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旧京记忆（第1页）

周氏兄弟之于北京，是个有趣的话题。不过二人不是专门研究北京文化的人，没有关于北京文化沿革的专门著作，所以他们的看法与观点多零零碎碎，不成系统。谈二十世纪北京文化的流变，鲁迅与周作人是个不能不谈的存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创作对北京而言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因了他们以教师、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参与了北京新文化传统的建设，重要的还在于，北京的存在对二人成了一种参照，潜在地制约和丰富了他们对乡村中国的文化想象。倘若没有北京的生活经验，鲁迅的乡下小说图景或许不会那么浓地呈现出地域色彩。而周作人关于江南民俗的勾勒，自然也缺少了对比色。所以探讨周氏兄弟之于北京的关系，我更主要关心的是北京意象在二人写作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现代北京人文传统中的分量。明确这两点，可以窥见现代思想者与地域文明复杂的文化纽结，现代意识的增长点，有时是与此种文化碰撞不无关联的。

1912年5月，鲁迅来到北京，五年之后，周作人亦在鲁迅推荐下进京谋职，他们先住在城南的绍兴会馆，后一同搬入西城区的八道湾。北京对二人而言，不过是谋生之地，对它的生活氛围、民俗情调都说不上十分喜欢。周氏兄弟对于北京，不像老舍那样有着血缘的联系，他们的语言几乎没有受到过胡同京韵的暗示，北京地域的色彩不过是一种陪衬，二人生活的世界与周围的人们是隔膜的。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但却没有一篇回忆和怀念帝京的文章。偶然谈起古城的旧迹，还有一种反讽的态度。作家林斤澜有一次说，鲁迅写到北京的胡同与人时，没有一点欣赏和羡慕的眼光，倒是多了一种嘲弄。我以为这看法是对的。邓云乡曾著有《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用力甚勤，但也只是描绘些足迹所到，访书之地与喝茶的店铺，鲁迅与市民间的情感互动倒看不到什么，留下的大抵还是些空白。但周作人谈及北京时，仿佛也有许多话题，最主要的是一种参照，或是衬托。如谈到江南水乡时，就以北京为例，看到彼此的差距。《水乡怀旧》云：

住在北京很久了，对于北方风土已经习惯，不再怀念南方的故乡了，有时候只是提起来与北京对比，结果却总是相形见绌，没有一点夸示的意思。譬如说在冬天，民国初年在故乡住了几年，每年脚里必要生冻疮，到春天才脱一层皮，到北京反而不生了，但是脚后跟的斑痕四十年来还是存在。夏天受蚊子的围攻，在南京最是苦事，白天想写点东西只有在蚊烟的包围中，才能勉强成功，但也说不定还要被咬上几口，北京便是夜里我也不挂帐子的……文章未涉及什么文化评价，只是岁时和天气而已。谈不到什么深奥的道理。鲁迅则大多都避而不讲居住的城市的优点，他对生活过的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地，均无深切的恋情，决然的东西很多。他的小说写绍兴者尤多，可是多是微词，批判的语调四溅，其性格中刚烈之色多多，要找到他的乡土恋情，并不容易。至于绍兴之外的都市，他礼赞得颇少，相比之下，对北京的看法略好于外省的地方，只不过怀念那里的学术环境罢了。可是北京最主要的文化景观，他都不太喜欢。比如长城、故宫都非有趣的所在，他甚至还著文讽刺过长城这类遗产。京剧他也反感，看了几次戏，并不舒服，讥讽之余，还有诅咒，后来遂与其永别了。北京人的油滑腔与奴才相，尤为鲁迅所憎恶，他在文章中提示国人的无持操，有时就是以北京人为特例的。看不到北京在鲁迅眼里的色调如何，大概也难以把握其都市观念的特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学界大约是有着共识的。

