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居延新简责寇恩事的几个问题（第1页）

初仕宾　肖亢达

居延新出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9页，图三七～四○，30～31页《责寇恩事》释文。《文物》1978年1期。]，乃是当时边塞一件财物诉讼案的原始档案，全册三十六枚木简，一千七百余字，记述案件始末和审理判决十分详尽，对补充、研究汉代法律和司法程序等，具有重要价值。此册的资料发表时，已有人专文论及[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肖亢达：《责寇恩事册略考》。《文物》1978年1期。]，读后颇受启发，但对某些内容的理解，似还可商榷。今择文再分述几个问题，并兼谈一点不同看法。

起因和案情

综观全文，此案的基本情节约如下述：

先是建武二年十二月，客民寇恩受甲渠候（秩比六百石）雇佣运鱼去偗得出售，议定付工钱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须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未卖至此数，卖掉作工钱的牛才凑足三十二万，还欠八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值一万五千六百，扣发其子为已捕鱼的工钱二十石谷值钱八万，又赖掉他为妻子买米肉所支的九千钱，这样两相抵较，粟君等于从寇恩手中拿去十万四千六百钱，理应再退出二万四千六百钱才是。可是粟君却于次年十二月向居延县告发寇恩欠牛不还，引起这场诉讼。粟君既占便宜又输理，反而主动告状，这点颇耐人寻味。估计两人在案前已经发生讨要争执，粟君的移书县廷，纯属于反诬之辞。

此册有“不相当谷廿石”一语，极易被误解是粟君告寇恩欠债廿石谷（见《文物》1978年1期30～31页简20、28、31。下同）。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在牛而不是谷，册文已明言粟君原有两条等价的牛，原定的工钱是黄牛，只因粟君诱说，寇恩才临时换作黑牛（简7、8、9）。粟君于是就趁机诬告寇恩取“僦价用（黄）牛一头”，“又借（黑）牛一头（简29）”，“因卖，不肯归以所得僦直（黄）牛，偿不相当廿石”。寇恩不服，据实自辩：“取黑牛去，留黄牛，非从粟君借牛”（简9、10），“不当予粟君牛，不相当谷廿石”（简20、28、31）。这就是说，一方诬说取走二牛，应还一牛；一方承认只取走一牛，不应还牛。寇恩的“不相当谷廿石”，意为没得够捕鱼工钱廿石，而粟君的“偿不相当谷廿石”，指这笔工钱不能抵偿所谓牛价六十石的损失。二语看来区别不大，实际却针锋相对，这正如“牛已决，不当予粟君牛”是对“不肯归以所得僦直牛”的驳斥一样。所以，案中并不存在一个廿石谷的问题。真象是，粟君一面狡猾地回避欠债，一面又奸诈地反控寇恩欠他一头值六十石的牛。如果不这样解释，册中的各种情节就变得杂乱而胡涂了。退一步说，诉讼双方的理由不会相同，试想粟君所告和寇恩承认的都是“不相当谷廿石”，官司从何讼起？粟君又何以被判有罪呢？

全案的审理过程

此册的几个文书，分属于案件的不同环节，其审理过程，有人为文已作概述[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肖亢达：《责寇恩事册略考》。《文物》1978年1期。]。今钩稽此册内容与组合，试列全案进程如下：

1．建武三年十二月三日以前，粟君致书居延县廷，告发寇恩（简1）。

2．县廷将粟君书批移都乡，命令就近审讯寇恩，并呈报爰书和结论（简1）。

3．十二月三日（乙卯）都乡啬夫宫首次审讯寇恩，得爰书之一（简1～20，简称乙卯书）。“召恩诣乡”的召，此谓法庭传讯。

4．之后，都乡啬夫宫向县呈报乙卯书，并报告：“恩辞不与候书相应”（据简30）。

5．县廷将乙卯等书批移甲渠候官。

6．粟君不服，再次奏告到居延都尉府，并提出去都乡“爰书是正”（简30）。

7．府批转粟君奏记，并下文县廷，命令“明处更详验问”，报告结论（简30、31）。

8．县廷再批转府令，候书至都乡。

9．十二月十六日（戊辰），宫二次传讯、审问寇恩，得爰书之二（简21～28，简称戊辰书）[此书与乙卯书有所不同，详见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文物》1978年1期。]。

