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3辑乡情02（第2页）

一年过去，又该回老家看望母亲时，我记起四爷让我给他带中华烟的事。此时，我已从矿区调到煤炭部，在《中国煤炭报》社做编辑工作。我到一些商店问过，都不卖中华烟。营业员告诉我，中华烟是特供品，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这怎么办？说起来我是在北京工作，竟然连一盒中华烟都弄不到，也显得太没能耐了吧！我打听到，煤炭部的外事局备有中华烟，那是接待外宾用的。刚好我们报社有一位副总编在煤炭部办公厅工作过，跟外事局的人比较熟，我跟他说了原委，请他帮我弄一盒中华烟。我把事情说得有些严重，说这盒烟如果弄不到，我将无法面对家乡父老。副总编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几天之后，就把一盒中华烟交到我手里。

那是一盒硬盒包装的中华烟，整个盒子是大红色，一面的图案是天安门城楼，另一面的图案是华表。说来不好意思，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见过中华烟，更谈不上抽过中华烟，不知道中华烟有什么特别的好。这里顺便插一句，我不赞同用中华为一种烟命名。不管哪一种烟，都是对人的身体不利的东西，干吗用民族的名义为一种烟草冠名呢！

四爷一听说我回家，就到我家里去了。我把那盒中华烟原封不动给了他。他像是害怕别人与他分抽中华烟似的，把整盒烟往怀里一揣，赶快走掉了。

后来我听母亲说，四爷拿那盒中华烟不知跟多少人显摆过。在村里显摆不够，他还趁赶集时把烟拿到集上，跟外村的人显摆。显摆归显摆，谁想抽一颗大中华那是不可以的。别说抽烟了，谁想接过去，摸摸都不行。他的借口是，烟盒还没拆开，只把烟在别人眼前晃一下，就揣到自己怀里去了。

再次回老家时我见到四爷，问他中华烟怎么样，好抽吗？四爷说，他一直没舍得抽，放得时间长了，受潮了，霉得长了黑毛儿。

2012年8月25日于北京

绿色的冬天

人们以色彩为四季命名，一般来说，会把春天说成红色，夏天说成绿色，秋天说成黄色或金色，冬天说成白色。这样的说法，强调的是每个季节的主色调。红色，大约指的是春来时盛开的花朵。绿色，当然是指夏季里铺天盖地浓郁得化不开的绿。黄色，是用来描绘稻谷般成熟的颜色，秋天当仁不让。而冬天主要是雪当家，当大雪覆盖一切时，把冬天说成白色的冬天，也是有道理的。

的确，在四季分明的我国北方，随着入冬后的冷空气一波接一波袭来，黄叶纷纷落下，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田里的庄稼收去了，褐色的土地裸露出来。也有一些未及时砍掉的玉米秸秆，在寒风是抖索，显得有些破败。河塘里结了冰，原本开放活泼的水面成了封闭僵化的状态。大概是热胀冷缩的原因，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的人们，也收着肩，缩着脖儿，似乎一下子矮了不少。人们习惯用一个词形容冬天的气氛，那就是肃杀。词也是有力量的，有杀伤力的，它加重的是冬天的肃杀气氛。一提到肃杀二字，人们几乎不由地打一个寒噤。

那么，幅员辽阔的我国有没有绿色的冬天呢？有的，肯定有的，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绿色的冬天。有朋友会说，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的不是海南、云南，就是广东、广西。不是的，我要说的是我的故乡，地处我国腹地的豫东大平原。

绿色来自哪里？来自豫东平原大面积播种的冬小麦。

豫东平原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据说中国人所吃的三个白面馒头当中，就有一个馒头是用豫东出产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的。我老家在豫东东南部的沈丘县，靠近安徽。我们那里一年种两季粮食，夏季种杂粮，秋季种小麦。杂粮收获之后，乡亲们几乎不给土地以喘气的机会，把土地稍事整理，很快就种上了小麦。不管是哪一块地，也不管那块地上一季种的是玉米、大豆、谷子、红薯等五花八门的杂粮，杂粮一经归仓，接下来播种的粮食整齐划一，必定是小麦。站在河堤上放眼望去，东边是麦地，西边是麦地，南边是麦地，北边也是麦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处都是麦地。换一个说法，无所不在的麦绿与你紧紧相随，任你左冲右突，怎么也摆脱不了绿色的包围和抬举。哦，好啊好啊，我想放声歌唱，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我当过农民，种过小麦，对小麦的生长过程是熟悉的。小麦刚刚钻出来的嫩芽细细的，呈鹅黄色，如一根根直立的麦芒。麦芽锋芒初试的表现是枪挑露珠。早上到麦地里看，只见每一根麦芽的顶端都高挑着一颗露珠。露珠是晶莹的，硕大的，似乎随时会轰然坠地。可枪刺一样的麦芽把露珠穿得牢牢的，只许露珠在上面跳舞，不许它掉下来。露珠的集体表演使整个麦田变得白汪汪的，如静远的湖泊。

