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tteruniteseolelikenothingelse。Itcanmakethemcry,itcanmakethemlaugh。Thereisnocaressmorelovelyandwarmthanaloveletter,becauseitmakestheworldseemverysmall,andbothsenderandreceiverbecomelikekingsintheirownkingdoms。Mydear,aletterislifeitself!”
Todayallmumslettersarelost。Butthosewhogotthemstilltalkaboutherandcherishthememoryofherlettersintheirhearts。
至今,我仍记得母亲的那些信。事情要追溯到1941年的12月。每天晚上,母亲总要坐在厨房的大饭桌旁,写信给我的弟弟约翰。约翰是在那年夏天应征入伍的。自从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他就杳无音讯了。
约翰从没回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还要这样一直坚持写下去。
“等等看吧,总有一天他会回信的。”母亲断言。她坚信思想和文字是息息相通的,这种关联强大得如同上帝赐予人类的光芒,这道光芒终有一天会照到约翰。
我不知道她是否只是在安慰自己、父亲,或我们这几个孩子。但我知道,我们一家人因此更为亲密了。终于有一天,我们盼到了约翰的回信,他安然无恙,驻扎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
母亲写信时总署名“塞西莉娅·卡普奇”,每次我都要取笑她几句:“为什么不直接写‘母亲’呢?”
以前我一直没在意她把自己当成塞西莉娅·卡普奇,而不是母亲。我禁不住以另一种眼光去审视自己的母亲,她如此瘦弱、矮小,即使穿上高跟鞋,身高仍不足一米五。
母亲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除了那枚结婚戒指外,她基本不戴其他首饰。柔顺黑亮的头发自然地盘在颈后,从不剪短发或烫发。鼻梁上那副小小的银丝眼镜只有在睡觉时才摘下来。
母亲每次写完信,都会把信交给父亲,让他寄出去。然后,她把水烧开,和我们围坐在桌旁,追忆昔日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这个意裔的美籍家庭人丁兴旺,父母亲和我们八个兄弟姐妹——五男三女,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现在大家因工作、入伍或婚姻等原因纷纷离开了家,只有我留了下来,真是难以想象。
第二年春天,母亲又开始给另外两个儿子写信。每天晚上,她都要先写好三封内容不同的信,然后让我和父亲在后面加上自己的问候。
渐渐地,母亲写信的事传开了。一天,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敲开我们家的门,用颤抖的声音问母亲:“您真的会写信吗?”
“我经常写信给我的儿子们。”
“那你也能读信?”女人低声问。
“当然。”
女人打开她的包,拿出一摞航空信:“请,请您大声读给我听吧。”
这些信都是女人的儿子写来的,他是名战士,现在欧洲。母亲还依稀记得他的模样:满头红发,常和兄弟们一起坐在我们家门前的楼梯上。母亲一封接一封地把信用英文翻译成意大利文读出来。听完,那女人满眼泪水地说:“现在,我一定要给他回信。”但是她该如何做呢?
“奥塔维娅,去冲杯咖啡。”母亲在客厅大声叫我,然后带那个女人到厨房的桌旁坐下,拿出钢笔、墨水和信纸开始写信。写完后又大声读给她听。
“这些的确都是我想说的话,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常坐下看儿子的来信,就像你一样,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好。”
几天后,女人带来一个朋友,而后络绎不绝地一个接一个的朋友被带来……他们的儿子都奋斗在战场上,都需要写信。妈妈成了我们城镇的通讯员,有时她一整天都在写信。
母亲总是坚持让大家署自己的名字。一位花白头发的女人要母亲教她如何签名:“我真想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让儿子看到我的笔迹。”于是,母亲手把手地教她在纸上一遍遍地写,直到她自己可以签名了。
第二天,母亲帮那个女人写好信,让她亲手签名,女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有一天她到我家来,眼中失去了往日的光芒,母亲立刻明白了。两人握着手,久久不语。然后母亲说:“我们还是去教堂吧。生命中有许多我们无法解释的深奥的事情。”母亲回家后,一直忘不了那个红头发的小男孩。
战争结束后,母亲把纸笔收起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她错了。那个曾让母亲帮忙给儿子写信的女人又来了,带着意大利亲人的来信。他们还让母亲帮忙给他们的亲属申请入籍。
一次,母亲坦言,她一直有个秘密梦想,那就是自己写本小说。“那为什么不着手写呢?”我问。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一个特定的目的。很显然,我的目的就是写信。”母亲试图解释她如此沉迷于写信的原因。
“信可以把人们紧紧连在一起,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它能使我们哭,使我们笑。一封情书比任何爱抚都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因为它缩小了世界,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国王。亲爱的,要知道,信就是生命本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