鲁迅离开北京是出于无奈。他后来去上海，就有些后悔，以为就人的忠厚与学术环境而言，北京远远好于上海。周作人对北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日本人来了，文化人纷纷逃到南方，他却守在苦雨斋里，在旧都里苦住，那里的原因固然复杂，可迷恋帝京的生活是不可否认的吧。描写周氏兄弟的一生，北京都是不能不谈的词汇。二人给这个都城带来的忧与喜、苦与乐，我们于今天的文化流脉中，亦常可感受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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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一直是重要的一对人物。他们在对人本主义的阐释上，观点相近或互补，许多灼见在新文化史上闪着光芒，为后人所敬佩。鲁迅与周作人对北京新的人文传统的出现，贡献颇大，他们二人那时写下的作品，至今仍有着不朽的价值。关于文学理念、译介思想、创作风格，前人已有诸多论述，这里暂且不提。他们在民俗文化的思考上独树一帜的精神，以及在北京文化史上留下的痕迹，则很有意味，是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的。

鲁迅对京城文化沿革的注意远不及周作人，不过他的藏书中有关北京风土人情的，亦有多部。除了像故宫文物介绍之类的图书如《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之外，还有类似于《旧都文物略》之类的资料，鲁迅的思考北京，常常将其作历史的一个点加以观照，并未隔离开来静观地看。但周作人却更愿意从民俗学中打量这个城市，北京社会灰色的影子，则在他笔下有了另外一种色泽，比起鲁迅的文本，有些另样了。关于北京，周氏的文章多多，如《北京的茶食》《燕京岁时记》《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北平的春天》《北平的好坏》《北京的风俗诗》《〈天桥志〉序》等，都写得有些趣味，有民俗学上的意义。至于旧籍中关于北京的记载，他也注意，对《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燕京岁时记》《旧京琐记》等都有评述，看法与士大夫者流多多反对，不同于一般学者。周氏如此关注民俗学与笔记体中的边缘文化，大概是看到了其间民俗性的东西。而民俗性里，有一个民族本然的存在，可以嗅到真切的趣味。鲁迅对这一点一直首肯。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民风与信仰里，可以看到国民的性格。所以当江绍原潜心研究民俗学时，鲁迅就竭力支持，并将民俗学第一次在国内的大学中推出。不过在对民俗的看法上，鲁迅多注重野性的东西，周作人看重的是审美情调。鲁迅在小说中展示风俗中的人性史，周作人却从知识学的角度提炼思想。用意大抵是一致的，即都希望从非正宗的文化里，找到一种认识本民族性格的资源和视角，这里展开的精神意象，比士大夫一向看重的儒道释模式，要丰富得多。周作人在《风土志》中说：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记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存，所以我们的话也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影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耳。近来有一部英文书，由式场博士译成日本文，题曰《北京的市民》，上下两册，承他送我一部，虽是原来为西洋人而写，叙述北京岁时风格婚丧礼节，很有趣味，自绘插图亦颇脱俗……从民俗中看北京，看地域人情，可以说是周氏兄弟都有兴趣的选择。晚清以降，北京文人渐渐懂得这一方面的意义，美术与文学领域都有高手于此用力。鲁迅的友人陈师曾就颇为关心北京的风土岁时，其所作《北京风俗》描摹旧京的人物，情思种种，形态可感，有着妙不可言之处。陈氏的画已脱离了士大夫的迂腐之气，很有现代人的悲悯心肠，所画商人、儿童、老妇有很深的市井情调，京味儿与京韵飘然而出。作者并非沉溺其中，看那清凉之图，有时也隐隐可觉出知识分子的寂寞，对民间众生的态度有着同情与哀婉之色，和鲁迅的小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鲁迅对陈师曾的绘画一直持赞佩的态度，从两人不同寻常的友谊里，也能找到相似的审美态度：第一，艺术是写实的；第二，不放过民风里的哲学；第三，用现代人的意识点化旧的艺术形式，使之渐成新调。此三点，陈师曾颇以为然，鲁迅也大致犹此。在为《北平笺谱》写的序言里，鲁迅肯定了陈师曾的成就，看他对这位新式民俗画家的盛赞，也分明能体味到鲁夫子的审美热情的。从新的民间艺术里寻找一个民族朗健的精神表达式，整整吸引了一代五四新文化人。如今看沈从文、丰子恺、老舍、李劼人等人的创作实绩，不能不佩服其从地域文明里汲取养分的勇气，而周氏兄弟无论在创作实践上还是理论的自觉上，都远远地走在别人的前面。不论他们是打量江南社会，还是审视古老的帝京，都有着常人少见的视野。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因为有着周氏兄弟的存在，文坛就变得很有一些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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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偶尔写到北京的生活，用笔有点灰暗。小说也好，杂文也罢，旧京的陈腐与压抑扑面而来。他写水乡绍兴时，已用了类似的笔触，但也透过一丝丝亮色。像《社戏》与《女吊》，分明有一点奇气，人性中闪光的东西出现了。写北京的胡同、会馆等场景时，好似没有什么兴奋点，古老的鬼魂缠绕在这里，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呐喊》的自序里写过他自己生活的绍兴会馆，俨然带一点鬼气了：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北京时期生活的苦闷，他对环境的反应是绝望的。许多描写北京的作品都有相似的底色。像《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鸭的喜剧》《示众》《伤逝》《兄弟》等，对北京这座城不是欣赏的语态，相反则把它灰暗化，成了古堡旧魂的象征。你看，《伤逝》写北京的胡同、居所，黑暗得让人窒息，哪有什么温情呢？且看他的文字是何等的沉肃杀：我的离开吉兆胡同，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但是，“哪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这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顶替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捷的事。