过不了几天，麦芽便轻舒身腰，伸展开来，由麦芽变成了麦苗，也由鹅黄变成了绿色。初绿的麦苗并没有马上铺满整个麦田，一垄垄笔直的麦苗恰如画在大地上的绿色的格线，格线与格线之间留下一些空格，也就是褐色的土地。这时节还没有入冬，还是十月小阳春的天气。麦苗像是抓紧时机，根往深处扎，叶往宽里长，很快就把空格写满了。麦苗的书写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绿，横看竖看都是绿，绿得连天接地，一塌糊涂。我不想用绿色的地毯形容故乡麦苗的绿，困为地毯没有根，不接地气。而麦苗的绿根源很深，与大地的呼吸息息相通。我也不想用草原的绿形容麦苗的绿，草原的绿掺杂有一些别的东西，绿得良莠不齐。而大面积麦苗的绿，是彻头彻尾的绿，纯粹的绿，绿得连一点儿杂色都没有。

麦苗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抵抗严寒，霜刀雪剑都奈何它不得。霜降之后，挂在麦苗上的不再是露珠，变成了霜花。霜花凝固在麦叶上，或像给麦苗搽了粉，或如为麦苗戴了冰花。粉是颗粒状，搽得不太均匀。冰花的花样很多，有的是六瓣，有的是八角，把麦苗装扮得冰清玉洁。太阳一出来，阳光一照，白色的霜花很快消失，麦苗又恢复了碧绿的面貌。寒霜的袭击不但不能使麦苗变蔫，麦苗反而意气风发，显得更有精神。对麦苗形成持久考验的是冬天的雪。大雪扑扑闪闪地下来了，劈头盖脑地向满地的麦苗扑去。积雪盖住了麦苗的脚面，掩到了麦苗的脖子，接着把麦苗的头顶也埋住了。这时绿色看不见了，无边的绿被无垠的白所取代。麦苗怎么办？面对压顶的大雪，麦苗并不感到压抑，它们互相挽起了手臂，仿佛在欢呼：下吧下吧，好暖和，好舒服！积雪不可能把麦苗覆盖得那么严实，在雪地的边缘，会透露出丝丝绿意，如白玉中的翠。事实与麦苗的感受是一样的，大雪不但构不成对麦苗的威胁，反而使麦苗得到恩惠，每一场雪化之后，麦苗都会绿得更加深沉，更加厚实。除了麦苗，在冬天能抵抗严寒、保持绿色的，还有油菜、蚕豆、蒜苗、菠菜和一些野菜。

我多次在秋后和冬天回老家。从北向南走，渐行渐暖，渐行渐绿。等回到老家，就等于走进了绿色的海洋。每天一大早，我都会沿着田间小路，到麦田里走一走。绿色扑面而来，仿佛连空气都变成了绿色。大概人的生命与绿色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我看绿色的麦苗，老也看不够。我照了一些照片，有远景，有特写，整个画面都是感天动地的绿。

一轮又圆又大的红日从东边升起来了，红日跃上河堤，越过树的枝丫，映得半边天似乎都变成了红的。从自然的生态来说，绿和红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绿孕育了红，红又点缀了绿。我一时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是走在春天里。

2013年12月27日于北京和平里

瓦非瓦

我们祖上住的房子是楼房，砖座，兽脊，瓦顶。楼前延伸出来的有廊檐，支撑廊檐的是明柱，明柱下面还有下方上圆的础石。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座被称为我们刘楼村标志性的建筑被土匪烧毁了。因为楼房是瓦顶，不是草顶，一开始土匪不知道怎么烧。还是我们村有人给土匪出主意，土匪把明柱周围裹上秫秆箔，箔里再塞满麦秸，才把楼房点着了。据老辈人讲，当楼房被点燃时，在热力和气浪的作用下，楼顶的瓦片所呈现的是飞翔的姿态。它们或斜着飞，或平着飞，或直上直下飞，像一群因受惊而炸窝的鸟。不同的是，鸟一飞就飞远了，而瓦一落在地上就摔碎了。

