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县官虽然不下乡,但衙役能下乡,地方上的地主见衙役如见老虎,官府通过包税制控制地方乡绅,乡绅再管理着佃农,层级分明,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
但明朝的问题在于,国家财源单一,完全是靠吸农民的血生存,既大包大揽,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必要的福利,导致了有明一代,农民与城市底层贫困户的生存异常艰辛,地方乡绅则时常受到衙役的盘剥,或者与之勾引,更加残酷的盘剥农民。
李信为什么一定要摧毁掉地主农庄?
首先要肯定,地主不全是坏的,也有行善积德的地主,李信打击地主,肯定会误伤无辜,但是地主有原罪,他们占据过多的土地与人口,生产效率却极其低下,严重拖了生产力进步的后腿。
历史上英法等发达西方国家,无论是谁发展工商业,都会从整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地主是靠收租过日子,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不适应工业化联合大生产的需要。
因此世界各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相继消灭了靠地租过日子的地主,过程残暴血腥,即便是以赎买政策著称的日本,手段也让人不忍直视。
日本在战后土改的赎买价,是依照一九四零年的地价制订,可是日本战败后物价飞涨,四七年,每亩土地的赎买价只相当于一斤大米,这就是赤果果的掠夺了。
李信从一开始就策划打击地主,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佃农主持公道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要消灭地租食利阶层,尽可能的动员出人口参与工业化生产。
当然了,李信的手段是较为隐蔽的,作为现代人,各种撸羊毛的方法没使用过也听说过,没必要使用血淋淋的手段招人忌恨。
他召见了杭州的大工商业主与大地主,足足近百人,跪伏在杭州布政使司衙门的大殿里,向李信控诉郑芝龙与孙传庭的残暴。
在官绅中,李信的名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不强抢人的财产,对于举人以上也暂不收税,并未触犯到官绅阶层的利益,所以官绅的苦水愿意向李信倾倒。
“大家安静,安静!”
李信双手连压,殿内的哭声才渐止。
近百双红通通的眼睛,充满期待的看着李信。
李信道:“我知道,在场的每一位,谁不是风里来,雨里去,才渐渐积蓄起了如今的家业,如今一朝尽丧,甚至还有人亲友被,妻女受到凌辱,我很同情诸位的遭遇,很愤怒于桂王伪朝的暴行,也很自责未能及早来到杭州,阻止暴行的发生。
然而,我们荡寇军成立的时间不长,根基不稳,尤其是海军力量更是薄弱,短时间内没法攻打广州,为诸位讨回公道之事只能延后了,好在诸位的田庄产业都在,只要能筹措到资金,就能重新恢复生产经营,我打算在近日内筹建银行,以低息向诸位提供贷款,助各位纡解困难,”
“哦?银行?”
众人纷纷相顾,目中满是不解。
但也有一些宁波钱庄的人物,现出了了然之色。
李信指着其中一人道:“这位先生,如何称呼?”
那人赶忙站起来,拱手道:“不敢当摄政王之问,鄙人宁波恒利钱庄掌柜郑妙,拜见摄政王爷。”
钱庄诞生于北宋,但很长时间都沦为了朝庭发行纸币,敛财的工具,真正有所发展,还是在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私人钱庄才在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兴旺起来。
说起来,万历是个神奇的时代,大明因万历党争种下了败亡的祸根,但万历年间,思想空前解放,明代的很多禁锢都在万历年间自然而然的消亡,工商业与民间金融如一夜兴起。
归根结底,这一切还是与党争有关,朝庭各党互相争斗,内耗,无力再对民间压制,这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现象,以往上层权力争锋,多多少少都会波及到中下层,而明代的党争,反而促进了中下层的发展,这只能说明,一股新兴力量正在正下而上的兴起,不受朝庭控制,并反过来试图染指权力中枢,正如东林、复社、齐党、浙党、楚党等各种势力。
这切切实实的表明,明末真正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以私人钱庄为代表的金融业,正是萌芽的一种,在桂王小朝庭席卷过之后,宁波钱庄在杭州的钱铺可谓损失惨重,因为他们的很多钱是拆借来的,如今被抢掠一空,可债务还背在他们身上啊!
他们的处境比之工商业主和地主更加困难,十余名钱庄掌柜,全都望向了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