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儒学大师谈人生七 德性之美1（第2页）

接下来，周武王发放仓库的粮食、钱财，分给士兵和百姓。天下诸侯和百姓认为周武王不贪财、不好色、讲信用、有仁德，从此对他心悦诚服。

周武王想知道政权衰亡的原因，商纣王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材。商纣王贪财好色、不仁不义，周武王“见不贤而内自省”，做的事跟商纣王正好相反，不贪财不好色，有仁有义。以此看来，周武王确实是一个善于自修的人。

好人坏人都是教出来的

董仲舒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董仲舒这个人，特别能够兼容并蓄，对天下任何学问都不轻易否定，而择其善者，融而化之。他整合的“新儒学”，以儒学为底料，拣择诸子百家的学说，煮成一盆大火锅。味道好不好先不论，光是这种包容百家的气量，就值得后学者学习。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讲“性本善”，荀子讲“性本恶”，董仲舒两不得罪，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观点：“圣人之性”是善的，“斗筲之性”是恶的，“万民之性”非善非恶。由于大善大恶之人极少极少，不具代表性，都忽略不计，只讲“万民之性”，或者说“中民之性”。他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中名之。”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而提出了新的“非善非恶说”。既然人的本性非善非恶，那么，人的善恶就全在教化之功。他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意思是，人的天性是质朴的，善性是王道教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质朴的天性，王道教化就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王道教化，质朴的天性就不会自动转为善性。

谈论人性善、恶或非善非恶，有何意义呢？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三种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命运，说得严重点，它们至今还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孟子提倡“性善说”，我认为，他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对他人有信心，主动做好人，不要怕好人无好报。孟子是重民权、轻君权的，他的“性善说”主要是用来劝导统治者：要相信群众，只要您老先生以身作则，贪心少一点，仁爱多一点；享乐少一点，工作多一点，老百姓都会变成好人。如果老百姓不好，肯定是您老先生出了毛病。这有点类似现代观点：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领导。

孟子为老百姓说话，心意是好的。后来的封建社会，多数时候是采用他的“性善说”，以德治国。可惜用反了，由“相信群众”变成了“相信领导”，要求老百姓相信统治者是好人、是贤人、是圣人，相信他们肯定会大公无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福利，把权力交给他们肯定没错。没想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事后盘点，从上到下，凡与权力沾点边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包青天”云云者，也许某个方面品格杰出，要是按现在的标准来算账，差得太远。有人会说，不能强求古人。的确不能强求古人，但古人的行为用到现在如果是错的，就要否定，以免误导当代人。

荀子提倡“性恶说”，我认为，他的目的是提醒大家不要把希望建立在别人的品德上。这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应该用礼法来约束人的行为。但他以礼为主，以法为次，跟现代“以法治国”的观念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很接近了。后来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礼、法杂用，有时偏重于礼，有时偏重于法，荀子的观点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西方民主国家讲法治，据说就是建立在“性恶说”的基础上，不相信当官的会自动做好人，也不管普通百姓是不是好人，都要用法律来进行约束。但在中国，“性恶说”历来受到排斥，也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以法治国”。

董仲舒提倡“非善非恶说”，从对人性的观察来看，也许更接近于真实。但他又说什么“善者，王教之化也”，这就等于给统治者和老百姓定了位：统治者拥有圣人善性，应该由统治者用善良的颜料涂抹老百姓的人性白纸，画出绝美的图画。他却不想想，假如统治者使用的是邪恶的颜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大凡中国出现社会混乱、价值观错位、道德水准下降的状况，罪恶之源通常都来自统治阶级。由于董仲舒的观点特别对统治阶层的胃口，一上市就极为畅销，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垄断地位。自此，中国的学术市场可谓一片萧条。从摧残学术的自由竞争来说，董仲舒罪莫大焉！

不过，撇开政治不论，“非善非恶说”确实有可取之处。没有天生的好人，好孩子和坏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员工和坏员工都是教出来的，好士兵和坏士兵都是教出来的，归根结底，好人和坏人都是教出来的。如何扬恶抑善，是从事管理和教育者需要学习的一门艺术。

