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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拖船坞位于船政船厂的江岸边，宽35。9米，长97。4米。其构件主要购自法国，分水中和岸上两个部分。在靠近江岸的水中开挖江泥，打实基础，安放了由42扇铁制框架组成的船坞基座，1870年3月26日早晨全部安装入水。担心潮水将铁架冲动，又在各扇机架的连接空隙间用石块填塞，基座靠近江岸的一头较高，为11。2米，靠近江中的一段高度只有0。3米，整个基座犹如从江岸伸向江中的斜坡。

北洋海军旅顺基地用来拖鱼雷艇上岸的拖船平台，与福建船政的拖船坞原理相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因为鱼雷艇的长度较短，所以鱼雷艇拖船方式可以采用纵向上岸。而船政的拖船坞则是横向拖船上岸。

之后每扇铁架表面安装两道铁轨，承载拖船胎架，设计时为了实用考虑，将42件胎架分为17件长37。7米和25件长59。7米两组，小型船和中型船可以各用一段，而不必启动整个拖船机器，如果大型船只上坞时，则只要把两组拖船机同时启动即可。对应42件拖船胎架，在拖船坞的岸上安装了一座功率44马力的蒸汽机，带动42部拖船机，拖船机里有钢索分别连接往42个拖船胎架，船只乘涨潮时驶到拖船胎架上方，落潮时自动搁坐在胎架上，启动拖船机就能把军舰横向从水中拉到岸上。

这种设计多年之后在北洋海军的旅顺基地也有运用，那时主要用于拖曳鱼雷艇上岸，采用的是纵向拖拉军舰，而不是船政这种横向牵引。采用横向牵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整条军舰都能拉出水，而纵向牵引一旦军舰过大，就有可能出现因为拖船轨道长度不够，军舰一半出水，而另一半还在水中的情况。（11）

船政的拖船坞设计最大可以拖排水量2500吨的军舰上岸，工程经法国工程师指导施工，在1870年秋季安装完毕。10月3日首先启动小拖船胎架进行试验，将“长胜”轮船拖曳上岸，花费两个小时。10月14日，“福星”号缓缓靠近江岸，停泊在长59。7米的中等拖船胎架上方，成了试验这组机器的第一艘军舰，25台拖船机一起启动，四个小时之后“福星”便被拉到了岸上。此后“万年清”又靠近拖船坞，小、中两组拖船胎架同时启动，也是四个小时就稳稳地上了岸。（12）从此，船政军舰的基础维护设备得以解决，不用再借助外商船坞油修。

船政拖船坞上异常巧合的一幕，正在上坞的两艘军舰都是80马力炮舰，其中远处体型较大的是“湄云”级的改型舰，近处则是“湄云”或“福星”。

“福星”舰刚刚完工之际，船政对这艘军舰将来的用途有了另外的安排。1867年迁至马尾的船政学堂已经开办了近三年，学习驾驶的后学堂首批学生到了应该上舰实习的时候，沈葆桢遂拟用新完工的“福星”充当船政学堂的练习舰，“拟以学堂上等艺童移处其中，饬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而近洋，由近洋而远洋……”（13）

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船政后学堂第一届这些后来名载中国海军史的军官，在洋员教习的率领下登上了“福星”。但就在“福星”即将展轮远航、巡弋南洋之时，马江江面上到了一艘名为“马得多”的普鲁士风帆商船（当时又称为夹板船）。日意格最初就认为风帆船用来训练要比蒸汽军舰有效得多，“外国学习船主之法，均先由夹板船内亲试风涛，征验沙礁险夷，篷桅升降，炮弹远近，阅历久而胆识定，然而移置轮船，可期驾轻就熟”（14）。虽然沈葆桢选定“福星”作为训练舰，日意格则仍然在留心是否有可能弄到一艘风帆训练舰。

经过讨价还价，普鲁士船长以14191元（指当时流通中国的鹰洋等银元，合库平银10282。814两）的价格将“马得多”出售，船政将其改造为风帆训练舰，命名“建威”，（15）“福星”则仍然恢复炮舰的身份，留用在船政，全舰编制67人。