有趣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再一次提及了会馆。他对这破旧的房屋的描述成了作者笔下北京的标志性建筑。所谓“铁屋子”的意象，也会让人联想起这个旧屋，它的隐喻性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鲁迅丝毫不关心北京寓所的民俗情调，以及它的社会学隐含，却直接将其视为坟茔般的死地。小说的开篇就说：会馆里的被遗忘的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

周作人谈到鲁迅的创作时坦言，其兄有着别人所不及者，即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刻观察。他认为现代中国的文人中，还没有谁像其兄那样对民族抱着一种黑暗的悲观。周作人在描述鲁迅在北京的生活片段时，我们依稀能感受到鲁迅与旧京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逛琉璃厂，出入益锠餐馆及和记牛肉铺，往来于直隶书局和青云阁等。周作人写鲁迅的生活，分明让人读到了北京风俗中的鲁迅形影。这就构成了一幅有趣的文人与市井的画图。

后人写鲁迅与北京的关系，多喜从京味儿京趣入手，将鲁夫子纳入一幅帝京风俗图中。这样描述也不无可取，至少让旧北京的生活有了异样的色彩。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鲁迅虽置身于五光十色的古城风情里，而他的世界与此却有点格格不入。将他的生活背景趣味化与优雅化，那实际是将其精神简单化了。

这也使人想起老舍。北京人今天谈他，似乎成了旧京风范的代表。与一种民风的美密不可分。其实老舍写北京，用基督式的悲悯，那里多的是对胡同人生的垂怜，以及无可奈何的怅惘。他的语言之美乃自我创造所致，剔去了京味儿中低俗的东西。对于旧北京的历史，他是绝望多于快慰，哀凉大于欣喜，可是不知为何，后来模仿他的人，偏偏喜欢写风俗之美，把这块土地帝王化和贵族化，那离老舍就远了。五四新文学离今天才几十年，而那一代人的心态却与今人如此隔膜，那不能不说是对文化史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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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迅不同的是，周作人对身边的世界，有时用的是鉴赏的态度。其所作《北京的茶食》《北平的好坏》《北京的风俗诗》等，都是学人式的反顾，没有老舍那样彻骨的体味。周氏看北京，有点像当年留学时看东京一样，仿佛在读史，那里给他的主要是学问式的余味，由此而想起兴亡，想起文化流脉的起伏。192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旧城中走过时的感想：“我有次从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瘟。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这类独白很像外地游人的观感，分明把自己一直看成外省的人。他在谈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不忘明清、民国以来出版的北京风情著作，对其间流露出的民俗学意义的文本，厚爱有加。比如谈陈师曾的《北京风俗》时，就写过这样的话：画师图风俗者不多见，师曾此卷，已极难得，其图皆漫画风，而笔能，与浅率之作一览无余的绝不相同。如送香火、执事夫、抬穷人、烤番薯、吹鼓手、丧门鼓等，都有一种悲哀气。

