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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新千禧年世界最大的挑战（第2页）

面对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许多见多识广的美国人可能会说，我们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非常慷慨，如对亚洲最近发生的海啸灾难。这是事实，也体现了我们公民令人钦佩的性格。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解除旷日持久的痛苦同样重要。11个国家近来遭受海啸袭击，造成20万人死亡。但是，世界上每一个月就有16。5万人死于疟疾，14万人死于腹泻，24万人死于艾滋病。只要每一位美国和欧洲公民一年捐2。5美元，就可以有效地防治疟疾。

实际上，令人不安的美国外援的低额数据也有误导作用，因为它还包括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的特殊援助（其中许多是中等收入国家，但被视为有价值的政治伙伴），而且我们外援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内卖不出去的剩余粮食（仅运费就占粮食价值的一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教育、健康、住房或卫生项目的援助经费，很少直接到达当地人的手里，其中大部分流入到美国驻贫困国家的咨询机构。

2005年6月，布什总统宣布了一个计划，拟提供12亿美元，在非洲15个国家发起五年抗击疟疾的战役。非洲有1。75亿人遭受疟疾折磨。如果这一承诺能够兑现，这将是美国的重大贡献。慷慨的宣言在国内外都很普遍，但大多数以前的承诺不是被白宫遗弃，就是被国会抨击，或者陷入错综复杂的行政僵局而不了了之，真正到达穷人手里的援助可谓寥寥无几。

2002年蒙特雷会议后不久，布什总统宣布了“千禧年挑战”预算，每年拨款50亿美元作为发展援助经费。但是，三年后仅有40万美元（不足1％）到位。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官方宣称美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博茨瓦纳的4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得到了延续生命的治疗。博茨瓦纳医疗项目高层负责人对此非常生气，报告说美国没有一分钱到位，美国的声明是“错误的，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患者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治疗的准确人数为零。

美国每年用于抗疟疾的外援预算为9，000万美元，但95％的钱用于咨询，不足5％的钱用于购买蚊帐、药品及灭蚊剂。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保守的共和党人萨姆·布朗巴克对此满腹怨言，并提出议案，呼吁政府把疟疾预算的一半花在治疗上。他指出，政府网页的承包商名单四年都没有更新了，他得到的信息只是“含糊其词的描述，数字怎么算都达不到总额”。他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对此进行审计。

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实施蒙特雷会议承诺的千禧年项目机构。据该机构的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说，2003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为30亿美元左右。但是，“只有1。18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内项目机构的运行和对非洲各国政府和社区管理的项目实施直接资助。按人头平均，低收入国家的近6。5亿人每人只有18美分。这些钱用于该地区的健康、教育、道路、水、卫生以及民主体制方面的建设”。

千禧年项目机构估计，履行对穷人的承诺所需的经费为：2006年国民总收入每100美元的44美分，2015年增加到70美分。我们可以这样比较，2001年以来，仅美国的国防支出一项就增加到国民总收入每100美元的1。7美元，而减税幅度（主要针对富裕的美国人）也达到国民总收入每100美元的3。3美元。

比利时、瑞典、荷兰、卢森堡、丹麦和挪威一贯乐善好施，援助额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目标，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同意实现同样的目标。对其它国家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的事实日趋明显，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今后几年里，美国在外援方面的行动大概也不会体现出自己是一个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的强国。相反，我们与其它国家的差距将更加明显，可能会招致批评或谴责。近来，我们的政府加入其它国家的行列，宣布免除长期债务，但是却要减少其它援助，以抵消债务损失。毫无疑问，如果华盛顿领导得力，我们国家的人民会更加慷慨大方，乐善好施。

美国公民清楚地看到，在对待我们自己国家的富人和穷人问题上，我们政府的态度也存在着日趋明显的差别。我们的国家早就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加剧。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是一个国家人口中五分之一的高收入者和五分之一的低收入者之间的比率，日本是4:1，法国是7:1，美国是11:1。尽管如此，2000年以来，华盛顿制定的每一项政策仍然偏向富人，常常牺牲中产工薪家庭和穷人的利益。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立法机关在有关收入和支出的立法上，竭力使这种趋势长久存在。假如国家安全需要拨款支持，已经存在的福利项目必须拨款维持，那么，我们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用来维持现有水平的健康、教育、福利、住房、环境质量或创造就业机会的经费将大幅度减少，更谈不上提高了。

2000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国会预算办公室计划2001年财政盈余为2，810亿美元，10年内可上升到5。6万亿美元。然而，2005年联邦赤字将接近4，000亿美元，支出水平与以前持平，但因为实行一系列对富人的减税政策，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人们预测，目前的财政赤字额度将不会改变。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执政的12年里，国家债务从1万亿美元增加到4万亿美元。2001年以来，国会不得不将债务的上限定为8万亿美元。再过4年多，这个限度将超过10万亿美元。

在弗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及林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医疗保健、头脑启动计划等人道主义项目。从那时到现在，缩减国内项目的财政支出政策一直是一些保守派政策笃信者十分理解和追求的目标。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设立的遗产税如今也成为废除的目标，这将是另一个大规模减轻美国富人税收负担的措施。

