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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调整时期（第2页）

石嘴山市京剧团当时的水平与全国其他院团相比毫不逊色。演员们在舞台上文武双全，不少当年的青年演员至今还能活跃在舞台上，这既与老师们的精心培育分不开，也与当年艰苦环境的磨炼分不开。当年的石嘴山生活十分艰苦，下去演出就更苦了。白芨沟一下雪路就不通，一封山就是数天。

有时下去演出，如果突降大雪，演员们就只能等到雪化路通时才能回来。

当年除了演戏，演职人员还须承担繁重的劳动任务，学工、学农，与工农打成一片，为石嘴山的建设添砖加瓦。“学工”的内容是全团赶赴红果子参加一座工厂的建设，历时3个月，从挖土方开始，直到浇筑混凝土，盖起厂房。“学农”则是参加石嘴山市庙台“百机会战”，平田整地，全部用人工，小块田变大块田，整好土地再用机耕，也是长达数月。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劳动之余他们依然坚持练功习武，爬杆、练单双杠、摔跤等。

这就是当时年轻演员们的业余文化生活，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演员们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其乐无穷。

李鸣盛的儿子李鸣也在其中。李鸣说，在石嘴山市京剧团那段时间，他在个人“练私功”方面首先得益于班世超、蔡宝华、王天柱、沈志广、刘元鹏等老师的指教，他们对自己的帮助都很大，毕生难忘。除了父亲之外，在他们身上都受益颇多。李鸣之所以到今天还能够活跃在舞台上，与这些老师的指教分不开，正是在石嘴山12年的历练，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基础。

二、学习榜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活跃着一支支精悍的文艺队伍，叫“乌兰牧骑”。“乌兰”是蒙语，意为“红色”；“牧骑”，即为牧民服务，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队。乌兰牧骑的队员多是来自草原的农牧民，队伍精悍，队员都是一专多能，节目多为自编自演，以反映农牧民生活为主。演出之外，乌兰牧骑还是农牧民的宣传工作队、文艺辅导队、生活服务队。

乌兰牧骑深入基层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体现了我党一贯提倡的文艺“二为”方向，广大农牧民交口称赞。1964年，文化部大力表彰了内蒙古的乌兰牧骑工作队，并号召全国文艺界向他们学习，使文化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各地以优秀文艺人才组成演出队，深入工农兵当中，进行文艺演出和革命思想的宣传，达到既丰富人们文化生活，又使文艺工作者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双重目的。

石嘴山市很快落实学习乌兰牧骑的工作。1965年9月，正式成立文化工作宣传队。该宣传队由石嘴山市京剧团抽出14人组成，除去队长王和霖外，其余13人全部是青年演职人员。

论条件，文化工作队比石嘴山市京剧团又要差上许多。10月1日，文化工作宣传队正式下乡，他们以两辆排子车为运输工具，拉上全部家当：一辆车载道具，另一辆车载工作人员的行李。至于人，从队长到队员一律是换着拉车，随车步行。

五六十年前的宁夏城乡家庭，没有录像机、电视机，就连收音机都算是奢侈品。特别是农村，农民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每年春节期间自己组织社火，极少数农村有土戏台，大多也是自娱自乐。而大多数专业剧团则以城市为主要演出场所，这样，在基层生活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生活就比较匮乏。

为此，当地农民十分欢迎乌兰牧骑式的文化工作队。

王和霖率领文化工作队到达石嘴山市郊区的西永固村演出，他们拉着排子车刚刚走到村头，农民们就欢天喜地迎了上来，帮着演职人员推车、拿行李。工作队员分散住进老乡家中，行李一放下，工作队员就拿起家什，为老乡扫院子、挑水，有理发技术的田嘉福、裴宝章还拿出工具，为农民义务理发。善良的农民高兴得泪花在眼圈里打转，他们双手捧着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白面馍馍，送给工作队员。

演出开始，14名演员全体上场，演出了京剧清唱和折子戏。青年演员田嘉福唱哑了嗓子还不肯休息；武生演员冯庆礼在简陋的舞台上翻出一连串高难度的跟头；丑角演员刘连伦不仅演出曲艺节目，还兼乐队的铙钯；王和霖也抽出空隙，负责敲小锣，整个工作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演出中。