周敦颐生平

周敦熙（1017-1073），宋代理学家，世称“濂溪先生”。他一生主要在江西做官，晚年退隐林泉，专心讲学。他是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他在儒学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三教混同，开创了宋代理学。他的理论经二程继承，又经朱熹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哲学思想。

厚德载物

周敦颐说：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

我们经常看见“厚德载物”这个词，清华大学的校训也采用了这个词。那么，所谓“德”是指什么呢？就儒家而言，有传统“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对这五个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周敦颐认为：“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他所讲的都不是新观点，只能说明他是这样理解的。其中“理曰礼”一句，值得多讲一下。我们知道，儒家的“礼”包括一切行为规范，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但反过来说，一切行为规范也应该合情合理。不管是法律、制度，还是礼仪、家规，都要制订得合情合理，否则，让人遵守就勉为其难了。比如秦始皇时代，为了搞到廉价劳动力，法律特别严苛，走在路上，什么也没干，就可能被抓去服劳役，修长城，修阿房宫，修骊山墓。这样的“礼”，叫人怎么受得了呢？

如果“礼”不合情理，应该怎么办？当然应该改掉。可是在专制时代，制订“礼”的人通常都蛮不讲理：是这样，就是这样，“帽子破了，还得戴在头上”。其实，帽子破了，完全可以换一顶新的，为什么非得戴在头上不可？太不合理了。

如果“礼”是合理的，遵守它就是一种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智者观点相近。苏格拉底说，“守法就是正义”，“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所以，他被雅典的公民法庭判处死刑后，有很多逃生机会，他都放弃了。他宁可守法而死。但苏格拉底对于国法，绝非盲从，而是理智服从。他区分了“王政和暴政”的差异，他说：“在人民的同意下按照国家法律统治他们是王政，而不受法律控制的统治者的意志强行对不愿意的臣民进行统治则是暴政。”他认为雅典的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虽然判处他死刑是非正义的，他也愿意服从国法。

守“礼”是否恰当，较有争议，其余仁、义、智、信四德，却比较确切，持之可以无疑。

通常来说，能够成就大器的人，都是“厚德载物”的人。这个道理，好比盖高楼大厦，必须深筑基础。大厦很高，基础不牢，就很危险了。历史人物中，有很多以“厚德”而成名的人，北宋宰相韩琦就是其中之一。

韩琦未当宰相前，曾是镇守北方的军事领袖。有一天晚上办公时，替他端蜡烛的卫兵不小心将他的头发烧着了。韩琦只是摸摸头发，仍专心办公。过了一会，他发现刚才那位卫兵不见了，换了一个新人，马上意识到他是被长官叫去接受责罚了，急忙走出去，对侍卫长说：“我想他已经知道怎样端蜡烛了，不要惩罚他吧！”

韩琦家里珍藏着一对玉杯。这对玉杯晶莹剔透，无瑕无疵，没有一丝杂色。他将它们视为传家之宝，异常珍爱，轻易不肯示人，只在重要聚会时才拿出来，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玉杯放在上面使用。

有一次，韩琦宴请一些下级官员。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一位官员失手将玉杯碰落在地，摔碎了。在座的人都惊呆了，那个官员更是吓得跪在地上，请求治罪。

韩琦毫无惋惜之意，笑着对宾客们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定数，该有时它就来了，该失去时，谁也保不住。”

他又和颜悦色地对那位闯祸的官员说：“你偶然失手，又不是故意的，有什么罪呢？”

事后，朝中上下无不称道韩琦气度不凡，有宰相之量。后来，他果然成为宰相，与范仲淹齐名。

这世上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对别人严对自己宽；第二种人对别人严对自己也严；第三种人对别人宽对自己也宽；第四种人对别人宽对自己严。第一种人给社会制造麻烦，第二种人给生活带来压力，第三种人使人际关系变得轻松，第四种人给世界带来福祉。第一种人不一定都是小人物，他们对世界的破坏力总是跟他们的权力一样大；第四种人不一定都是大人物，但他们却维系着人类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这正是“厚德载物”的人。

子贡哲学

子贡在学问方面的成就不及其他孔门弟子，但对儒学推广的贡献却很大。据《史记》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子得以扬名，儒学得以传播，子贡的宣传之力，功不可没。

错在明处，改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