在却受到众人审视。对于历史上越来越多需要质疑的事件，人们越来越关注，这无疑会鼓励人们寻求真相。真相虽然潜伏，但是它却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第三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基解密、议员报销、电话窃听和其他主要事件

削弱的当局政府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极大地损毁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使人们对很多诸如登月之类重大的事件都产生了质疑，那么此后几十年来揭示出的一些其他事件可能还会有哪些累积效应呢？尤其是自九一一以来，至少在西方社会，源源不断发生的事件进一步侵蚀了公众对于政客们的信任，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该事件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世人不再相信官方所做的报道。

美国在九一一之后发起的“反恐战争”，使恐惧感和爱国主义在许多领域都黯然失色，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公民权利，催生了具有多米诺效应的一系列中东战争，极大破坏了人们对政府的敬畏之情，而且情况愈演愈烈。

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奥萨马·本·拉登已经被官方确定为九一一案的主犯——虽然一直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但是阿富汗战争旨在将他绳之以法，并且要削弱来自基地组织恐怖的危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合理性。但是当战争以很牵强的理由向其他国家扩展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伊拉克——一个无疑由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国家，在2002年前后，陷入了战火之中，文明受到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普遍感到不安。事实上，所谓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说法几乎站不住脚。人们觉得，发动这次战争的主要因素是石油和西方帝国主义，而不是对恐怖主义的担忧。阴谋理论家们也再次从中闻到了“世界新秩序”计划的气味。

在世界各地，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规模之大，已经多年未见，因为这样，所以显然需要提供更多的理由，以说服民众。仅仅是侯赛因反人权的统治这一理由还不够，企图创建美好世界的愿望也未能操纵民意（有很多其他的没有石油的国家受压迫的情况更糟），于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便开始寻求老套的手段——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吹响了战争的号角。这一次为了避免再用伪装事件，他们捏造了一个“情报”（现在看来有点无耻），声称有情报显示萨达姆准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45分钟时间内就可以部署打击西方国家，可能是化学武器，也可能是核武器。

至于这个证据，对于民众来说当然非常敏感，所以不能公布。但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已经足够改变美国和英国民众的看法了，因而赞同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到2003年3月已经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这场导致几千人（大部分是伊拉克人）伤亡战争的结果却令人沮丧，使战争本身黯然失色。几乎连一个使其恢复重建的计划都没有制订，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充满内讧的蛮荒之地，战后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疾病、饥饿和宗派混战。许多研究“世界新秩序”的理论家认为，这掩盖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建立一个软弱的伊拉克政权，这样就可以在该地区更自由地实行宏伟的“世界新秩序”计划。

无论是真的无能还是预先设计好的，让公众大为震惊的是，随着对“解放”后的伊拉克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人们逐渐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对伊战争的主要借口——并不存在。更糟糕的是，人们很快发现，当时那些重要情报是编造出来的；更可笑的是，它是来自互联网上某个学生为了哗众取宠的一篇论文。托尼·布莱尔和他的首席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似乎要对事件负主要责任。最终以情报失误为由将这个事件搪塞过去，但是很少有人对此买账，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这次战争造成的破坏实在代价太大，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言。

甚至在濒临战争的时刻，有些知名度很高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还在试图暗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不可能存在，其中有个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叫戴维·凯利博士，还曾经到BBC电台表达了他的担忧。可是布莱尔政府攻击凯利，说他与此事毫不相干，结果凯利不堪其辱，不久就自杀身亡了。事情果真如此吗？大多数人们更相信凯利有可能被暗杀，因为他是一个很危险的而且有发言权的知情人（见第五章）。

显然他们希望有一场战争，不论证据如何，专家的意见也好，投票人的意见也好，能发动战争就行。尽管现在同情萨达姆侯赛因命运的人不多（他最终被逮到，2006年被伊拉克法律处死），但是赞同布莱尔和布什的人也寥寥无几，这两人在英国被普遍认为是说谎者和战争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