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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琅何羌与小月氏、卢水胡

简文：

28．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候十二人。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琅何羌□□疆藏□□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末皆罢。当舍传者，从者，如律令。（Ⅰ。TO210③:6）

按此简极其重要，准确分析，当为驿置交通使用的传致、过所文书。神爵二年十一月，由敦煌太守快（与《赵充国传》宣帝神爵元年六月进军治所言敦煌太守为同一人）发令，特派守属吏护送牢羌、琅何羌候共十二人，乘二乘传车晋谒皇帝所在之处。“□□羌候”，准下文可补“琅何”二字。“琅何羌□□藏□□”，所缺或为琅何羌候之种姓、名字。“行在所”即在行所在，一般指皇帝居住处。“二乘传”，《汉书·高帝纪》注如淳引律曰“四马高足为置传，曰马中足为弛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又平帝纪注如淳引律云：“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车二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按，综合诸记载，驿置之传车有驾一马轺车、二马轺车和分别驾上、中、下等各四马的置、弛、乘传。后者速度极快，故“急者乘一乘传”，所谓四马谓乘。二乘传、即入匹马的传车，可轮驾车，速度更快。司马相如持节论蜀郡，弛四乘传。征昌邑王赴长安乘七乘传，俱见本传。也可以理解为四套、七套驾四马的传车。又据制度，乘传必须持木传信，参封。其实物，居延甲渠候官第四隧遗址曾出土两枚，形如棨戟，横木两端各一印匣一封，中央立木有匣一封，[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障隧遗址和新出土简牍文物》，载《文物》1978年1月。]是为三封。

按赵充国传言“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又“羌候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但悬泉简却作“琅何”，仅一字之差，反映出不同的褒贬态度。前者是班固修史的修辞，后者则是西汉郡守文书实录，一个琅字比狼字显出了天壤之别。

赵充国称狼何为羌，又说他是小月氏种，可谓知其根底。《史》、《汉》西域、大宛传，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在匈奴冒顿、老上单于时，被迫西迁，其“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后汉书》西羌传，附载“湟中月氏胡”，记述月氏被羌人同化甚详，“依诸羌居止，遂与其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大种有七，胜兵九千，分在湟中、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月氏胡逐渐羌化而融入羌人社会是经历一段历程的。大月氏被匈奴击来西走，约在元前200年左右，其小股遗民散落河西、西域南山间。《汉书·功臣表》武帝元封四年、五年分别封小月氏右苴王稽谷姑、小月氏王杆者为鞮兹侯和瓡言聂侯，仍保留其种姓称号。但又50年后即宣帝时，小月氏种狼何的一支已变称羌侯，并参加羌人叛乱，而同时期屯驻鄯善、伊循的长水校尉所率婼羌、小月氏兵，却属平叛的力量。可见小月氏处于演变、分化之中。简28表明战争结束后的琅何羌未被当作敌人。而是朝廷团结争取的对象。

约西汉末王莽时，小月氏力量渐强。其中，杂居张掖南山、卢水的，受辖于张掖属国，为割据河西的窦融所用。后汉书《窦融传》说“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建武八年，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步骑数万，助刘秀统一陇右。居延破城子出土建武三年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令《勿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册，即指居住卢水（张掖羌谷水）的小月氏胡。秦胡，指秦时河西原住民月氏胡。秦胡卢水土民，乃卢水胡名称之滥觞初始，亦即前述羌虏（胡）小月氏。后来，据《窦固传》，永平十六年固与耿忠率张掖、酒泉、敦煌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塞击匈奴呼衍王，依然依靠这支精悍的民族军队。

