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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3页）

“学生娃，是要上课嘛。上课，是要钢琴啊仪器嘛！这个都给人家夺了？”有民众加入请愿*。

“购仪器何罪？买钢琴何罪？还我教务主任！还我恽先生！还我恽主任，还我恽校长！还我钢琴！”更多的民众加入*，为学生们帮腔。

梁师贤夹在人丛中，按捺不住心头的赞叹：“少少许胜多多许，卢思兄啊，比起你在合川死牢中写下的万字文，泸州这一百字，看似平淡无奇，实乃重剑无锋！不露声色，不着痕迹，不争而夺人之心，不战而胜人之兵！”

这一天，川南师范师生以及各界举行大规模*请愿。泸县学校，四川各地学校，纷纷声援响应，掀起全省空前未有的大*，张挺生竟无言以对。

1922年11月18日，恽代英无罪释放。

隔日，卢作孚在迎接恽代英出狱后，到泸县的码头送别恽代英。

恽代英给张挺生留下的一份《致本地长官永宁道尹辞职书》，写道：“……川南师范自去岁受政潮影响，学生学业，既多荒废，学校规则，亦复荡然。代英私念，此际，第一须于最短期间有威信孚著之校长，能到校整饬；第二于规模粗定以后，宜极力求此校不复与政潮发生关系，使以后学校，可以安定入于轨道，不复有无谓之风潮。以代英管见，前教育科长卢思为人勤慎、精细，为学生所信仰。如果能在经费与办事方面，使卢思勿受各方牵制，必能当暂时整饬之任……”

卢作孚离开泸县。隔年去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事有恽代英与萧楚女。同年，卢作孚次子明达在重庆出生。

人说，卢作孚一管笔，一张嘴，三十岁前，三次救过五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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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一）

卢麻布躺在床上；扭着头；望着门边斜靠的那根扁担。这根扁担，几十年，自己不知多少回出门时将它取出，进门时又把它斜靠在门背后。可是几天前，当自己放下麻布担子，把扁担斜靠回门背后，这扁担滑倒了。扁担滑倒，扶起来再靠好就是了。可是这一天，扶起它一回，它倒一回，一连扶了三回。卢麻布才晓得自己累得连扁担都靠不稳了，突然背心生出一阵凉意，心头冒出一句话：“耶，莫非这是最后一回靠扁担了？”

卢麻布躺在床上许多天了，一直不肯最后闭上眼睛，是在望着门口，望着在重庆城教书谋生的二儿子回家。自己心头有话，想告诉所有的孩子，想说：“我这辈子，挑麻布卖麻布，几十年没少过哪家老板哪户邻居一尺一寸布头。”可这话，连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晓得，用得着这种时候再对儿子说么？自己还有什么想对儿子说的呢？

陪了他几十年的妻子坐在床边。嫁过来那天，洞房之夜，卢李氏就对卢麻布说过“这辈子，我陪他”。这一陪，陪了一辈子。卢李氏见丈夫眼巴巴望着门背后斜靠的扁担，猜到了他想说啥。又见他望着大门口，猜到了他在等二儿子赶回家，全家人到了，他还有话说。卢李氏想问丈夫还有些啥话要说，他用听不大清楚的声气说：“我们从肖家场搬到杨柳街，为的是啥子事？我还没告诉儿子。那年子，魁先娃去省城求学，出门前，我就想告诉他的。后来还是没告诉他。只送了他一根扁担，说了做人要像扁担有让性，没说肖家场的故事……”

1923年这一天，卢作孚父亲卢茂林在合川家中逝世。他的二儿子是从重庆大老远地赶回家中，没听到父亲留下最后的话，包括肖家场的故事。

不过，父子之间的传承，又岂在讲没讲一个故事？十几年后，到了1937年、1938年，二儿子做出事来，活生生再现了爸爸的全部个性，不光是那根扁担的“让性”……

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卢麻布一生奔波，那根扁担挑过的麻布，不够他的二儿子办实业公司后，将手头最小的一条轮船货舱装满。

卢茂林去世，卢作孚写下《显考事略》。今天，已经找不到这篇亡佚的文字。老人们追忆，说卢茂林二儿子的祭父文，写得来声声带泪，字字泣血，赤子情深。

扁担是而立之年的爱物。

爱与不爱，三十岁的人，都离不得它。两个筐子摆在面前，你非得一肩挑起。一筐是老的，一筐是小的。父亲就这样挑了一辈子。父亲去世这一年，卢作孚三十岁，上有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弟弟，还有两儿一女。卢作孚只能将家人作一筐挑，另一头筐子腾空了——二儿子这辈子要挑的，比爸爸的重些。

教父（二）

这年除夕刚过，“袁汤圆”的袁老板打开铺门，发现对门子督府衙门又换了牌子。袁老板乐了，他也不敢怠慢，便从柜台后取出汤圆品种的招牌来，将“芝麻大汤圆：四十个钱一碗”上的“四”字，改作了“五”，其余“醪糟小汤圆”等依此类推，一路改下去，袁老板改了个遍。他忽然想起刚革了命的那一年元宵节，有一个教书的小先生带了三个读书的少年学生来店里，又大又圆的袁汤圆不好好吃，偏偏要拿汤圆来上算学课，说什么：“汤圆宣统元年是四个钱五个。今年，四个钱一个。求解：四年来省城物价涨了若干？”记得当时那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少年学生算出来的答案是“百分之五百！”这一晃又恍过十年，万一那位先生再带了学生来吃汤圆，又该算了——省城的物价涨了若干？

住在西门城墙基脚下的成都市民，这一天，推门上街，也发现城头又变换了大王旗。有耐心的、眼睛爱找事的还看出，从城门上方坠下一个吊笼，笼中站着两个川军士兵，一个拎起一大桶红颜料，另一个打赤膊、提排笔、用军人的粗放在城墙上先抹去上个月另一军川军刚写下的什么标语，另写上大红标语：建设……

“建设”什么呢，没人再有耐心往下看，再爱找事的眼睛也找不出啥新花样来，于是路人们头也不抬，各自忙各自的营生去。刷完标语，打赤膊的军人才感到冷，披了士兵的军装向站笼中一坐，却是从前被杨森降职为兵的副官。

1924年初，杨森东山再起，2月19日，逐出川军第1军，进驻成都，就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掌控四川军政大权。他一天没耽搁，又开始他四年前在泸县要做没做成的那桩事。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也新换成“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办公处”。

杨森端坐巨大的办公桌后，问：“建设新四川，第一做什么？”

杨森的副官马少侠答：“事得人而举，无人才即不能发生力量！”

杨森颇赏识地一笑：“急电，有请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到成都助办教育行政。”

“教育厅长？他卢作孚未必肯来。”

“三年前在泸县，教育科长，我一请，他就来！”

“他这人，不在乎官大官小，就爱从小事做起，做成实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