10．十九日（辛未），都乡向县廷呈报戊辰书，并报告（简29～32，简称辛未书），坚持原结论不变。

11．县廷约向都尉府呈报了此次审讯结果。

12．县廷约再接到府的批覆。

13．二十七日（己卯），县廷将戊辰、辛未书批转甲渠候官，并下达判决（简33～35，简称己卯书），论处粟君“政不直”罪，命令执行治裁。

14．治裁粟君。

以上是此案审讯的基本经过，除11、12属于推测，其余据简文及出土地点判断，前后按时间排列，共经十三、四道手续，为时约一月。

此册约分两次到达甲渠候官。乙卯书先到，戊辰、辛未和己卯三书同时后到。全案结束时，还将有关案卷合编归档保存，缀以卷宗显要的36号揭签，这与该册内容和简制、书法，以及出土时分作两篇（两行在内，木札在外）卷裹在一起的实况相符。

从册文看，粟君是连告两次，府、县两次下文，都乡审讯了两次，故寇恩的口供为乙卯、戊辰书两篇。乙卯、戊辰是验问之日而不是向上级呈移的日期。都乡于验问后向县廷呈移文书也是两次，首次应在乙卯、戊辰之间，第二次即辛未日。辛未书乃是呈移戊辰书的文书，在戊辰验问后第三日，它缺乏乙卯、戊辰验问爰书的基本内容、格式，不是又一次验问，称之第三次验问或第三次验问的“复问”皆不妥。

这里要重点谈谈辛未书，此书是解决全案疑窦的钥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行文事由，皆为上级来文摘引：

1．县廷首次下文及粟君书的内容，即简29、30，“廷移甲渠候书曰……治决言”一段。

2．县廷二次下文对都乡首次验问结论的引述和看法，即简30“前言解廷邮书曰：‘恩辞不与候书相应’，疑非实”。译成现在的话说：你前次报告说粟君的控告与寇恩口供不合，恐怕不属实。所谓前言解廷邮书，即都乡通过邮置发送县廷的前次文书，当指呈移乙卯书的文书无疑。此书虽不存，原因亦不明，但由此确知“恩辞不与候书相应”决为都乡的第一次结论，而“疑非实”，是县廷对此结论的怀疑，因为都乡两次验问一无抵触，故此种怀疑非出之县廷莫属。是县廷本来同意乙卯验问，现在看到粟君又告到府，于是就动摇了。

3．县廷二次下文中粟君奏记府的大意和府的批示，见筒31“今候奏记府”一段。

书的第二部分为正文，包括对戊辰书的概述，肯定寇恩不欠债、不应退牛、未得够工钱诸点。此处须注意：册中的寇恩是坚持讨要工钱余额的。而粟君未去都乡，也不打算退赔车器等。那么，“粟君用恩器物弊败，今欲归恩，不肯受”一段话，就只能是啬夫宫的意见和寇恩的态度了。他大概原想把赃物退还寇恩，使双方就此了事。

还有一点是，此书与戊辰书均为一次制成的“两行”宽筒，并系一人手笔。第33简“右爰书”形制近似己卯书，其与旁近之31、32、34诸简皆被虫蛀，概因原编次相联所致。右，指戊辰、辛未（乙卯虽系爰书，但因分两部分，故不包括在此内）二书，一是验问口供，即自证爰书，一是案验结论，合称爰书。如将它排在戊辰、辛未书中间，名目、简制皆不合，且两侧诸简（27、28和29、30）完好无损，唯此枚蛀痕斑斑，似颇偛蹊。

此册的“府”，应指居延都尉府为是。

虽然按史载西汉至东汉建武六年以前，边郡太守治下的都尉、县两个系统，都尉系统不理民事。此后，都尉亦分县治民[参见《汉旧仪》、《后汉书·百官志》。]。但新出居延简表明，至迟在建武二、三年，居延都尉即脱离张掖太守而直辖于河西大将军府，下领居延县并治理民政。同时，居延县也兼理军事司法[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图版六《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等]。居延都尉治居延县，甲渠候官距县、府七十至八十汉里[居延简89·24，及“官去府七十里”（EPS4T2·8）]，都乡当在县治郭下[《日知录》都乡：“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四地相距不远，故乙卯至己卯二十四日内，文书得以往来数次。如为太守府，距居延县千余汉里，以当时邮书一时行十里计，往返一次净需十二、三昼夜[“居延呜沙里家去太守府千六十三里”（EPT50·10，部分）。据简231·2，邮书每时当行十里。汉每昼夜约十八时，见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考古学报》1965年2期。]。乙卯、戊辰书相隔十二天，辛未己卯书仅隔九天，其间都有从居延报府和等待批覆的步骤，其它批移手续尚不计在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册中的“府”非居延都尉府莫属，对“府”的考订，可补史籍之不足。