周氏兄弟对待风俗，有着很现代的眼光。他们对陈师曾式的于风俗里写人间的悲喜之笔，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和赞赏。因为那里毕竟没有鬼气和世俗的迂钝气。倒是多了人文意识，那是受过西学熏陶的人才有的情怀吧。有趣的是，周氏兄弟对北京文化中陈陋的东西一向不感兴趣，像京剧，就不喜欢，还说了许多讽刺的话。本来，京剧最早发源于民间，有许多原生态的气息，呈现着民间的力量。但一到了京城，士大夫者流，便将其变成醉生梦死的东西，就颇让人生厌了。周作人曾说每每听到京剧唱腔，就想起抽大烟的人来，那无疑有些麻醉的效用。鲁迅说得就更直接，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甚至有点挖苦：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

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北京的民间艺术，遭到了皇权的侵扰和士大夫的侵扰，其有生气的遗存就很是稀薄了。鲁迅的不赞扬北京风土，大概缘于这个因素。后来关于京派、海派的看法，大致也沿袭了旧的思路，所谓京派乃官的帮闲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鲁迅对北京文化的看法大多基于对人性与个性精神的思考，强调的是个人的本位。周作人则习惯于艺术的、学术的眼光看事，希望从中抽象出一种益智的学识。大凡言及民俗，他都以科学的目光思之再三，文章很带现代理性的力量，与醉心于帝京的迂腐文人比，还是多了几多亮色。他在1940年写下的《中秋的月亮》，与郭礼臣的《燕京岁时记》感受就大异其趣，抑或是在唱反调了。周氏的鉴赏风土，并非北京文人式的自娱自乐，有时也带有怀疑和批判的语态。他的肯定风俗，乃因了其远离廊庙朝廷，渐与田野坊巷接触，有非正统文化的惬意。但有时也对其间的猥亵、肮脏、迷信产生排斥的态度。周氏谈论北京的文章，悠然之余，也有着淡淡的苦涩。

《中秋的月亮》一文多少体现了他的心态：郭礼臣著《燕京岁时记》云，“京师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此记作于四十年前，至今风俗似无甚变更，虽民生凋敝，百物较二年前超过五倍，但中秋吃月饼恐怕还不肯放弃，至于赏月则未必有此兴趣了罢……我于赏月无甚趣味，赏雪赏雨也是一样，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经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于我颇少缘分的。

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自觉是这个古城的陌生的一员，也证明了他的思想与外界的不能融通。周氏兄弟对生育自己的土地就是这样又亲又离，苦乐相伴。如果说鲁迅是个北京的过客的话，那么周作人则可以说是古都的看客了。过客者，其步履匆匆，未将身边的世界看成归宿；看客呢，则置身于社会的边缘，看日起日落，人隐人现，说些尘海中人说不出的冷静的话。鲁迅对北京的看法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而周作人一直在变。但一个是不变中的变，一个是变中的不变。然而二人却留下了与芸芸众生不同的形象。他们曾生活于北京，却又不属于北京，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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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鲁迅南下，那时他已与周作人分道扬镳了。离开了古城，对它的看法也渐渐冷静下来，偶然谈及，都有些不错的见识。从一些只言片语中，依稀可感受到他对北京的好感。

