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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尚有可为否（第1页）

我们理应接受关于自由的教育。不过这一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但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正如我前面论及的，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包括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学的。这个社会的病根乃是由多种病因综合造成的，如需根治，除非多方下药。因此，要应付复杂的人类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一个因素，而需要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毕竟，没有任何东西是万能的。自由已然遭到威胁，推广关于自由的教育实在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同时其他许多项事情也同样火烧眉毛了，比如为保障自由而设置社会组织，进行人口控制，以及相关立法工作。让我们从最后一项开始讨论。

从制定《大宪章》[1]的时代起，甚至还要更早些，英国的立法者们就已经关注于如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一个人被不清不楚的法律关进监狱，那么他有权根据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申请由上级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这一保护令由高等法院的法官发到地方治安官或狱卒手上，责成他在限定时间之内，将其关押的人带至上级法庭，以审明案情。这里务需强调，不是把申诉信或法定代理人带至上级法庭，而是申诉者本人，是他那活生生的肉体，他的每一块肉每一根骨头都曾被迫睡于木板之上，他的鼻子曾被迫去闻牢中恶臭的气味，他的嘴巴曾被迫去吃牢中那恶心的饭食。

对自由的基本条件（免于身体遭受迫害的自由）的关注，毫无疑问是必需的，但还不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全部。让一个人离开监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此人却不一定自由——即使他身体免遭了迫害，却仍可能成为心理上的受奴役者。他可能被强迫按照一个国家或国家内部的私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要求的一样去思考、感受、行动。世上可永远不会有什么“心灵保护令”，因为地方治安官或狱卒不可能将一个被非法拘禁的心灵送到上级法庭，而世上也没有一个心灵被奴役（具体奴役方式见前文）的人会站到某个法庭上控诉自己遭受心灵的奴役。

心理管制的本质就在于，那些曾被迫采取某些行动的人，最终视此压迫为自然，从此自觉做行动。“思想操纵法”的受害者不知道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其实身处一个无形的监狱，却自以为身处自由之中。只有别人才能看出来他是不自由的。他的奴役状态是完全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抹杀——包括他自己。

我要再次强调，世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心灵保护令”，但至少可以有预防性的法律，宣布心理奴役的买卖为非法，这个法律将保护心灵免于遭受奴隶贩子们肆无忌惮的、恶毒的宣传，它所要模仿的就是那部保护人身的法律——它使监狱肆无忌惮的贩子们无法贩卖猪食、毒药给囚犯。

例如，我以为我们可以，而且也理应立法，限制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官员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受其控制或被其拘禁的人身上使用睡眠教育手段。我还以为我们可以，而且也理应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或电视屏幕之中使用“潜意识投射”手段。我同时以为我们可以，而且也理应立法，不仅禁止政党候选人花费超过一定限度的竞选资金，而且禁止他们使用任何非理性的宣传手段，这样的宣传手段把整个民主程序贬得一文不值。

这些预防性的法律或者能起些作用，但是，倘若目前正威胁着自由的那些巨大的客观势力仍在增强其势力，那么这些法律也不能长久发挥作用。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发达的科技，使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面对这两股压力，最好的宪法和预防性法律都显得无能为力。宪法自然不会被废除，这些良好的法律也依然会印在法律全书中，但是这些自由主义的文本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掩盖着已然深受奴役的本质。

如果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压力不除，我们就会看见历史的倒转——曾经英格兰转变为一个民主政体，仍保留着君主制的外衣，但未来它将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却披着民主制度的外衣。随着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压力无情地加速挤压这个世界；随着“思想操纵法”花样翻新且越来越有效，民主制度将会变色，但其老旧古怪的政治形式（选举、议会、最高法院以及其他）却会得到保留，而潜渊之下，其政体本质则是一种新型的非暴力的极权主义。那些传统的漂亮名号、那些神圣的标语，依然保留，就像在美好的往日一样。是的，民主、自由仍将是广播、社论的极佳主题，不过，这里的民主、自由却完全是匹克威克式[2]的口吻。与此同时，寡头统治者及其手下那些经过高级训练的精英士兵、政客、思想制造者、思想操纵员们，将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静悄悄地主宰世界。

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如今面临这些巨大的客观势力的威胁，我们怎么去抵抗？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简直轻而易举。就说人口过剩吧，高速增长的人口对自然资源施加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我们能做什么？很显然，我们必须尽快控制人口增长率，使其与人口死亡率持平；同时，我们必须尽快提高粮食产量；尽快创建并执行一项全球政策，以保护土地和森林；尽快发明有较高安全性、较低消耗速度的实用燃料，来替代核能；我们还要在节约使用简单易得的矿产资源的同时，尽快开发新的、省钱的技术，对这些越来越稀缺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在这些资源中，最贫瘠的矿产在大海里。

可是，毋庸讳言，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人口年增长率要降低，可是怎么降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一个是人口控制。大多数人会选择人口控制，可是这随即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生理学的、药物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甚至还是神学的。口服避孕药尚未问世[3]，如果一旦发明，那么又如何分发到数以亿计的未来的母亲（或者假如这粒药丸是作用于男性——那些未来的父亲）手上，并确保她们（他们）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服用呢？