约东汉初期明帝时，河西南山的小月氏又向湟水迁徙发展。《西羌传》建武末、永平初，烧何羌因卢水胡来侵而请求内附可证。烧何羌为烧当羌近种，分布浩亹水左右。湟水流域的卢水胡，又名“湟中月氏胡”、“湟中胡”、“湟中义从羌胡”、“秦胡”、“湟中秦胡”等等，见西羌、邓训、段颖诸传。他们已经彻底羌化，融入羌人社会。但和其他小月氏一样，其亦羌亦胡的种族特性，及经常“首施两端”的政治态度，使他们与羌人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较少参加羌族反乱，大多数情况下是平叛的主力，为政府所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掖南山的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了北凉政权。传统的说法是蒙逊祖先曾任匈奴左且渠官，因以官位为姓氏。但《宋书·大且渠蒙逊传》曰：“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蒙逊）世居卢水，为豪酋“。故姓氏沮渠也可能来源于羌人职官。关于卢水胡的族属，过去颇有争议，有匈奴说、月氏说、杂胡说诸家。准确分析，卢水胡乃是小月氏而羌化[作者过去曾主张卢水胡为小月氏，见初世宾：《秦人秦胡蠡测》，载《考古》1983年3期。]。疑小月氏曾降匈奴而任其且渠之官，并不等于是匈奴人。同样，世居卢水，与羌人为伍并羌化，也不等于是羌人。

以上是小月氏在阳关西南的狼何羌、在张掖南的卢水胡、在湟中的月氏胡的大概。

七、牢羌

简28中的牢羌，地位、待遇与琅何羌相同，又同时同地出发诣皇帝所在，这表明它与小月氏种的狼何羌关系密切，二者驻领地相去不远，也在敦煌附近。又敦煌为汉代朝廷驿置交通系统之最西端，据悬泉汉简，凡往来玉门、阳关之西域诸国使臣、官吏、贵人，皆持朝廷诏令或西域都护之传致过所，在敦煌交接。此处牢羌、琅何羌候乘传东行，亦由太守安排自敦煌起身，故牢羌亦应在敦煌两关以西某地。

《西羌传》永初七年夏，马贤、候霸“扼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安定曾安置烧当、先零降羌。烧当羌胁从有滇零者，为先零别种，其子零昌，而牢羌为零昌“别部”，其与滇零、先零、烧当羌等显然并非新近同种。也由它处迁徒而来。此牢羌与简30之牢羌显然是同一种羌，但后者较之早出百七十余年，也是关于牢羌的最早记载。

据前诸点，疑“牢羌”在罗布泊附近。《水经注》卷二数次引述《释氏西域记》言，汉之“楼兰”，西域语为“牢兰”，又西域语罗布泊为“罗布”（LOP、LOB）。玄奘《大唐西域记》，自且末向东北千里为“纳缚波”，即楼兰故国。斯坦因于若羌东北之米兰遗址古堡发掘之8~9世纪吐蕃文书，大量出现“纳布（NAB）”一词。字头辅音I、N可转换，尾缀轻唇辅音P、B在转译时或省略，故“牢羌”或为“牟兰羌”、“罗布羌”之省译。《水经注》又云：“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羌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过去学界或以姜赖之墟为羌人故地，而郦道元以为是胡国。此种亦羌亦胡的现象，恰恰是小月氏的特征。牢羌，很可能和琅何羌同族。

按汉之南山（祁连、阿尔金山、昆仑），为古代羌、胡两大氏族集团地域之分野。沿南山东西，正是秦汉时月氏生息、西迁及所遗小月氏与南山羌人的结合地带。罗布泊正当其中间连接部，为河西、青海（羌中）、西域南—北道路的出入要冲，也是青藏高原与漠北蒙古在古代的南北向捷径。东起河湟，经青海（鲜水）、柴达木、出阳关西南的婼羌西行，在西域南道南侧山前之地，据前书《西域传》，过不当道之西夜、蒲梨、依耐、无雷等“羌氐行国”，越葱岭，亦可抵大月氏。又小宛、乌托、移支等国亦颇似羌人。后书《西域传》西夜相接有“德若”，俗同。这条并行于河西、西域大道的辅线，所过皆羌人居住和游牧的地区，我曾考证它是张骞首次通西域时发现的，称之“羌中道”，在宣帝神爵平羌战争中开通[见初世宾：《羌中道小议》，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张骞在大月氏探悉此路，所谓“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后为匈奴所得。”（《汉书·张骞传》）羌中指今青海省境内。我们推测他翻越葱岭，沿昆仑山下诸羌氐小国，约到达婼羌、罗布泊一带，再被匈奴捕获。

