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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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塔克西尔·德洛尔在他的名著《第二帝国史》中提到“这座中国建筑杰作的毁灭”：“……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只剩下一堆堆蚀迹斑斑的焦土和瓦砾，圆明园的大门仍由两个铜狮子镇守着，它们由于过于笨重才没有被搬走”。

旅行家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继毕托之后，于1872年也给恭亲王拍过肖像。他在187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写见到的圆明园废墟的情形。他着重描写废墟面积之广，和他的怅恨之情：

“……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也仍有几座建筑，抗住了侵略者的破坏，抑或是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因其精美而免遭毒手。在这些建筑中，就有一座横跨荷塘的十七孔石桥仍完好无损。远远望去，万寿山（今日颐和园内）上的高大庙宇也在火红的夕阳映衬下，呈现出完整的轮廓。它的脚下，满地都是联军大肆破坏期间毁掉掀倒的塑像和佛塔的碎片。这里仅剩的遗存已足以使我们想象得出，建设这样一座皇家宫苑所必需的人力和财力是无法计算的。圆明园就这样化为焦土。对一次中止条约的举动，竟以如此野蛮的方式实施报复，真是不幸”。

在约翰·汤姆逊拍摄的一张照片中（见《中国》CHINE1860…1912），我们还能看到圆明园中一座被遗弃的漂亮楼阁。它矗立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之上，铜质的门窗和屋顶的琉璃瓦，成为中国建筑细腻风格的见证。

地理学家埃利赛·雷克吕和奥内西姆·雷克吕1902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中华帝国》，谈到北京最著名的园林圆明园，以‘中国的凡尔赛宫’之名而在欧洲广为人知。而据说，中国建筑此园之所费，远远超过法国建筑凡尔赛宫的费用。他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这座宫苑如何在1860年被欧洲军队洗劫一空，造成中国艺术无可弥补的大劫难。他们在八里桥击溃了中国的军队，占领了圆明园。第一批闯进园中的人，一定会以为自己置身于一座博物馆之中，一件件质地和做工堪称双绝的玉器、金器、银器、漆器，像在西方的公共博物馆中一样陈列在架子上。这些包含着大量艺术杰作的珍贵器物，有很多被毁坏、被随意分掉或者不可挽回地丢失了。同时，还有大量文物被挑选出来，在欧洲建立新的博物馆。至于金银元宝，都按官阶大小分给了官兵，但主要的财宝似乎并没有被发现”。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8）

“从这些黑暗的日子开始，中国人自己也干起了外国人的罪恶勾当。当时也曾有数处宫殿和楼台原封不动地保下来，几乎没有受到破坏。还有一些街道、花园、石桥，以及在这座天方夜谭般的天堂里随处可见的雕像和装饰柱，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包括监守自盗的看守人员，不停地从园中取材用以烧火，盖房子，拿来换钱，有些尚能修复的建筑就这样彻底被毁了”。

瑞典的中国艺术史专家喜龙士（奥斯瓦尔德·西仑）在1926年叹道：“在近代的皇家宫苑中，圆明园也许是装饰最丰富、布局最漂亮的一个，它的辉煌已所剩无几”。

1962年，圆明园被毁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兼艺术史家林语堂于出版了一部插图版《皇城北京》。他描写圆明园的废墟时说：

“这座宏伟的皇家宫苑，昔日曾布满了楼榭亭台，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燕居游乐之所。而今只剩下一处处‘意大利式的’废墟，它们是罗可可时代由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用石头建造的意大利式宫殿的遗址。一根根罗可可风格的石柱横躺竖卧，一块块檐壁和三角楣淹没在荒草之中。这些东西，由于是石头制成的，都留了下来，尽管仍处于废墟的状态，而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遥想当年，这座供康熙和乾隆皇帝享乐的宫苑是何等壮观，与它相比，西方的城堡简直如同玩具一般”。

林语堂强调，慈禧太后（一直掌权至1908年）所钟爱的圆明园的毁灭，对她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因此对西方人恨之入骨：

“新建的颐和园一直延伸到昔日圆明园的遗址。当圆明园在咸丰朝遭到灭顶之灾时，这位著名的皇太后还只是个年轻妇人。她与皇上逃到热河，一同蒙受这一奇耻大辱，这个痛苦的经历如同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她所熟悉的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如今只剩下一堆无法修复的瓦砾。万达尔分子没有对任何东西手下留情”。

法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皮拉佐莉认为，“军队的万达尔式行径以及其后由额尔金下令点燃的大火，最终决定了这一集风景、建筑、艺术品、古籍等无价之宝于一身的珍贵遗产的命运。除建筑杰作和无与伦比的园林之外，圆明园还庑藏着一百五十年间搜罗来的无价珍宝、典籍和艺术品”。

皮拉佐莉夫人认为，随着这座宫殿…博物馆的毁灭，中华帝国一个文化象征化为灰烬，圆明园也走进了历史传奇。如同法国的凡尔赛宫一样，它曾容纳了“物质世界所能创造的最精美、最罕有的东西”，它是皇帝依自己的想象所能改变的世界的缩影。但与凡尔赛宫不同的是，如果不是亲自置身于圆明园之中的话，几乎无法想象出来它到底是一付什么样子。尽管如此，它仍然走进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虽然这个民族根本无缘身临其境。

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旨在迫使皇帝做出让步、为遭受酷刑及死去的俘虏报仇的行动固然立即达到了目的，但这次行动仍然是“一种可耻的野蛮行径”。

这确是问题之所在。

约翰·汤姆逊已经猜想到这一行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中国人对外国蛮族的刻骨仇恨。他预言道：“这种仇恨可以很快就会显然出来。它不会表现为外国旅行者和商人目前所遭遇的轻微皮肉之苦，而将成为中国人齐心协力将外国人驱出国土的共同行动”。

历史学家亨利·高第同样谴责（1906年）这一行径及其施行者，说他们玷污了此次中国战役，激起了中国人的仇恨：

“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以毁灭昔日遗产的方式惩治今天的罪行，我赞同这一观点。大杀人犯和破坏分子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千万不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1860年额尔金火烧圆明园和法国人的洗劫行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这些卑劣的行径，无论有怎样的借口和托词，都将使中国之战的荣光黯然失色”。

吕西安·博达写道：“没有任何东西比洗劫和烧毁这块宝地更能令人仇恨‘这些野蛮人’”。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9）

这在中国人集体记忆里，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在19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最早在中国常驻的英国外交官之一弗里曼…密福特收入了一封写于1865年8月7日的信。在信中，他就火烧圆明园一事表达与孟托邦将军和葛罗一致的意见。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那么错在哪里呢？

这位英国随员认为，之所以做出摧毁圆明园的决定，是出于对它的后果做出的错误判断。他解释说，当然确实有必要对中国方面的暴行加以报复。但打击的对象应选在都城的中心，而不应是距离首都十六公里的地方。他还解释说，为了打击中国人的气焰并使其明了帝国已惨遭失败的现实，最佳办法应是攻击紫禁城：“如果北京城内的皇宫被摧毁，必将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响，其记忆也就不会随着圆明园的最后一缕轻烟而消逝”。

何伯·丹拜认为，这种以为火烧圆明园的记忆已经消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她确信，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