验问之前辨告法律的程序

此册“先以证……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一段文辞，居延简中屡见不鲜。如“先以证不言请出入”（7、20，38、27，甲59），“侴初里曹定国二人，先以证财物不以实律辨侴证所言也，如爰书”（EJT21、239），“先以证不请律辨告，乃验问”（EPT52、417），“谨先以不当得告诬人律辨告”（EJT21、59）等。这是一句表示履行某种司法程序的公文例辞，意为：已经向犯者讲明（关于案情、审讯的）某某律，然后审讯得爰书。具录此语，既是验问爰书程式的要求，又表明此次审讯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目前对这段文辞的认识很有分歧。首先对简中“夫”字有“先”、“无”、“夫”三种释法[《居延汉简甲编》甲59，释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商务·1949）或释先，133。2简曾释“无”，1960年台北版更改为“夫”。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释“无”，《文物》1978年1期。]。按此字释无、夫皆误，先秦之“無”字，在近年所出马王堆、银雀山古书中确已简化作“无”，但居延简自有具体情况，且先、无二字形近易淆，似应据文义加以审别为是。先是时间概念，“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释作司法证据，用作联系下文，意为证实违反某律云云；一种则据《说文》：“证，告也”，亦联系下文，意为告之某律。这两种解释，此处当以释告为是，如按第一种解释，因居延简凡属验问、口供的，都屡见此语，很少例外，极难设想所有案件在验前对被告（或原告）已先有证据，若果真能做到先有证据，证实违反某律（事实上从此册可知被告寇恩无罪），尽可据此判罪，了结此案，何须反复爰书验问。故“先以证”，意即先以告，即先告之下接的某律，细审“先以证……辨告，乃爰书验问”。此段文辞。“证（告）”之下接律文，是在该次审讯过程中向案犯宣告的。而对律文之辨告，是在该次审讯之末，随后笔录口供（即爰书验问）之前进行的，故后紧接案犯之辞（即口供，详《说文通训定声》）。先后次序不同，故此类文辞完整的，都是前者用“證”，接着是“辨告”，继后即“乃爰书验问，某辞曰”。表明以上律文是分两次告喻犯者。“辨告”为司法用语，《汉书·高帝纪》：“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注：“辨告者，分辨义理以晓喻之”。故“辨告”之含义和要求比前一“证（即告）”更深一层，故两者尚有不同。其义为审判官（即此册之啬夫宫）表明此次爰书是按法律程序，先告之与案情有关之某律，继之又曾对上述诸律向案犯详细解释，晓以律文之利害关系等等录成的。故从上引此段文辞看，其主格为司法官吏，宾格是某某之律。乃，对先而言，作而后解，先告，辨告某律，再审讯验问录成爰书，语义贯通无违。居延的早中期简中不见用“無”，多以“毋”字代替，如毋状、毋害等等。其字至王莽末、东汉初年稍多，但均不简化作“无”。全部居延简也不见一例作“无以证”的，可证此字非“无”。

其次，或曰“无以证”独立成句，相当于说此案无证据，或谓此语乃原告无证之否辞。此二说亦难成立。根据前述理由，极难设想所有案件全无证据，或原告全被否定。此册啬夫仅只审讯寇恩，无权判决粟君，即使可判，何以在辛未书中不见？又乙卯、戊辰书末曰“皆证（按同一释法作证据解）也，如爰书”，佐证此案甚有证据，如再书“无以证”，岂非自相矛盾。

司法吏辨告的律文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有关案情的律条，如前述财讼、诬人等条，各分别称引相应律文。一是与司法程序有关，如“辞已定……”、“不言请出入”之类，故各种案件均需使用。以上两种，徐苹芳先生已有论述[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肖亢达：《责寇恩事册略考》。《文物》1978年1期。]。还有一种是犯者违犯上两种规定应负何种法律责任的律文，如“罪‘反罪’”等。这些，我们在后文还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