“湄云”级改型

船政五年计划中预定共要建造五艘80马力军舰，“湄云”、“福星”竣工不久，剩余的三艘军舰也次第兴工，舰型仍然是木质蒸汽炮舰，外形与“湄云”几乎完全一样，有所区别的是这三艘军舰的主尺度和排水量略大。正因为此，一些国内外著作习惯将续造的三艘军舰作为单独一级考量，笔者认为这五艘军舰互相并无多少区别，应当统一算入“湄云”级。

1871年3月29日，“湄云”级第三艘，也即改型的第一艘军舰铺设龙骨，开工建造，定名为“镇海”，在船政造船的序列中排列为第六号。“镇海”舰排水量572吨，舰长53。12米，宽8。32米，吃水3。77米，舱深4。48米，排水量、主尺度较“湄云”略大，主机的型号和“湄云”基本相同，采用一座进口二汽缸卧式蒸汽机，主机转速每分钟100转，配套使用两座方形低压锅炉，单轴单桨推进，主机功率虚数80马力，实数350马力，设计航速9节。（16）

“镇海”舰的武备配置形式和“湄云”一样，即一门换门架式大口径主炮配合四门次等口径舷旁列炮式副炮。主炮选用了一门普鲁士制造的60磅（口径约160mm）后膛炮，安装在军舰中部露天甲板上，紧紧挨着后方的飞桥建筑，作战时军官可以在飞桥上直接向主炮位发号施令。“镇海”的副炮是四门法华士40磅（口径120mm）后膛炮，分布在烟囱后方至船尾的露天甲板两舷。

“湄云”改进型军舰两视线图，制图：＇美＇Dean　Stehman。

在船政代总工程师法国人安乐陶监工下，经过八个月的建造工作，“镇海”舰“所有船身、灰捻、钻孔、镶钤铁手及舱堵并船底包钉、铜片均已造竣”，当年的11月28日，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率日意格等船政中外官员举行下水仪式，“镇海”舰成功下水，立刻开始各项舾装工程。

“镇海”舰下水后的第三天，1871年12月1日，“湄云”级改型的第二艘军舰、船政的第九号轮船铺设龙骨开始建造，定名为“靖远”，后来北洋海军从英国购买的穹甲巡洋舰与其同名。与“镇海”的建造时间相近，花费了八个多月时间，1872年8月21日“靖远”舰成功下水，各种参数与“镇海”相同，火炮的型号略有区别，“靖远”的主炮是一门法华士60磅（口径约160mm）前膛炮，四门副炮则与“镇海”相同。

“湄云”级改型的第三艘于1872年6月24日开工，定名为“振威”，船政工厂编号第十号轮船，各项参数、装备与“靖远”相同，1872年12月11日下水。至此“湄云”级别共造成五艘军舰，船政五年计划规定的80马力军舰建造计划提前圆满完成。和首舰“湄云”一样，这三艘军舰的人员编制也都是67人。但是相比“湄云”级的前两艘“湄云”、“福星”，后三艘改型军舰犹如捧月的彩云，并没有前两艘军舰那么多的史事，淡淡地虚化在“湄云”、“福星”的光环中。

派拨北洋

1871年，随着船政军舰越造越多，左宗棠创始时留下的后遗症——养船经费成了令人挠头的问题。同在闽浙辖下，巡抚又是左宗棠旧部的浙江省开创了调拨军舰的先例。

近代浙江宁波、温州一带海面时有海盗出没，无论是官是商对此都畏之如虎，为求自保，商船大都被迫向海盗缴纳保护费，以求平安。后来船政的“万年清”、“长胜”、“华福宝”等轮船前往浙江用于缉盗后，立见成效，比起传统的水师战船来不可同日而语。浙江巡抚杨昌浚于是会商闽浙总督和船政，希望能调拨船政的“湄云”军舰到浙江，交给温州镇总兵吴鸿源统辖，往来宁波、温州海面巡弋，驻防期间的薪饷经费由浙江省负担，口粮供应则根据巡防的任务轻重一分为二，温州供应四个月，洋面辽阔的宁波供应八个月。（17）闽浙总督将此情况上奏清廷，清政府中枢对这种两得其益的提案大加赞赏，立刻予以批准，并在不久后传谕各沿海沿江省份督抚向浙江学习，按此模式调拨船政军舰。“湄云”可谓是船政军舰调拨制度的先行者。

