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我觉得没必要放大电影制作的艰辛。
其他导演也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长期的筹备、耗费心血的拍摄、枯燥的后期和需要疯狂烧脑的宣传策划。
因为情节的特殊性,《煎饼侠》的夜戏有50多个,在中国没有一部电影是这么做的。我们往往是下午开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时候为了再抢白天的景,到了早上还不能停,直接拍到第二天中午,傍晚接着开工。
所有人都认为我是铁打的,不用睡觉,其实不是,收工以后太阳出来了,阳光很刺眼,我就把眼睛蒙上,在车里睡一觉。
如果把拍电影当成很苦的事情,那就真的很苦。我们可以换一种心态。我所理解的电影就是一个大玩具,不仅你在玩,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玩。好像大家一起在拼图,一块块把它拼出一个完整的样子。
我在片场等戏或者转景的时候,总会拿出我的吉他。2014年10月,《心花路放》上映了,主题曲是我好朋友郝云创作的,我经常会唱那首歌——《去大理》。
有一天晚上拍到凌晨两点多,我给郝云发了一条信息,说又在唱《去大理》了,他突然提出来要到现场看一看。当郝云拎着夜宵突然出现的时候,整个剧组都燃了,他们第一次听到了现场最原汁原味的这首歌,有的人像小粉丝一样,拿出手机录郝云的演唱会。
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幸福。
别人回忆起一部电影拍摄的时候,都会提到有多辛苦,我想到更多的是这样的温暖。
Q:《煎饼侠》漫长的筹备和拍摄,会不会让你错过了其他的表演机会?
A:构思《煎饼侠》的时候,我曾经去香港拜访过周星驰先生。
我们相处了几天,我跟他聊《煎饼侠》,他跟我聊《美人鱼》。他非常喜欢《煎饼侠》的构思,也很认真地邀请我加入《美人鱼》的导演组,并希望我能够参演。
那时候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做自己处女作电影的导演,还是做星爷团队的成员。我相信《美人鱼》注定会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这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但是两部电影的开机时间太近了,《美人鱼》是十月,《煎饼侠》是九月,星爷问过我能不能早点开机,结束以后过去。
有一些事情是很奇妙的,不要把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是“错过了机会”。
我想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希望《煎饼侠》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否则一定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遗憾。
我没能加入《美人鱼》也是一种遗憾,但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与星爷产生某种关联。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煎饼侠》原来的剧本里有一个角色,是杜潇潇的助理,我面试了很多演员,有一天一个女孩过来试戏,我觉得她特别好。但是考虑到剧本的合理性,最终助理的角色被删掉了,这个女孩也就没有加入我们剧组。
过了不久我在新闻上看到她,这个女孩叫林允,后来成为星爷的《美人鱼》的女主角。
有一些事情是很奇妙的,不要把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是“错过了机会”。
Q:你为什么要拍一个“英雄”题材的电影?
A: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英雄榜样,可能是黄继光、董存瑞,又或者孙悟空、黑猫警长。我小时候希望自己可以像圣斗士星矢一样厉害,还用家里的纸盒做过星矢的战袍,在家里穿给我妈看。虽然样子现在想来肯定很丑,但是我妈还是肯定了我。
小男孩的英雄梦意味着他想变得强大,想要保护自己要保护的人。随着成长,慢慢地,英雄梦中最具象化的目标模糊了,可是每个人朝向更好的自己发展,就是在靠近自己心中的英雄。
这也是《煎饼侠》在讲的一件事情。
当我拿着《煎饼侠》的剧本去组建主创团队的时候,过程并不困难,我向团队的每一位主创描绘了我们要共同打造的那个超级英雄,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他们也都会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人做这个题材的电影,而我敢做?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没有人做,我更想做。
我从来都是希望给观众一些新鲜的东西。
我们在一起,开始描绘煎饼侠应该有的样子,他是戴着斗笠的中国古装大侠?还是更现代化一点的形象呢?因为超级英雄的概念本身是源自国外的,要借鉴真正的美国化体系,我们去美国买了很多的书,有一本书干脆就叫《如何创作一个超级英雄》。
当电影里面的煎饼侠出现,大家一定会觉得眼前一亮,视觉冲击力很强,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了长达半年的时间去设计他的战袍,不断推翻、修改,直到投入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