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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伪装阴谋（第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索取了大量赔款，这给德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幻想破灭，生活极度贫困。这却给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法西斯主义者解决问题的方式浅显易懂，抨击时政言辞犀利。果然，到1933年，集幻想破灭的老兵、被判刑的暴动者、反犹太分子、自封为国家的救世主等各种身份于一身的阿道夫·希特勒，带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在执政联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开始时他仍没拥有终极的权力。让纳粹走上至高无上权力顶峰的是掩藏在军国主义和社会秩序华丽外衣下的无情恐吓：希特勒在同年的一月宣誓就任总理。但是，纳粹党期望通过《授权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自行制定规章代替法律，这将使总理具有凌驾于德意志帝国国会之上的绝对权力，不过这也遇到了正义力量的阻挠，尤其是共产党的反对。《授权法》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生效，如果没有事件催化的话，对于只在国会中持32%议席的纳粹党来说，要想通过这个法案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次意外事件却使该法案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1933年2月27日凌晨，柏林的德意志帝国大厦发生了一场火灾。

大火很快吞噬了大厦的主体结构并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建筑物内部，警察逮捕了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很快，共产党四个主要领导人被逮捕。纳粹党的舆论宣传将情况定性为，纵火显然只是第一阶段，标志着共产党人想要威胁破坏国家稳定，颠覆国会。紧急法案几乎立即生效，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拘捕共产党人，本来就已经衰微的民主权利似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共产党不仅被挤出内阁，同时也淡出政坛，这使得纳粹党赢得了其孜孜以求的地位。阿道夫·希特勒毫无阻碍地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

关于国会纵火案人们一直有疑问，它是纳粹党的阴谋操纵，还是共产党的密谋？如果残酷迫害不可避免，那为什么共产党要牺牲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事实上，现在“火烧国会大厦”成为让“受委屈”一方受益的阴谋手法的代名词，而且已经成为阴谋论的主题了。

对于这一切，尽管纳粹党臭名昭著，不太可能引起别人对他们的信任，但是却没有完全的证据表明他们对火灾负有责任。人人都知道了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是纵火犯，虽然他这样做的确出人意料。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至少可能与纵火案有牵连。其他被告在审判后都无罪释放，而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据在现场的一位英国记者说，希特勒视察被烧毁的国会大厦时，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表现得很茫然，不知道这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据说从电话中得知纵火消息的时候不相信是真的。这些人物生性狡诈，善于欺骗，他们这些表演也不能洗脱嫌疑，但至于是谁煽动这个事件，人们还是提出了很多疑问。

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是支持纳粹的懦夫，还是只是一个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如纳粹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共产党一个不很明智、不善密谋的马前卒？据说，为了使火烧得更快更大，有一大群纵火犯肯定已经到了纵火现场，而且使用可自燃的燃烧弹。有些研究者认为，从现存于莫斯科的盖世太保档案中获取的线索表明，纳粹对大火负有直接责任，但有人持怀疑态度。假如这的确是一起伪造事件，当然也不一定就说明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这是“世界新秩序”始作俑者所为，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那纳粹党却不知不觉地成了密谋方案的受益者，这个方案旨在提升纳粹地位，让欧洲当时冲突的局面继续下去。不管是哪种说法，这场大火对于希特勒来说无疑都是礼物，他形容是“从天上来的神迹”。德国因此陷入长十多年的独裁统治而不能自拔。

有趣的是，尽管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主流都认为纳粹应该对国会纵火案负主要责任。然而对于如九一一事件使用了类似的伪装的政治暴行的说法，尽管有更确凿的证据，仍被媒体嗤之为疯狂的妄想，当然这也是因为目前自由仍然存在诸多限制。而且社会受大众的“好人”和“坏人”标签的思维模式影响很大，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受影响。

然而有时操纵冲突、引起世界大事件的潜在的密谋未必总需要事先计划。

第三节美国“自由”号

1967年6月5日至10日，中东地区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冲突发生，史上称为“六日战争”，以色列为冲突一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为另一方。以色列决定，与其被动等待，不如先发制人，发动空袭打击其阿拉伯邻国，这样可以让犹太人占上风，拖住敌人以确保胜利。

然而，在众多关于战争的复杂争议中——至今仍然引起分歧——有个事件尤为突出，在阴谋论研究中也尤为显眼。这个事件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大多数寻求事件真相的人认为这是最具现代特点的一次伪装阴谋尝试。