《赵充国传》说，在河西走廊被汉军占领、严密防守的情况之下，匈奴赴羌中勾结联络，只能“道从沙阴地”（漠北），“出盐泽”（罗布泊），“过长阬”（柴达木盆地），“入穷水塞南”（张掖属国南塞之一，约在羌谷水上游），“抵属国与先零相直”（即金城郡及属国地）。又神爵二年匈奴在右地日逐王降汉，都护郑吉发西域诸国兵五万迎之，“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二十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见《汉书·郑吉传》。]。河曲在黄河“逢留大河”以上，即今青海贵德县西。日逐王属地在新疆哈密北之巴里坤、蒲类泽一带，何以得行青海境内河曲地，而不走河西道！？我曾认为郑吉与日逐王自敦煌南下入羌中并经河曲而抵金城。选择此路线，乃是为了避开当时河西匈奴正欲大举进攻的紧急形势。《释粹》发表后，披露二枚简文与此事有关：

简文：

29．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悬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Ⅰ。T0309③:167）

30。三食，食三升。按广德所将御□禀食悬泉，而出食，解何？

（Ⅰ。TO210③:168）

以上二简为一册之物，言广德七人迎送匈奴日逐王，本已在悬泉置领受了食粮，到了广至县七人又领受一次共计六斗三升；重领了口粮。或者本应在悬泉置领受口粮，而广至却发给，上级查问这是为什么！？从简文看，日逐王是进了玉门关，经敦煌置，遮要置、悬泉置、鱼离置和广至置的。而郑吉传所指路线不会有误。故敦煌郡广至县处，必有南下交通羌中的道路。拙文曾论述过这个问题，特补记于此。这一情况，也与前文述羌人欲自南籍端水（疏勒河上游昌马河），广至县南塞入侵敦煌是相符的。迎送日逐王，派遣了悬泉厩佐带领六名“助御”即车夫助手，可知车队较大。但为何在广至进食三次，颇令人费解。

八、婼羌

首见于《汉书·西域传》，位于阳关西南，距离最近而不当孔道，与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渠勒、于阗等国接壤。学界或以此认为记载有误，婼羌不可能东近阳关、西接于阗。实际上，《汉书》所记不错，应理解成其游牧领地东西绵亘较长，僻处西域南山之下，惟其王帐距阳关较近而已。

视婼羌之名，当属羌人。婼系种姓，不是地名。其音近“狼何”连读，而字头辅音R、N、L可互换转。它与小月氏种狼何羌都在阳关西南，疑是狼何近种，可能也是羌化了的小月氏。前书西域、匈奴传皆曰“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平帝元始时有王名“唐兜”，颜师古注：“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又“为其去胡而来降汉，故以为王号”，可见政治态度是倾向于汉朝廷的。但“去胡来”非音译，乃仿照“归义”而自拟之号，因讹传而汉译为“去胡来”，颇不伦不类。此为《汉书》不经所致。唐兜，与简23之羌王唐调，仅一字之差。平帝时，因羌中东部赤水羌侵扰而告急，西域都护但钦不救，求守玉门关又不获准，千余人遂亡降匈奴，后被王莽引渡回来残害。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鱼豢《魏略》引《西戎传》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这里所说的，正是前文所言婼羌以西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分布的所谓“羌氐行国”。这是西域南山的小月氏和羌。

总之，在河西、西域的南山地区，东起河湟、西抵葱岭，沿河西祁连山、西域昆仑山麓，存在一道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特殊地带，其特点是小月氏与羌的紧密结合与同化，其著名于史的代表性种族有湟中羌胡、卢水胡、琅何羌、牢羌、婼羌等。以张掖为主的卢水胡，保持民族特性和传承颇久，其他的小月氏，则逐渐被化没于羌人之中。