到了我祖父那一辈，我们家的房子就变成了草房。底座虽说还是青砖，那是烧毁后的楼房剩下的基础。房顶再也盖不起瓦，只能用麦草加以苫盖。没有摔碎的瓦搜集起来还有一些，只够压房脊和两侧的屋山用。越往后来，瓦越成了稀罕之物。我青年时代在生产队干活儿时，曾做过砖坯子，但从来没做过瓦坯子。据说做瓦坯子的工艺比较复杂，须把和好的胶泥贴在一个圆柱体上，使圆柱体旋转，致胶泥薄厚均匀，并成筒状，然后把筒状的东西切割成三等份，三片瓦坯子便做成了。把晾干的瓦坯子一层一层码在土窑里烧，还要经过闷，洇水，最后才成就了青瓦。除了这种片瓦，还有筒子瓦、屋檐滴水瓦、带图案的瓦当等，做起来更难。可以说每一种瓦的制造过程都需要匠心和慧心的结合，都是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颇高的工艺品。

我和弟弟参加工作后，母亲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是把我们家的老房子扒掉，翻盖成瓦房。逢年过节，我们给母亲寄一些钱，母亲舍不得花，都存起来，准备翻盖房子。母亲平日里省吃俭用，把卖粮食和卖鸡蛋的钱也一点一点攒下来，准备买瓦。母亲一共翻盖过两次房子，第一次把我们家的房子盖成了瓦剪边，第二次房顶上才全部盖上了瓦。看到母亲一手操持盖成的瓦房，我嘴里称赞，心里却有些遗憾。因为房顶上盖的瓦不是手工制作的细瓦，而是机器制作的板瓦。细瓦排列起来鳞次栉比，是很美观的。板瓦平铺直叙，一点儿都不好看。

母亲病重期间，由我和弟弟作主，把我们家的房子又翻盖了一次。这次以钢筋水泥奠基，以水泥预制板打顶，盖成了坚固耐久的平房。平房的特点是，一片瓦都不用了。那些淘汰下来的机制瓦被人拉走了，而那些原来用作压房脊和屋山的手工瓦却没人要，一直堆放在我家院子的一棵椿树下面。夏天来了，疯长的野草把那堆瓦覆盖住。冬天来了，野草塌下去，那堆瓦又显现出来。有一年秋天，我回老家看到了那堆被遗弃的瓦。那些瓦表面生了一层绿苔，始终保持着沉默。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那些饱经风霜、阅尽沧桑的瓦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它们可能在诉说它们的经历和它们的遭遇。不错，那些瓦的来历已经有些久远。以前，我只认为我们家的一张雕花大床、几把硬木椅子和一张三屉桌，是祖上传下来的、值得珍视的老物件，从来没把泥巴做的瓦放在眼里。现在看来，瓦在我们家的历史更长一些。瓦是一条线索，也是一种记忆。通过瓦这条线索，可以串起我们家族的历史。通过瓦的记忆，可以让我们回想起家族的变迁。那些瓦起码是我们家的文物。从现在起，我不能不对瓦心怀敬畏。

2011年3月3日于北京和平里

母亲和树

2004年清明节，母亲去世一周年之际，我和弟弟为母亲立了一块碑。碑是弟弟在古城开封定制的。开封有着悠久的勒碑传统，石碑勒制得很是讲究，一见就让我们生出一种庄严感，不由地想在碑前肃立。和石碑同时运回老家的，还有六棵树，四棵柏树，两棵松树。墓地里最适合栽种的树木就是四季常青的松柏。松柏是守卫墓碑的，也是衬托墓碑的，有松柏树起，墓碑就不再孤立，就互相构成了墓园的景观。

栽树时，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参加了，有的刨坑，有的封土，有的浇水，把栽树当成了一种仪式，都在用心见证那一时刻。我们对树的成活率没有任何怀疑，因为我们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如人们所说，哪怕是在地里埋下一根木棒，都有望长出一棵树来。何况弟弟从开封运回的都是生机勃勃的树苗，每棵树的根部都用蒲包裹着一包原土。我们开始憧憬，若干年后，当松柏的树冠如盖时，松是苍松，柏是翠柏，那将是一派多么让人欣慰的景象。我们还设想，等松柏成了气候，人们远远地就把松柏看到了，当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绿色的纪念。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我们村二老太爷家的坟茔就是一个柏树园子。园子里的柏树有几十棵，每一棵岁数都超过了百岁。远看柏树园子黑苍苍的，那非凡的阵势让少小的我们几乎不敢走近。到了春天，飞来不少鹭鸶在柏树上搭窝，孵育小鹭鸶。那洁白的鹭鸶在树顶翻飞，如同一朵朵硕大无朋的白莲在迎风开放，甚是好看！可惜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那些柏树被青年突击队员们一夜之间全部伐倒，并送进小铁炉里烧掉了。从那以后，直到我们在母亲墓碑周围栽松柏之前，四十多年间，村里再也无人栽过松柏树。乡亲们除了栽种一些能收获果品的果树，就是栽一些能很快卖钱的速成树。因松柏树生长周期长，短时间内很难得到经济效益，人们就把松柏树放弃了。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松柏树重新栽回到家乡那块土地上，所取不是什么经济效益，看重的是松柏的品质，以及为世人所推崇的精神价值。我们不敢奢望墓园里的松柏能形成柏树园子那么大的规模，也不敢奢望有限的几棵松柏能长成像柏树园子那样呼风唤雨的阵势，只期望六棵松柏树能顺利成长就行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栽好松柏树，我回到北京不久，妹妹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一棵柏树因靠近别人家的麦地，人家往麦地里打除草剂时，喷雾飘到柏树上，柏树就死了。我一听，心里顿时有些沮丧。我听人说过，除草剂是很厉害的。地里长了草，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用锄头锄，只需用除草剂一喷，各种野草便统统死掉。柏树虽然抗得住冰雪严寒，哪里经得起除草剂的伤害！我有什么办法？我对妹妹说：死就死了吧，死掉一棵，不是还有五棵嘛！