1967年6月8日，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海军技术研究船“自由”号在西奈半岛北部的国际水域巡航。按官方说法，美国在“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地位，但尽管如此，它仍在监控战事进程。那天早上，几架以色列战机飞越“自由”号上空，船上所有人都认为其美国船的标志清晰可见。然而，大约2点钟后，这艘船突然遭到了以色列军队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攻击——的确是武装攻击。先是幻影战斗机用各种致命的武器轰炸甲板——包括凝固汽油弹——随后三艘鱼雷船抵达该海域并进攻“自由”号。一开始“自由”号无法确定谁在攻击他们，而且这艘船没有配备大型武器，所以它只能用机关枪回击。但以色列发射了五颗鱼雷，其中一颗击中了船，洞穿了船上的研究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艘船随后还受到炮火的攻击。幸运的是，“自由”号没有沉没，要不是另外四颗鱼雷打偏了，它肯定已经沉没了。

在这次意外事件中，34名美国船员死亡，171人受伤，船体受损严重。罪责无可推脱，以色列很快就向美国当局表示了道歉，声称这完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收到的情报让他们误以为“自由”号研究船是一艘埃及军舰，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冒险，所以就果断采取了行动。以色列很快就有了补偿措施，而且两国开始举行了多轮外交。尽管很多美国高层军事人员和政要均表现出疑虑，总统林登·B。

约翰逊还是很快就接受了以色列的道歉，而且还表现出想让整个事件尽快成为过去的意愿。有趣的是，约翰逊在后来的自传中，对“自由”号事件只是一笔带过；而让人不解的是，甚至事件伤亡数字与真实数字相比也大幅降低，好像在故意降低该事件的严重性。

然而，其他人不同意以色列提供的解释，尤其是“自由”号上幸存下来的大部分船员仍然相信，以色列军队肯定清楚地知道是艘美国船。

阴谋论者一直认为这次袭击企图使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的国际危机，只不过是搞砸了而已。它是一次拙劣的尝试，企图升级当地的战争（如果是一次严重的战争），使其变成一次国际危机。不过，虽然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军方，普遍支持以色列人对事件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由”号退伍军人协会却坚持认为这是伪装欺诈，并且一直要求做更彻底的调查而奔波。

大型军事冲突中经常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友军交火”的悲剧和灾难性的情报错误，那将“自由”号事件视为误伤案例会遭遇到哪些反对意见呢？

船员们认为以色列人肯定能识别“自由”号的美国船身份。事实是，在攻击发生前几个小时，以色列飞机做过几次低空飞行——飞机飞得很低，噪声将船上的设施震得沙沙作响。有些人说飞机飞过时看到飞行员甚至向甲板船员挥手。记录显示，清晰可见的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而且船上还有清晰的英文标记，这与阿拉伯字母截然不同，但以色列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些。以色列的鱼雷艇，至少接近“自由”号时也应该意识到这不是一艘埃及的军舰。

可以确定的是，在攻击前至少有一位以色列飞行员报告说这是艘美国船，位于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拦截到了这一无线电信息——然而，以色列仍下令战机开火。以色列已经暗示，即使涉事的飞行员和海军船长知道船是美国人的，他们的情报可能没有及时告知指挥系统，因此未能及时阻止攻击，但这种说法受到了很多调查结果的质疑。

以色列空军常采用的一种战斗技术就是，应用信号干扰设备阻止目标的紧急信息传输。“自由”号船上的记录显示，在遭受攻击时也遇到这种情况。但只有敌方频率被精确锁定后，才能进行这种干扰，而这需要攻击前做大量的信号监测。美国海军的每一艘船为了防止干扰一直使用单独的传输频率，“自由”号船的传输频率事先一定被监听、分析而且被准确锁定了，否则不可能发生干扰。很多研究者都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看作证据，足以证明“意外”假说不能成立，以色列指挥官应该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朝谁开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对信号干扰的问题做出回应。

人们在其他方面也对官方的解释版本提出疑问，单就“自由”号巡航的速度也不可能被看作是一艘军舰。以色列情报部门据说比对了早晨低空飞行时侦察到的“自由”号船图像和国际军用舰船（简氏战斗舰艇）的数据。以色列声称其联系了在特拉维夫的美国海军武官核实“自由”号的身份，得知在该区域没有任何美国船只，因此认为攻击的必然是一艘埃及入侵者的船只。但是美国人却否认以色列曾有过这样的联系，似乎是有一方在说谎。这就让人怀疑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美国人中有股潜在势力，出于自身邪恶的目的希望“自由”号受到攻击（和“卢西塔尼亚”号一样），他们秘密操纵着“自由”号，使其陷入易受攻击的境地，要么是以色列人在说谎，以掩盖其纵容攻击的行为。