1871年4、5月间，吴世忠指挥“湄云”舰顺利抵达温州，开始在浙江服务，然而几个月后竟突生变故。

1872年1月，军机处收到一份由闽浙总督上呈的奏片，内容是报告浙江巡抚杨昌浚以“湄云”不适合浙江海面使用为由，函商闽浙总督和代理船政大臣，要求调换军舰的事情。称双方已经商定将“湄云”舰从浙江调回船政，改派新造成的“伏波”舰前往浙江。（18）整个奏章言词平淡，一律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如果不是格外用心，并看不出里面有什么蹊跷，同治皇帝批示“知道了”表示同意。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月11日浙江巡抚杨昌浚突然收到了来自军机处的密函。（19）

密函恰恰就是针对“湄云”一事而来，直截了当道出目的，询问为什么“湄云”在浙江不适用。而且颇有引导意味的称，“窃意‘湄云’一船必有不能应用之处，一船如此，他船可知”，“诚恐日意格等未肯将外洋轮船之制尽泄其秘，而该厂提调委员等复不能悉心讲求，广咨博采，以致虚糜巨帑，徒成粉饰之观”（20）。给浙江巡抚出了道命题作文，即“湄云”在浙江不适应肯定是质量有问题，就此题目展开论述，对此稍谙官场诀窍的官员想来大都会依意照办。一场暴风雨，正要降临到船政。

1871年末、1872年初，可能是看中了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因父亲病故离职守制这一机会，由大学士宋晋为首，清政府高层顽固派主要针对福建船政，顺带而及江南制造局，向这两家洋务典范企业展开了一场大攻势。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当时官至内阁大学士，与大学士倭仁等同为反对洋务的保守派领军人物。宋晋的奏折主要从经费出发，认为福建船政“靡费太重”，称船政建造军舰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但是当下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继续造军舰已经没有必要，“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另外无来由地称船政所造的舰船质量有问题，“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要求将福建、两江的造船企业立刻撤停。（21）

清政府中枢对此拿捏不定，军机处内部意见也不统一，遂通报各省督抚大员一起会商。恰好在这个关头，浙江冒出“湄云”事件来，对清廷中枢持撤停船政意见的大员而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露，想要借此大做文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3月27日，朝中一些人望眼欲穿的复信寄到。浙江巡抚就“湄云”为什么不能用于浙江一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答复，但是内容却让保守派大失所望。

浙江巡抚杨昌浚，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左宗棠的楚军攻入浙江，建功立业，是左宗棠的亲信属下。对于军机处来函中的某些暗示，杨昌浚居然视若无睹，直接就事说事，叙述了“湄云”到达浙江后不久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并指出自己要求撤回“湄云”的真实原因。可以设想，倘若当时主政浙江的是保守派官员，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

杨昌浚复信里说的是两件“湄云”到达浙江后不久发生的事件。首先是1871年5月25日浙江水师提督黄少春乘坐“湄云”出海巡洋，在将近崇明岛海面时，“湄云”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遂折回宁波镇海关前停泊修理，不能如常工作。当“湄云”紧急修理时恰好有艘英国商船入口，随之“湄云”受损一事被这艘英国船传得沸沸扬扬。这样的故事显然是保守派喜出望外的，但是杨昌浚话锋一转，称事发后经过询问“湄云”舰管驾以及代理船政大臣等官员，都说新轮机在使用时发生故障是各国通见的正常现象，需要随时发现、调校、修理，以求磨合。