九、对宣帝神爵平羌战争的一点补充

两汉羌乱原因，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西汉之开拓西部，必然遭遇胡羌联盟抵抗，与东汉的郡县豪强掠夺欺凌而激起羌变，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据赵充国传、西羌传，武帝元鼎五年西羌首次发难即勾结匈奴。后元时，先零、匈奴、小月氏相互计谋夺河西而共有之。昭帝之设金城郡，欲再隔羌胡，阻堵羌人北出河湟。而宣帝元康四年，匈奴使者又潜入羌中，先零、罕幵羌解仇盟誓；阳关西南狼何羌遣使去匈奴借兵，欲断西域鄯善之道；罕幵万人离开住地，屯聚鲜水（青海湖），欲寇酒泉、敦煌；先零则东出湟水临羌至浩亹，杀掠金城、陇西。骑都尉义渠安国将三千骑兵试图进击，在浩亹大败，退守令居，时为神爵元年春天。这是敦煌羌人叛乱的大致形势背景。

该年四月，将军赵充国率万骑自金城奔袭湟水至临羌。简23“闰月庚子”，《释粹》考证为神爵元年闰四月。时罕幵羌万余已经聚集青海湖一带，而赵充国抵达前线则刚一月，逼近敦煌、酒泉的羌人将反未反，塞上警备空气骤变，这与赵充国本传所述完全吻合，旧出敦煌简亦可作证：

简文：

31．制诏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发酒泉郡。其假候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嘱太守，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候望，毋（TⅥb。i。289）

32．……陷陈却适者，赐黄金十斤。□□元年五月辛未下。（TⅥb。i。125）

此二简，为斯坦因在凌胡隧（编号TⅥb）所出。王国维认为是一枚简析裂为二，乃宣帝神爵元年五月末所下诏书，命令酒泉太守辛武贤屯兵进军剿羌，但在拜武贤为破羌将军之前[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七《敦煌汉简跋》，《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其实，此诏书与“进军”无涉，只因形势危急，才从敦煌调二千戍卒至酒泉，加强防守，堵截羌人北上，此视简文即明。又王国维说简文的长吏为“长吏”，而劳干先生以为是县令、长、尉[见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一，四川石印本，1944年。]，两说似皆可商榷。该制诏是说，二千戍卒须按军吏秩品，由太守督察，候、司马、千人等长吏率屯各要害，依险坚壁，候望防范。一郡之长史才一人，县令长等依制度又不干预军事，故知此长吏非军吏莫属。二千甲卒，编制数相当于一至二校尉。每一校尉的下属，一般不少于五营部曲[汉兵制军阵，据文献及汉简约为“五五制”，如大将军统辖前后左右将军，连同自身中军共为五军。每一将军亦统辖前后左右连同自身的五部校尉、都尉；而都尉、校尉亦下辖前后左右中五部曲候、司马、千人；再下为前后左右中五材长之体制，基本如此。]，校尉的下属军假司马、千人、候等，才是领兵长吏。

以上是四月、五月、六月，以羌作战的方略上出现争执。宣帝误信辛武贤之上书，拜其为破羌将军，诏令辛及敦煌太守南下，长水校尉婼羌、月氏兵东进，令赵充国西进，三方面于七月廿二日会合歼灭罕幵羌于青海湖北。赵充国则以为先零为首恶，罕幵乃胁从，当先歼先零，不可“释有罪而诛无辜”。经他力陈再三，宣帝始允准赵充国遂于七月出兵击溃先零羌于湟南、河曲间。军至罕幵地、令军毋烧聚落、畜牧、田禾，敦煌、酒泉的罕幵羌叛兵闻汉军善待其家乡妻子，“竟不烦兵而下“。据此可推断，前引敦煌郡南塞诸寇盗反乱的羌人当属罕幵羌，其原居地在青海省中部。平羌战争主战场在青海省东部，而不论敦煌、酒泉，形势虽急，但尚未爆发激战。此点，文献、简牍所述非常一致。

前引之《羌归何怨诬羌驴掌谋反事》册（简20~22），所涉“谋反”事，很明显与神爵时平叛羌乱有关。册中的归何为敦煌南塞外原住民，诬言新迁徒而来的驴掌犯谋反罪，故由此推测驴掌等为鲜水迁来敦煌、酒泉之罕幵羌。去年案发而今年处理，其中归何是先告抢劫、后告谋反罪。所以，这个“今年”多半是神爵元年无疑。否则，文献记载与出土简牍决不至如此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