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黄裳先生（第1页）

黄裳先生去世后，看到许多怀念文章，一个感觉是，读者对他的敬佩之深，是他在生前也未必意料到的。黄先生一生只写小品，没有巨著，但在文体上自成一格，为许多作家所弗及。他这样的报人，在现在的新闻界，几乎看不到了。

注意到黄裳的文章很久了，我读他的文章，就感到一股真气，老到、沉稳，散着清淡的书香。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发表文章，一直保持了高的水准，直到九十岁高龄，文字依然楚楚动人，厚重里不乏诗意，那些关于文史的小品，是延续了周氏兄弟的气韵的。

他很早就做了记者，去过印度，有过一些译作，记者生涯里有许多珍贵的记忆。采访过梅兰芳、知堂，那些笔记在文坛成了精品。在文章的风格上，模仿了知堂，题材与情调几乎都在一个韵律里。但生性又喜欢鲁迅那样的峻急，常与人争辩，左翼的传统清晰可见。所以，在他那里，士大夫的学问、五四的热情、现代报人的趣味都有，是个难得的杂家。笔墨就在几个领域流动，文字所含的幽隐之调，慢慢是可以品味出来的。

唐弢当年给他的书写序，说其喜欢谈谈掌故，欣赏文史，文章颇有品格，那原也不错。就学问说，他比一般人驳杂，戏剧、文学、历史、哲学都有所涉猎。不过最给人惊喜的，是他谈版本目录的文章，对明清刻本的喜爱、研究，非一般人可及。他觉得中国文化里，诸多学科的存在都有审美的价值。所以一生往来于许多学科之间，以诗情之笔，去写那些文化的碎片，吉光片羽间，美的灵思款款而来，把五四后的小品文的传统延续了下来。

我有一本他给我寄来的签名本，是谈明清版本的书，历数往事，在各类书籍中找到历史的旧迹，讲述背后的故事，每每有灵光闪来，会心的笑意是有的。他讲明代文人，批评的时候居多，不是附会那些人的文本，这笔致大约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因为他知道，在专制社会，文人者也，有天然的痼疾，不指出它们来是不行的。所以那些关于钱牧斋、陈子龙的文章，好像也在说今天的事，古今的梦未曾中断，便也是一个证明。至于涉及晚清文人的逸闻轶事，也多史家之叹，但表达的方式上却是诗的，像文人的咏史小品，含蓄着沧桑。这样的文章，不是人人得来，钱锺书致信说，带有知堂的笔法，应当说是对的。

他接触的学者和作家很多，喜欢收藏他们的墨宝。废名、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的信札均有，每一幅字都很珍贵。那些信札，多是他求来的。因为是记者出身，自然知道记录他人形迹的重要。他把玩它们，觉得有生命的温度在，由字及人，再及历史与文化，那是一种文化的放大，乐于其中，有自审的快慰。我们读他介绍墨宝的文章，能够感到别人所没有的发现。

黄裳也写游记，但那所记所思，则非一般作家的观感，乃学者的阅史阅人之乐。在风情与遗迹间，能找到的是一种思想与诗情的存在，且在打量中糅进一种现代人的心境，古今之变中的沧桑感像浸了油的宣纸，慢慢变色，多了几许异样的色泽。这些文字，有他的历史观和审美寄托，在他看来，如此书写，是升华生命感受的过程，文章的趣味与境界，也就飘然而出了。

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人一般应沉潜在古董里，不谙世故才对，但他似乎不是这样。在晚年，他喜欢与人论战，写了许多锐利的文章。与柯灵、张中行都有过辩论，有些观点很偏激，舍我其谁的口气浓浓。这些，都是受到左翼文化影响之故，显得激进甚或不近情理。可是，其间也有论辩的智慧在，那些辞章非书斋里可以写出，六朝与五四对他的影响，是可以看出来的。

恰是这一特点，他身上的士大夫气就非传统的调子了，有了现代的意味。在上海，他大概是最会写文章的人，也是偶存争议的人。小品散文能够浸在士大夫气里又脱离士大夫气，乃因为有现实的情怀和批评家的修养。因为所读之书颇多，阅人无数，又出进文坛内外，故能体贴历史语境，又可远远瞭望之，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那文字就脱离了老朽气，焕然有清新之感。在文字日益粗鄙的时代，散文的学理与智慧，加之东方人的诗意，殊为难得。黄裳的笔墨，真的成了五四小品文的当代遗响。

我们说当代的文人多不懂文章的章法，那是与古风隔膜所致。黄裳对生活的认识，是从古今的对比中进行的。今天的一切，历史的旧迹里也有，那么看古人，其实也是解析今人，在历史的河流里看潮起潮落，自是一番快慰。他的历史观的基调，从五四那里来，加上一点左翼的传统。不像曹聚仁那样想超越左右翼的思想，做历史的看客。黄裳的价值观是明显的，虽然审美上是古典的余音，看人看事，不免道德的话语，有时甚或不近情理。可是我们不觉得是一种矫情，那是骨子里的本色，青年人要模仿他，是不易像的。

像唐弢、阿英、郑振铎这样的人，也写一手好的书话，但总体的成就，不如黄裳大。这原因有多种：一是黄裳懂得版本、目录之学，且持之以恒；二是黄裳一直在读社会这本大书，没有脱离当下的语境。黄裳的现实感，吹走了文章里的暮气，新鲜的空气是流动的。我们看俞平伯、沈启无的文章，则觉得是在象牙塔里的摆设，真的像个小物件。而黄裳的作品却既有匕首的威力，又带古埙般的神韵，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他谈戏的文章，是有舞台的感觉和新闻的视角的，而落脚点却在学术的脉络里。讲明朝的文人，情感在民国的经验，对气节、道德操守就看得很重。这样的文章，介于记者与学者之间，采其优长而得之，又避开了各自的短处。活文章与死文章，用他的遗著一衡量就看出来了。

六十年来，中国文人的职业分割越来越细，彼此渐生隔膜，互不通气。文章呢，也越发单调。记者写的文字是一种八股，学者的文字也是八股，而作家仅仅会讲一点故事，文气则远矣尽矣。汪曾祺、孙犁都批评过这个现状，而作家中能如贾平凹那样通透、博雅、朴实者，寥寥无几。我有时翻阅黄裳这样的人写下的文章，就觉得温润里的暖意，便觉得汉语的魅力。虽然并不都赞佩他的观点，但那潇洒的文字，则足以抵挡我们日益粗糙的生活，觉得表达的快意，我们能做到的还是太少了。

十七年前，我帮助姜德明编辑一套书话丛书，内有黄裳的一本。书要出版前，出版社要求在书的背面写一段评语，我不揣冒昧写下了一段感慨的话。书出版以后，与黄裳先生通过许多次信，他从未提过我写的那段吹捧的话。也许是不屑一谈，也许是回避。我知道，他对我评价他的观点，并不都赞同，可能还有一些分歧。但我对他的敬佩一直保持至今。有时写文章前，翻翻他的书，借来一点仙气，真的是一种快意。对他的感激之情，永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