鲜为注意的是，杨昌浚转引的船政提调的解释中，实际有几句非常可怕的错误。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因为父亲病故，再次守制，船政事务由原船政提调夏献纶代理，在解释轮机事件时夏献纶急中出错，竟然将“万年清”和“湄云”搞混，称“湄云”1869年北上天津检验时并未查出轮机有问题，以此为据，论证轮机故障事发突然，并非是采用了二手旧货所致。1869年末“湄云”舰才刚刚下水，根本没有可能北上航行到天津接受检验，船政历史上惟有的建成完毕后前往天津候验的军舰是“万年清”。幸亏这一重大纰漏未被不关心船政事务的保守派发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湄云”在宁波的第二桩特殊事件发生在1871年6月28日夜间，当时“湄云”舰停泊在宁波，船上部分水兵放假登岸，未料与驻在宁波，由海盗招安而来的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乎形成械斗。幸亏“湄云”轮水兵人单力薄，随即躲避，没有酿成大祸。杨昌浚之所以称“湄云”不适用于浙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此事，担心“湄云”舰此后与浙江水师无法和睦相处，所以要求更换一艘其他军舰。（22）

保守派在“湄云”事件上没有抓到一丁点把柄，而洋务派在撤销船厂问题上的反击力度倒是越来越大。创办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的中兴功臣们群起反击，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大员纷纷上奏辩论，最终撤废一事不了了之。

在浙江碰壁的“湄云”舰有些无精打采地回到船政，管驾吴世忠被调任新造的“飞云”舰管带，由都司杨益宝接任“湄云”管驾一职。1872年应盛京将军申请，“湄云”舰拨往奉天牛庄口岸（营口港），所需经费、薪粮从牛庄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支应。1872年8月13日，杨益宝管带“湄云”从马尾出发，首先渡海至台湾基隆装载燃煤，19日装载完毕后鼓轮北上，23日抵达上海购买各项物料，30日从上海起行，于9月4日到达牛庄营口港。盛京将军为训练人员，专门从八旗水师中调出50名旗兵编入“湄云”舰，从此“湄云”舰成为北洋的一艘巡防炮舰，（23）后来以在北洋海面捕获巨盗而闻名。

由于北方海面冬季冰封，按照三口通商大臣等的安排，“湄云”舰每年冬季按例返回福建船政维修保养，到次年开春再北上。正因为此，仿佛与这艘军舰冥冥中有种缘份，曾经的湄州营游击、“湄云”首任管驾吴世忠后来又有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这艘军舰的合作。

1879年3月13日，运送官盐的商船“金长成”号在马江口外的赤屿洋面遭遇大风，桅杆折断，船内漏水，被迫驶入附近的松下港口（在今天福建长乐境内）避风待救。得到警讯，为了拖出这艘商船，船政派已升任提督衔记名总兵、船政舰队督操（即船政舰队司令），兼任“扬武”舰管驾的吴世忠设法前往救援。由于松下港口水浅，以“扬武”的吃水根本无法靠近，于是吴世忠改挑选南下过冬的80马力军舰“湄云”，亲自上舰督率前往。

“湄云”冒险到达松下港口，海上狂风恶浪连日不息，无法拖带商船返回。在港口中被迫等待了数天之后，看到商船船员焦急万般，19日午后，吴世忠命令起锚等待风浪稍定就立刻拖带商船返回。根据当时同在“湄云”的“扬武”舰大副邓世昌报告，恰在此时，吴世忠突然中风，不省人事，不幸在“湄云”舰上去世。（24）

“湄云”到达北洋驻防后不久，她的身影便不再孤单。“湄云”的改型姊妹“镇海”于1872年7、8月份竣工，北洋大臣李鸿章立刻洽商船政，要求将“镇海”调拨给北洋，由陆伦华管带于当年9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李鸿章亲自阅视表示满意。与同在北洋的“湄云”不同，“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