然而，工作队十分卖力的演出，仅仅换来观众稀稀拉拉的掌声，台下气氛远不如在市内演出那样热烈。青年演员们有的为此困惑不解，有的则垂头丧气，因为以前他们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王和霖把队员们召集在煤油灯下，深入浅出地分析原因，启发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演出有些冷场。又带领大家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大家豁然开朗，明白了“我们人虽然到了农村，可节目还是城里演的节目，这就难怪人家冷淡我们了”。于是，大家讨论该编排些什么新节目。

随后，十几个人深入群众挖掘素材，抓紧时间创作适合农村演出、农民喜闻乐见的各种节目。

很快，工作队的节目内容变了。除保留部分传统经典节目之外，工作队根据当地一位农民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甚而干出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真实事件编写了京剧《忘本》；依据当地一位姑娘“不爱红装爱武装”，苦练军事本领的事迹编写了京剧《女民兵》；根据当地一家贫苦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的事实编写了京剧《翻身记》。这些剧目紧扣时代脉搏，又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演出使农民感觉十分亲切。《翻身记》在素材原型的农牧场演出时，台上演戏，台下评说，演到动情处，观众席中一片唏嘘。

工作队演出的戏曲品种也发生了变化。除京剧以外，这个14人的工作队还演出了眉户剧、评剧、豫剧、北京曲剧、宁夏道情、数花、曲艺等多个剧种。这些艺术形式都是当地农民喜闻乐见的，每次演出都能获得强烈共鸣，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在西永固村演出结束的当晚，劳累一天的工作队员刚要入睡，公社干部（现在的乡干部）就找到他们的住处，对王和霖说：“王队长，尾闸公社来电话，那里明天开大会，请你们去演出。”王和霖一口答应：“没问题，明天晚上我们准时到尾闸。”

没想到公社干部欲言又止，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王和霖告诉他，还有什么话尽管说。那干部不安地说，尾闸公社的大会是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开始，而尾闸公社离这里要40里路呢！

那时候没什么交通工具，全凭双脚走。这就意味着，如果准点赶到，他们就睡不成觉，得连夜动身。刚演出结束还没休息就出发，能行吗？看到王和霖有点担心的眼神，几名青年演员马上表态：“没问题，我们连夜走！”于是，王和霖让大家抓紧时间睡3个小时，半夜两点他们起来收拾装车，在黑夜中出发。

塞上的秋夜，冷风阵阵，寒气袭人。文化工作队的14人分别推着两架排子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排子车陷进泥泞的道路中间。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齐声吆喝着把车推出泥坑。王和霖问大家，要不要避会儿雨？刘连伦说：“时间不饶人，不能歇。”十几个年轻人也齐声回答：“走！”

于是，在一声声“加油”声中，伴着拉车推车的喘气声和吱吱呀呀的车轮声，还有呼啦啦的风雨声，天亮时演员们终于赶到了尾闸公社。

尾闸公社的大会按时召开，演员们稍事休息便投入演出。成百上千的农民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

50多年后，当年参加文化工作队的刘连伦、方继斌，忆起当年演出的情景，依然热血沸腾。

刘连伦说，那时谁都抢着拉车，都是共青团员，女的抢不上，就推车。

每天我们都要走四五十里路。一次，我们从礼和公社回来，拉着架子车，一辆车拉着行李，一辆车拉着道具，走到离团里还有两里地的地方，双腿就迈不动了，硬挺着走到团门口就瘫倒了。还有一次，我们上石炭井矿，在二矿劳动、演出，连续干了一个月。采煤、回收、班前会，我们都参加。

刚下去时，掉个煤渣我们都感到害怕，后来跟着采煤，大块大块的煤滚下来也不怕了。劳动之余，我们还要创作演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每人都有创作任务，没有创作素材就翻小人书，我们编创了《火烧鬼子》等不少小戏。

到1979年撤团合并调回银川时，石嘴山市京剧团已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整整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