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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第2页）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浮滑为人才之大敌

曾国藩以“朴实”为成大事的根本，因此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此二字为标准。他认为“以朴实廉介为质”，就是以此二字为识人之本的意思，无本则不立。纵观曾国藩选用的人才，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标准。他最不喜欢浮滑之人，他对好友毛昶熙说：“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滑取巧之流。”把浮滑视为人才的大敌。

曾国藩用人主张兼收并蓄，主张取人应看到其长处，不应求全责备，因此他的手下各方豪杰都有，都能各尽其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曾国藩所谓“办大事以多得助手为第一义”，体现在他一生的识人用人中。即使如此，他并非什么人都取，什么样的人都要，其中最主要的取舍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朴实”，假若朴实，即便才气稍差，也委以重用；若为人浮滑，即便有绝大才华，也弃之不顾。他手下幕僚方宗诚负责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地向他交待了自己的原则：

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蜻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在这段文字中，曾国藩申明了自己”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并指出不这样做的危害。如果朴实与浮滑之人并用，那么朴实者必然受浮滑者排挤，不愿与之共事，其结果是有才的逐渐被挤走，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得势，这就违背了广收并蓄的初衷。曾国藩事业的成功与他用人的成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才说”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而以“朴实”为原则识人用人，正是他用人的成功之处。天下人才难得，德才兼备者更是少之又少，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仍然坚持“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始终把朴实主人置于首选。他指导李榕说，“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也是此意。

曾国藩识人之法中，朴实是一关键，而“滑”字则表示此人不可用。他在日记中多次记下对某个人的印象，如果说此人朴实或敦实，就预示着此人将得到任用，如果说某个人浮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有时他干脆写上“此人浮滑，不可大用”的字样。

曾国藩向他人推荐人才，也以朴实为第一标准。例如，他曾向郭嵩焘推荐邹伯韩，就说此人“任事当朴实可倚”。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军队抵挡太平军东下，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浩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安徽的绅士官吏，曾国藩推举吕贤基、吴廷栋、何慎修、涂宗瀛等数人，这几个人均是朴实主人，而且修养高，学业精。官场中除了友好陈源兖外，他又推荐袁甲三，说他”最为结实，才气亦足以包举大事”。宿州郭刺史为人很敦实，也可以重用。这些人都有朴实的特点。事实证明，除了吕贤基办团练守舒城为太平军击毙外，吴廷栋官至礼部侍郎，袁甲三先是协助吕贤基办团练，吕死后，他便接替吕指挥皖北军事，后又接替胜保担任攻捻的清军统帅，曾署理漕运总督。

在此之后，曾国藩举荐人才也没有改变以“朴实”为第一义的原则。咸丰十年（1860），他向同年考中进士的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明白，于此间各弁气习相近，当可相与有成”，请毛鸿宾放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好善若渴，实为朋辈不可多得之才，亦为珂乡培裨风气之彦。国藩去年得与共事，常以务实相切磋。”

曾国藩不仅在选将任官上以“朴实”为标准，就是招募丁勇也不例外。曾国藩从军后打了几次败仗，使他认识到绿营兵的致命缺陷，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二就是士兵浮滑，无人用命，战则溃逃，赏则争先。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体制，重起炉灶，编练湘军。

湘军主要招收湖南农民。这是因为湖南人受湖湘文化浸染，大多朴实忠诚，而农民就更加朴实。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说：“乡民：隆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同时他多次告诫部下，“无取浮华之辈，而求土作主类”。这些农民身上保存着固有的朴实和勇敢的特点，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经过一番磨练，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为了保持湘军不受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强化思想工作。以礼制军，选拔合格的营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而后可以言战也”。

但有时朴实和才能往往是不能同时具备的，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条理清晰者，往往心地不甚质实。”如何解决二者的矛盾呢?曾国藩一方面对浮滑而有才能者加以劝导，使之趋于朴实；另一方面，如果实在无法改变，宁可弃而不用。因为有才而不朴实者虽有时也能办事，甚至建立大功，但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这种人最不可靠，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告诫部将姚体备，命他清除浮滑的将领：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为防止浮滑之人进入部队，甚至连善于说话的人都不敢用，由此更能看出曾国藩对“朴实”是何等重视。湘军将领中口讷不能言的人比比皆是，这与曾国藩的偏爱是分不开的。因为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有不少，其中吴国佐最为突出。此人当时的级别是主簿，充任义字营管带。他胸怀大志，自以为可当天下大任，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对管带这样的官职很不满意。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与张的关系很紧张。开始曾国藩很称许他的见识，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了改变吴国佐的浮滑习气，曾国藩多次劝导。一次还亲自与他面谈，说见识高明的人，高明要像天那样宽广无私，明辨道理，平实要像大地一样，坚固扎实，劝他在“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写信给吴国佐，进一步劝诫，信中指明了趋向平实的方法：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曾国藩苦口婆心，却未能改变吴国佐的毛病。不久吴国佐在战斗中惨败，损失100多人，武器十丢五六，几乎溃不成军。此时，曾国藩已彻底失望，下令解散该营，营中士兵有愿意从军的，由委员凌荫庭挑选，另立营头，带到曾国藩所在的建昌老营，由他本人亲自训练两三个月，然后才可派出战斗。吴国佐本人则撤去职务，令其回籍。曾国藩在批文中说：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

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吴国佐从此离开了军营，失去了建立功名的绝好机会，而与他共事的张运兰，因为朴实，备受重用，官至福建按察使。后来左宗棠编练老湘军，吴国佐又出来协助，负责监造军械，左宗棠也发现了他的毛病，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翔冈立意，要与人不同，此最是短处。而所赏识之人，多无实际。渠荐与我之人，张声恒、章荣先尚略可，然皆由璞军出者，此外则无一堪用之才。难怪其从前带用，每战辙不如意也，而犹不自痛悔，复意气自矜，恐将来亦难望长进，终是废才!

吴国佐给左宗棠的信中说还欠他银子一百两，钱三十串。这也让左宗棠很生气。左宗棠说：“我所谓商贾气太重者此耳尸“此君读书太少，自信太过，颇有‘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之病。”后来也把他打发回去了。

有了吴国佐的教训，曾国藩更坚信非朴实之人不能用。在吴国佐事后不久，曾国藩又写信给另一个将领柳寿田，警告他说：“该将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后来柳寿田也因此未得重用。

李元度用人不慎，耳根软，他手下的将领有很多为人浮滑，好为大言。李元度本一介书生，对率兵用人不甚精通。曾国藩对此多次提出警告。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李元度写信，让他引起注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叫彭大寿的人，说：“此公在外多年，阅历深透，颇近于滑”，进而指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淳正”。言下之意，让他撤换彭大寿。

但李元度对曾国藩的话并未放在心上，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从未提上去。徽州一战，更是全军溃败，几不成军。李元度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不得志，还因为战败失职受到严厉惩处。而与他同时的许多人，都官至封疆大吏。李元度的失败，与他用人不慎有密切关系。

对于成大事者而言，用人不慎，必败无疑。用朴实之人，是最好的办法。浮滑之人，即使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而这样的人，大多野心勃勃，无自知之明，又怎么甘心受他人驱使呢！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幸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9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致，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作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