异常的赤字不是由于国内和国际支出的增加引起的。1962年，联邦支出仅仅占我们经济产量的19％，此后在不同时期支出增加到20％以上。现在，加上伊拉克战争和国内安全开支，支出仍然不超过20％。问题在于最近的减税政策使联邦收入减少了16％，这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这两个数字的差异说明了赤字的大小。

2000年以来，在国会推动的减税政策之下，中产家庭每增收一个美元，占人口1％的富裕家庭则增收54美元，而那些百万富翁则能增收191美元。此政策实施的头三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增加了350万，而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仅在2002年就提高了10％。近年来贫富悬殊的另一个表征是，以前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普通职工的40倍，现在是其400倍。即使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普通员工的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差额后却下降了，这是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除国内经济急剧变化外，我们急剧增加的国际债务已经引起两党之外的金融专家的严重担忧。美国人可谓债台高筑，所欠外债四五年内就翻了一番。2005年3月，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从现在起的10年后，其它国家及其公民拥有美国的净资产将达到11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我们目前的国民总收入）……一个努力实现‘产权社会的国家是不可能在-请允许我用一个夸张的字眼-佃农社会里找到幸福的，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支持的贸易政策正将我们引入此道。”

与总体的经济哲学相一致的是，华尔街在股票市场投资社会保障基金的愿望，竟然成为高层政治领导人追求的重大目标。但是，美国人拒绝了总统发起的全国性运动，至少在目前已迫使国会放弃了这一提议。

为了进一步保护企业的特权，2003年的医疗保健项目药品法案禁止美国政府讨价还价，降低药品价格，致使制药企业继续以高价给美国人卖药，比它们卖给加拿大和其它国家客户的药价高出许多。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外国的药价比美国低35％到55％。美国老兵事务署不受这个法案的制约，所以能够讨价还价，使其药价降低了50％，甚至更低。一个负责任的法案可以使这个优惠价的覆盖面扩大一倍。

显然，政治捐款和得力的游说者获利甚丰，这也正是烟草业惯用的手段。我对此非常气愤，因为我的父母亲、两个姐姐和唯一的哥哥都因为吸烟成瘾而死于癌症。近年来，政府要求致命的烟草生产商为其受害人做出补偿，提供健康教育经费（其中一大部分也用于其它与烟草无关的用途）。同时，烟草公司也在极力阻扰联邦政府制定任何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控制其产品中人人皆知的致癌物。烟草公司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2005年6月，高度政治化的美国司法部中断了一项政府经过六年的努力才迫使烟草企业资助的戒烟项目，就连烟草企业总裁对此都颇感震惊。政府在法律诉讼和专家论证上花了一亿多美元后得出结论：未来25年烟草企业需出资1，300亿美元。在最后时刻，司法部突然宣布，未来五年内，烟草业的出资额将减少到100亿美元。主持论证的联邦法官怀疑，这个神秘莫测的烟草企业交易涉及政治因素。

尽管美国的工薪阶层和房产主怨声载道，华盛顿那些关键的政治人物成功地阻止了最低工资的提高，使工资水平8年来一直保持在每小时5。15美元的水平，这还不包括通货膨胀指数。根据2005年4月的美元汇率，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是8。66美元，法国是8。88美元，意大利是9。18美元，英国是9。2美元，德国是12。74美元。

假定每年工作50周，每周40小时，美国人最低的年收入应该是10，300美元。对数百万全职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收入低于贫困水平。对一个抚养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来说，2004年官方将贫困线定为：美国本土12，490美元，夏威夷14，360，阿拉斯加15，610美元。毫不奇怪，我们的人民在遭受苦难，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购买的房产遭遇有史以来最低的收益水平。

美国政府补贴富人的另一个典型的例证与我本人终生从事的农业有关。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农业补贴是许多农户得以生存的主要因素，这正是补贴的目的所在。现在，补贴依然有理由存在，但这些年来，富裕的农场主获取了大笔联邦政府补贴，贫困家庭无法在联邦政府里与他们竞争。这或许不足为怪。过去的10年里，我们纳税人每年不得不为农业补贴付出140亿美元，仅10％的农户就拿去了其中的70％，剩余的一半给了3％的富裕户，四分之一给了1％的最富有的农场主。2002年，一位最幸运的“农民”就得到了700万美元。在佐治亚州，七位“农民”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100万美元。由于游说者的百般努力，帮助苦苦挣扎的普通农户生存的崇高理想遭到抛弃。美国农业部在2005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只有不到25％的农户得到补贴的支持。

除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以外，美国的补贴政策也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非洲的马里。在那里，卡特中心有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四分之三的马里人每天只靠一美元生存，90％的人靠不足两美元的钱维持生活。占全国1，200万人口25％的人直接依赖棉花生产生存。这些家庭还算幸运，平均种五英亩地棉花，每年能挣280美元。改善他们生活的主要障碍与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密切相关。几年来，我们的补贴政策迫使世界棉花价格走低，低于马里棉花生产的成本。具体而言，美国对自己棉农的补贴远远高于马里国民收入的总和，也是美国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援助资金的两倍。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裁定，我们的棉花补贴是非法的。所以，我们的慈善项目，主要是施舍给富裕农户的慈善项目，也许应该进行改革。

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令人难以解释，甚至难以置信。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宗教生活领域，这些政策都直接危及美国的道德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