1932年11月，他回京探亲时，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现在这里的天气还不冷，无须外套，真奇。旧友对我，殊不似上海之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可以较有趣的。

后来他不止一次谈到了北京的优点，尤其古文化的气息，非上海可以比肩。1933年10月致郑振铎的信说：上海笺曾自搜数十种，皆不及北平；杭州广州，则曾托友人搜过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上海，有许多则即上海笺也，可笑，但此或因为搜集者为外行所致，亦未可定。总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俨然成集，盖难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笺，当有佳制，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

鲁迅那时是“看北京”，周作人则渐渐成了京城里“被看”“被描写”的对象。因为久居古都，且又与友人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道景观。周作人自称是苦住，他的“苦雨斋”往来的客人，都有一点清高、不谙流俗。沈从文曾写过文章，称“苦雨斋”中人为“京派”，于是“京派”

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便在文坛上流行了。周作人为首的“京派”，并非自觉形成了一个团体，既不是运动，也非思潮，不过趣味相近、审美情调和人生态度相似的人的集合。从“北京的看客”，到“被北京人看”，周作人完成了从边缘人到社会闻人的转变。这转变是其自身成就使然，并无故意为之的痕迹。沈从文曾以羡慕的笔触写到了周作人与冯文炳（废名）文章的妙处：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

无论自己的小品，散文诗，通通把文字发展到“单纯的完全”中，彻底地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贴切人类的情感，就是翻译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腊故事，与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学，也仍然是用同样调子介绍给中国年轻读者。因为文体的美丽，一种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不容易使世人忘却。

……

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呈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用同样的事。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地画出，成为创作了。

“京派”文人，大多是学者，或大学教授，或杂志编辑。

周作人而外，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朱光潜、林徽因、沈从文等，都有相似的一点，文字有些古朴，历史感与学识相伴，不以宗教的态度打量人生，而采用的是鉴赏的态度环顾左右。

沈从文以为这样的态度是好的，远远胜于上海文人的浮躁。于是上海文人与北京作家便有了一番论争，京海之战便成了现代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鲁迅曾注意到了这一次论争，他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写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

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鲁迅批评的“京派”，有时也包含周作人那个沙龙中的人们。“京派”人士的“隐”“傲世”，其实是故作姿态，不过为了噉饭而已。鲁迅在《隐士》《喝茶》《忆刘半农君》诸文中，对周作人身边的人“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的态度，多有微词。看到了“京派”文人与血与火的民间的隔膜，他以为学者也好，作家也好，是要直面黑暗的人生的。那时候周作人在文字里时常讥刺鲁迅等左派人士的“趋时”，鲁迅则反驳其“京派”脸孔的伪态。两个人无论在生活状态上，还是审美趣味上，均相距甚远，已不复见早年的情趣相投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周作人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前者趋于左翼的批判意识，多血的颜色与民众的饥苦贴得很近。后者则在“苦雨斋”里咀嚼着历史与文化，沉浸于高雅冲淡之中。虽然周作人亦多愤世之音，有些见解还在“左派”文人之上，但他为首的京派文人们，已与五四时期斗士的路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

粗略地打量周氏兄弟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大致可以感受到现代文化中的分分合合，兴衰流变。鲁迅与周作人有许多相近的思想，曾经有过密切合作的历史，也留下了诸多令后人玩味的故事。他们留给北京的，远不是文学上的花絮，倒是关于知识分子自我选择的文化难题。我们谈北京的新传统，不可忽略这两个人的恩恩怨怨。周氏兄弟的遗产对今人仍然是一种挑战，如何看待这一挑战，大概可以影响今人的历史选择。虽然后人不可能重返前人的旧路，但文化中的得失，对后人的镜鉴作用，从来都是不能消失的。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