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头。现在收麦都是使用联合收割机，机器收麦留下的麦茬比较深，机器打碎的麦秸也泻在地里。收过麦子，人们要接着种玉米，就放一把火，烧掉麦茬和麦秸。据说火烧得很大，很普遍，夜间几乎映红了天际。就在我们种下松柏树的当年麦季，烧麦茬和麦秸的火焰席卷而来，波及到松柏，使松柏又被烧死三棵，只剩下一棵柏树和一棵塔松。秋天我回老家看到，那棵幸存的柏树的树干还被收麦的机器碰掉了一块皮，露出白色的木质。小时候我们的手指若受了伤，习惯在伤口处撒点细土止血。我给柏树的伤口处揉了些黄土，祝愿它的伤口能早日愈合，并希望它别再受到伤害。

我母亲生前很喜欢栽树，对树也很善待。我家院子里的椿树、桐树等，都是母亲栽的。看见哪里生出一棵树芽，母亲赶紧找一个瓦片把树芽盖起来，以防快嘴的鸡把树芽啄掉。母亲给新栽的桐树绑上一圈刺棵子，以免猪拱羊啃。每年的腊八，我们喝腊八粥的同时，母亲也会让我们给石榴树的枝条上抹些粥。母亲的意思是说，石榴树也有感知能力，人给石榴树吃了粥，它会结更多的石榴。我们在母亲的长眠之处栽了松柏，母亲的在天之灵肯定是喜欢的。母亲日日夜夜都守护着那些树，一会儿都不愿离开。在我的想象里，夜深人静时，母亲会悄悄起身，把每棵树都抚摸一遍，一再赞叹：多好啊，多好啊！母亲跟我们一样，也盼着松柏一天天长大。然而，化学制剂来了，隆隆的机器来了，熊熊的烈火来了，就在母亲旁边，那些树眼睁睁地被毁掉了。母亲着急，母亲心疼，可母亲已经失去了保护树的能力，母亲很无奈啊！

按理说，我和弟弟还有能力保护那些树。只是我们早就离开了家乡，在城里安了家，只在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才回去一两次，不可能天天照看那些树。我想，就算我们天天在老家守着，有些东西来了，我们也挡不住。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栽树的能力，却没有保卫树的能力。好在六七年过去了，剩下的那棵松树和那棵柏树没有再受到伤害。塔松一年比一年高，已初具塔的形状。柏树似乎长得更快一些，树干有茶杯口那么粗，高度超过了石碑楼子，树冠也比张开的伞面子大得多。有风吹过，柏树只啸了一声，没有动摇。

在母亲去世8周年之际的清明节，弟弟又从开封拉回了四棵树，两棵松树，两棵金边柏。以前栽的树死掉了四棵，如今又拉回四棵，弟弟的意思是把缺失的树补栽一下。说起来，在母亲去世前，我们的祖坟地并没有在我们家的责任田里，母亲名下的一亩二分责任田在另一块地里。母亲逝世时，为了不触及别人家的利益，我们就与人家协商，把母亲名下的责任田交换过来，并托给一个堂哥代种。也就是说，我们在坟地里立碑也好，栽树也好，和村里别的人家的田地没有任何关涉，别人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让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2012年麦季烧麦茬和麦秸的大火，不仅把我们新栽的四棵松柏烧死了了三棵，竟连那棵已经长成的柏树也烧死了。秋后我回老家给母亲烧纸时到墓园里看过，那棵柏树浑身上下烧得乌黑乌黑，只剩下树干和一些树枝。我给柏树照了一张相，算是为它短暂的生命立了一个存照。

我有一个堂弟在镇里当干部，他随我到墓园里去了。我跟堂弟交代说：这棵被烧死的柏树，你们谁都不要动它，既不要刨掉它，也不要锯掉它，就让它立在那里，能立多久立多久！

2013年2月18日至20日于北京和平里卖烟叶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