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哇一声哭了。她挣脱爷爷的手,飞跑着去了。
爷爷钻进窝棚。
爷爷像发疯一样跑出窝棚,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Rx房,用力撕扯着,语无伦次地说着:“是独头蒜!是独头蒜!”
爷爷对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双手合十,大声喊叫:
“苍天有眼!”
爷爷用手巴骨敲打着墙壁。阳光斜射进来。照着擦得锃亮的炕桌上摆着的高密泥塑。白窗户上贴满了奶奶亲手剪出的构思奇巧、花样翻新的剪纸。五天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初十,爷爷蜷着一只伤臂,带着满身汽油味儿,从公路上归来。他和父亲一起把那挺歪把子日本机关枪埋在院子里的楸树下,又进屋来寻找奶奶藏下的银钱。
墙壁空空洞洞的响着,爷爷掏出枪,用枪把子砸墙壁,一下子砸出一个洞。爷爷伸手进去,拖出了一个红布小口袋,摇摇,哗啷响,倒在炕上一数,五十块银洋。
爷爷把银洋装好,说:“走吧,儿子。”
父亲问:“爹,去哪儿?”
爷爷说:“进县买子弹,跟冷麻子算帐。”
父亲和爷爷走到县城北边去,太阳偏西,胶济铁路在高粱棵里乌青青如一条长龙,黑色的火车喀当喀当地爬来爬去,一团团焦黄的煤烟缭绕在高粱梢头,铁轨亮唧唧地刺眼,像龙的鳞片。火车尖利的嘶鸣使父亲心惊胆颤,他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
爷爷拖着父亲,走到一个高大的坟墓前,墓前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白石碑,碑上扁扁的字迹已剥蚀的难辨横竖,墓四周有几棵双人难以合抱的老柏树,树冠黑森森的,无风也在呜呜地鸣叫。坟墓被血红的高粱包围着,像一个黑色的孤岛。
爷爷在墓碑前挖了一个坑,把自来得手枪放进去。父亲也把他的勃郎宁手枪放进去。
父亲和爷爷跨过铁道,望到了高大的城门洞子。城门楼子上高挑着一面日本旗,旗上的红日与西斜的红日相映着,显得鲜明又辉煌。门洞两侧站着两个岗哨,左边是日本兵,右边是中国兵。中国兵盘问搜查着老百姓,日本兵持枪立着,看着中国兵搜查中国人。
爷爷一过铁道就把父亲背起来,低声说:“装肚子疼,哼哼起来。”
父亲哼哼了两声,悄声问:“爹,就这样哼哼吗?”
爷爷说:“动静再大一点。”
他们随着进城的人到了城门洞子。中国兵吼一声:“哪村的,进城干什么?”
爷爷死声死气地说:“城北鱼滩的,孩子得了绞肠痧,进城里找吴先生给治治。”
父亲光顾了听爷爷和岗哨对话,忘了哼哼。爷爷在他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父亲嗷嗷地叫起来。
岗哨挥挥手,放爷爷进去了。
走到僻静处,爷爷愤怒地说:“混蛋,为什么不哼哼?”
父亲说:“爹,你拧人好疼啊!”
爷爷带着父亲,从一条铺满炉灰渣子的小斜街上往火车站方向插过去。黯淡的阳光。污浊的空气。父亲看到火车站破旧的站房旁边修筑着两座高大的炮楼,炮楼上的白色日本旗中心凝着一团红血,两个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在站台上机械地走动,几十个要乘车的旅客有蹲有站,排在铁栅栏外边。一个穿著黑衣服的中国人提着一盏红灯,在站台上立着,从东边传来火车的鸣叫。父亲脚下的地皮都在哆嗦,那两条狼狗对着驰来的列车叫了两声。一个卖纸烟瓜子的小老太婆蹀蹀躞躞地在那些旅客旁边徘徊着。火车(同:口空)咚(同:口空)咚喘息着,在站上停下来。父亲看到火车拉着二十多个长盒子,前边十几个四四方方,有窗有门;后边十几个没有顶盖,一些四愣八叉的东西用草绿色的大蓬布遮着。车上站着几个鬼子,叽哩咕噜地跟站台上的鬼子打着招呼。
父亲听到一声尖锐的枪响,从铁路北面的高粱地里传来,货车上的一个高大鬼子,身体晃了晃,一头栽到了车厢下。炮楼上响起了狼嗥般的警报声,正下车的旅客和未上车的旅客四散奔跑,狼狗狂吠不止,炮楼上的机枪哗哗地往北扫射着。火车在忙乱中开动了,大团的黑烟飞散,站上煤灰飞扬。爷爷拉着父亲的手,飞快地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子。
爷爷推开了一扇半掩着的门,进了一个小院子。房檐下挑着一盏纸糊的小灯笼,红颜色,射出短而弱的神秘红光。一个涂脂抹粉的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倚门而立,猩红的唇里露出两排细密的白牙,一脸的笑容,蓬着黑鸦鸦的头发,鬓边斜插一枝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