而且，考虑到现行的社会风俗、文化与心理的强大惯性，又如何说服那些本该服用避孕药却不想服用的人呢？还有，罗马天主教对任何其他形式的节育都极力反对又该如何？该教会只允许一种所谓的“自然避孕法”，这一避孕方法在最需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工业落后地区得到试用，但却证明几乎毫无效果。

所有这些有关未来、避孕药的问题，即使考虑到目前已经可用的化学的、机械的节育办法，也几乎无望获得圆满答案。

当我们从节育问题转到增加粮食供给和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时，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没有节育问题那么严重，但依然是不可轻视的。首先是教育问题。那些负责种植作物以供给全世界绝大部分粮食需求的农民们，他们人数庞大难以计算，要想教育他们使其改进种植技术提升产量，又得花上多少时间？假设他们果然接受了教育，又到哪里寻找资本为他们提供机器、燃料、润滑剂、电力、肥料、改良的种子、家畜——没有这些东西，最好的农业教育也白费。相似的问题是，又是由谁来负责教育人类保护资源的原则和方法？

而且，倘若一个国家人口猛增，对食物的需求暴涨，又如何去阻止这个国家里饥饿的农民们不去开垦土地？如果可以阻止他们，那么当肥力耗尽、伤痕累累的土地缓慢恢复生机的过程中，又是谁来负责这些农民的生计？或者，再考虑一下落后的社会吧，它们迫切要实现工业化，如果它们成功了，为了拼命赶上“先进国家”，势必又要像早期的“先进国家”一样（它们到现在还是如此），愚蠢、铺张地浪费掉这个星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又由谁来阻止这些落后的社会追逐先进的脚步？

清算的日子终会来到。当矿藏挖掘殆尽，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算，还能够从残余的矿藏中再挖掘剩余不多的珍贵的矿物，但在那贫穷的国度，又到哪里去找科学人才和巨量的资金来完成这一工作？

或许，最后还是会发现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可以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可是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发现这个答案？无论人口总量与自然资源做何等的较量，时间永远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到本世纪结束，如果我们人类足够努力，或许到那时世界市场上的粮食总量会比现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时人口的总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几十亿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半工业化的国家里，他们将消费现在十倍左右的电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矿物质。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时，粮食供给状况一如今日般捉襟见肘，而原材料的供给状况则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决组织膨胀问题，也并不比解决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问题来得容易。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轻而易举。此处有一句政治格言：权力尾随财产而至。但如今生产资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财团和大政府之手，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请将你的财产分散出去吧，范围越广越好。

再来看看投票权的问题。原则上，这是极大的权利。但在现实中，正如近期的历史反复呈现给我们看的那样，投票权本身绝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因此，如果你想通过投票权来避免独裁制度，请解散现代社会中仅具功能性的各类集体组织，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以自愿为基础组建小型的交流团体，使其能躲开大财团、大政府的官僚系统而独立运作。

人口过剩和组织膨胀催生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过上由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构成的完满的人性之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如果你想逃避个人的、社会的精神贫瘠状态，离开大都市，让小小的乡村社区复活吧；或者破坏大都市机械化的组织体系，在其内部组建一个个与乡村社区一样的小型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相聚，作为完全的个体相互交流，而不是仅仅作为专业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现。

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实，五十年之前，这些问题即已眉目清晰地为人所知。从西莱尔·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从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们，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经济巨鳄集中权力），以及广泛地分散财产。有不少分散生产力的天才的计划提出来，致力于重建小型的“乡村工业”。还有杜博瑞尔[6]那周详的计划，试图在一个个的大型工业组织中的不同部门里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权和主动权。

还有工团主义者[7]，他们有一份蓝图，希望在产业联合会的帮助之下，以生产集团的联盟为组织架构，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美国，亚瑟·摩根[8]和贝克·布朗内尔[9]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规模维持在乡村和小型市镇的水平。

哈佛大学的斯金纳教授在他的乌托邦小说《桃园二村》中，就人类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法，小说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自立自治的社会，其组织方式如此之科学，以至于没有人会受到引诱去反对社会，无需借助高压政治，也无需宣传，而每个人都能为其所当为，乐其所当乐，人的创造力于是被普遍激发了。在法国，二战进行之时以及结束之后，马塞尔·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许多自治的、无等级的生产社区，社区之内人们互助互爱，过着纯然人性化的生活。同时在伦敦，佩克汉姆实验[11]证明了通过互助的医疗帮助体系，使人人关注集体的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一个大都市里，也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区。

如此我们便可看到，组织膨胀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们也开出了包罗万象的药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针对组织膨胀的病症做一些实验性的治疗，而其结果甚是喜人。然而，不管如何倡导，也不管实验性的举措如何开展，这一病毒却稳定发展，越发厉害。我们固然知道权力不可集中在少数的寡头统治者手中，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权力确乎集中在越来越少数的人手上。我们固然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于一个大都市意味着成为一个匿名的、原子一样的人，不能过纯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却在稳定地扩张，同时“城市—工业”的生活模式却毫无改变。我们固然也知道，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之中，民主如果不是与规模适当的小型自治组织相挂钩，将近乎毫无意义。然而，每个国家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地为大政府或大财团的僚吏们所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