然而为什么以色列要对其忠实的盟友发起攻击呢？有好几种观点。

一种假说认为，“自由”号搜索到的通信显示，以色列计划通过戈兰高地进入叙利亚，如果美国“自由”号无意中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叙利亚，那以色列就会失去偷袭的优势。证据表明，对戈兰高地的攻击（这是以色列人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越早越好，不过美国反对这一行动），本应该推迟到“自由”号研究船受攻击之后，这样攻击行动就可以不受监控如期进行。

另一种说法是，以色列人要屠杀埃及战俘，可能已经由以色列国防部队（IDF）当日在西奈半岛北部埃尔阿里什小镇上执行完毕，但以色列人急于隐瞒这一事件。这样的暴行——以色列国防部完全不承认——一定会激怒国际社会，因此以色列需要道义上的支持。“自由”号的无线电监控可能已经监听到了这个消息，因此非常有必要让这艘船保持中立，不参与其中。虽然大屠杀一直未被证实，也没有出现杀人凶手，但是2008年在相关区域却发现了埋有30具埃及士兵尸体的乱葬岗，这很可能就来自于1967年。

然而，“自由”号事件背后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一个观点是：这个事件通过击沉舰船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嫁祸于埃及，其中存在一种将局部冲突升格为反对埃及的国际化战争的企图。以色列要取得胜利，完全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但“六日战争”中这个事件的影响远非如此，任何有损于敌手声誉的事情对于以色列的持久安全都不无裨益。

当然，不管是哪种说法，美国情报部门都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因为“世界新秩序”理论并未过时，一些人就认为这一事件是“氰化物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悄悄扩充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让美国在中东有个更强的立足点，以阻止苏联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从这一观点看，“自由”号就是美国提供的必要牺牲品。据说，这个事件的初衷是要将苏联——而不是埃及——卷入其中，或许意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种反对的观点值得关注，如果让全球局势紧张是其真正动机的话，那从本质上看，这次攻击的确是场严重的失误。如果要执行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以左右世界舆论就需要更多证据了，比如船体完全被毁坏，无一人生还，这样才会使人对攻击者身份产生怀疑。可是，为什么“自由”号没有沉没，而且大部分船员还是幸存下来了呢？也许，以色列的飞行员对他们任务的真正目的已有怀疑，或者他们至少在怀疑这次任务的正当性，他们总不能将怒火发泄在他们的盟友——几乎是手无寸铁的美国人身上。为什么对一艘已经重创的研究船，五颗鱼雷中有四颗都没有击中它？是不是攻击中的漫不经心无意中使命令的意图打了折扣？如果攻击的确是打算让这艘船沉没以引发更大的反响的话，那可能是军事上的无所作为，也可能是前线士兵不情愿，让这个行动的效果大打折扣了。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次行动仅仅是为了削弱“自由”号研究船侦测信号的能力，那打击力度应该有所节制才说得通。有人也可能说，以色列不应该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而是可以向最亲密的盟友解释它的计划，但是，如果华盛顿不支持它制定的战略，那以色列就没有机会可言了。

不管攻击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其中肯定是有某种目的的。据“自由”号上的船员说，攻击机上什么标记也没有。幸存者说他们登救生筏时有鱼雷船攻击他们，企图将他们消灭殆尽，不过执行得似乎不彻底。

但是，如果这些船只清楚地涂有以色列标志，这又说明不是每个参与攻击“自由”号的人在执行相同的计划——否则，为什么不将鱼雷艇伪装起来，并且将所有人都消除，让人和船永远消失在波涛之下，岂不更干脆？

不论是何种原因，没有摧毁“自由”号研究船，就说明肯定及时做了计划调整。有些人说因为需要重新规划“世界新秩序”，以色列此时就放弃了由美国人支持的入侵埃及的计划。

毫无疑问，在“自由”号神秘事件中仍然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但是，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阴谋在起作用，除非你相信以色列人的说法，即这是一次不幸的失误。不过承认这种说法也就意味着你对很多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人云亦云。

尽管有约翰逊总统的默许，事件发生时，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科显然不相信官方的结论，他写道：我对以色列的解释一直不满意。他们不断攻击，就是要击沉“自由”号，根本不是什么意外攻击或某个当地指挥官乱开火。我们通过外交渠道拒绝接受他们的解释，我至今也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这次袭击真让人忍无可忍。

许多其他官员也有类似的观点。随后美国海军军事法庭在袭击发生之后匆忙开庭，并草草做出结论，说这极有可能是一起“身份识别失误”的事件，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听证会如果不是公然掩饰，那就是在隐瞒什么东西。大多数官方的质询未能找出一些关键证据，也没有听取以色列方面的陈述——这显然非常重要——也没有确定罪责归属，因此庭审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