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那段时间里——那个夏天——秋良的行为里有某些表现让我不安,特别是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日本人的成就。这是他的老毛病,不过那个夏天简直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一次又一次,他中断我们正在玩的游戏,就为了对我宣布日本最近在商业区又盖了什么大楼,或者又有另一艘日本战舰即将进港。他强迫我听他说最微小的细枝末节,而且每隔几分钟,他就说一次日本会成为“非常、非常伟大的国家,就像英国”。最让人讨厌的是,他又开始比较哪国人比较爱哭,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要是我替英国人讲话,我的朋友马上要求立刻测验,也就是说,他就动手用他可怕的擒拿术把我压制住,直到我屈服或哭出来。
在那个时候,我把秋良迷恋他们种族的神勇,归因于他在当年秋天就要回日本读书。他父母安排他住在长崎的亲戚家,尽管学校放假他就会回上海,我们都明白往后能相见的日子并不多。起初,这个消息对我们有如晴天霹雳,不过随着夏日流逝,秋良显然相信他在日本的生活,各方面都会比在上海强,于是对于新学校的期盼也就愈来愈殷切。我则是渐渐受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夸耀日本的一切——事实上,到了夏末,我还巴不得他走。说真的,等分手那天的早晨来临,我站在他家外面,对着载他到港口的汽车挥别,我相信我当时一点都不难过。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想念他了。不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朋友。要说朋友,我家附近就住了一对英国兄弟,我常常跟他们玩,自从秋良走了以后就更常见面。我跟他们交情愈来愈好,特别是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不过有时候会有其他学童加入——其他就读上海公学的学生——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就会改变,我有时会成为他们开玩笑的对象。当然,这个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看得出他们基本上是良家子弟,对我没有恶意。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五六个小孩组成的团体里,其中若有一人与其他人读不同学校,这个圈外人注定要让大伙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的意思是,我并不会因此就认为我的英国朋友不好,然而,不管怎样,这种事的确让我无法与他们发展出我与秋良之间那种亲密的感情,而随着时光流逝,我想我愈加怀念有秋良陪伴的日子。
其实秋良不在的那个秋天,怎么说也不算是特别悲伤。在我记忆中,那段日子经常闲散无事,空虚的午后一个接一个过去,当时的事大半已从我心中褪去。然而有几件小事发生在那些日子里,后来我却认为别具深意。
例如,我们跟菲利普叔叔去看赛马的事——我有理由确定这事发生在某个周六早晨,母亲安排的聚会之后。也许我已经提过,尽管母亲会鼓励我到客厅去跟她志同道合的人认识一下,可是等他们在客厅碰面后,进入餐厅开始聚会,我却被拒于门外。我记得有一次问她,可不可以让我参加一次聚会,没想到她考虑半天,最后才说:
“对不起,小海雀。安德鲁斯夫人与卡洛太太都不喜欢有小孩子在场。真可惜,如果你来的话,就可以学到一些重要的事情。”
父亲当然不在被拒之列,不过大家似乎有种默契,也就是他应该自行回避这些聚会。现在我已难以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不过每个有聚会的星期六,早餐的气氛总是不对。母亲不会对父亲明白提起聚会的事,吃早餐时却始终以近乎厌恶的眼神看着他。父亲这边则是强颜欢笑,而且愈装愈过火,直到母亲的客人一个个抵达为止。菲利普叔叔总是非常早到,他会跟父亲在客厅里聊个几分钟,两人笑声不断。等客人来得多了,母亲就会过来把菲利普叔叔带到角落,严肃地讨论当天聚会的内容。总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告退,通常是到他书房里去。
那天,在我今日的印象里,我听到聚会结束,客人开始散去,就到花园等候母亲——我以为她会如平常一样,过一会儿就会出来霸占我的秋千,用她清扬美妙的嗓音歌唱。等了一会儿,看不到她,我进屋里看个究竟,走到图书室,看见餐厅的双开门已经打开了;我知道聚会已经散场了,可是菲利普叔叔与母亲仍在里头,在桌边专注地讨论事情,桌上摆满了文件。接着,父亲出现在我身后,无疑也以为早上的聚会已经结束。他听见餐厅里有人声,拉住我并对我说:
“哦,他们还在里头。”
“只剩菲利普叔叔。”
父亲面露笑容,接着绕过我走进餐厅。透过门缝,我看到菲利普叔叔站起来,接着我听见两位男士一起大笑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母亲走出来,脸上有不悦之色,怀里抱了一堆文件。
那时候已过正午,菲利普叔叔留下来吃午饭,同时又有更多开怀的笑声。午饭快吃完的时候,菲利普叔叔提议:下午何不一起到赛马场去逛逛?母亲想了想,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父亲也说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实在无法奉陪,因为书房里还有许多公事等着他办。
“不过那也无妨,亲爱的,”他转身对母亲说,“不妨就跟菲利普去。下午天气好极了。”
“老实说,我也是这么想,”母亲说,“去散散心,也许对大家都不无好处。克里斯托弗也来吧。”
这时候他们全对着我看。尽管我才九岁大,但我相信此刻的情势,我还是略知一二。我知道他们让我选择:一者跟着去赛马场,一者在家里陪父亲。不过我相信我也懂得背后隐藏的含意:假如我决定留在家里,那么母亲就会因为不便单独与菲利普叔叔同游赛马场而婉拒邀请。换言之,要不要出游,全看我要不要跟。此外我也知道——我有十足把握——在那一刻,父亲极度希望我们别去,我们要是去了,会让他痛苦万分。之所以看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的举止里有什么异样,而是因为我在那一阵子——或许是不得不然——所体会到的一切。当然,在那段日子里,有许多事情我完全不了解,不过,至少这个层面我看得一清二楚:在那一刻,父亲全赖我解围。
不过,或许我的了解还不够多,因为母亲催我说:“来吧,小海雀。赶快把鞋子穿上。”我穿上鞋,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其中兴奋之情是我装给他们看的。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父亲把我们送到前门,跟菲利普叔叔握握手,马车载着母亲、菲利普叔叔跟我离去,他笑着挥手,目送我们在午后出游。
那年秋天,关于父亲的事,只有另一件还清楚留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几次耐人寻味的“自吹自擂”。父亲总是态度谦冲,觉得别人的自夸令人难堪。正因如此,那阵子在好几次不同的场合中,听到他那样子讲话,让我觉得很诧异。那都是一些小事,仅让我略感纳罕,不过这么多年来却一直留在心底。
举个例来说,有一次在晚餐桌上,他冷不防对母亲冒出一句:“亲爱的,我告诉过你了吗?那个家伙,那个码头工人代表,他又跑来见我了。他要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英语好得很。当然啦,这些中国人说话总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这种话的内容都得打个折扣才行。不过你知道吗,亲爱的,我清清楚楚觉得,他讲这话是诚心诚意的。他说我是他们‘德高望重的英雄’。不赖吧!德高望重的英雄。”
父亲笑了起来,接着细看母亲的反应。她继续吃了一会儿才回答:
“是啊,亲爱的,你跟我说过了。”
父亲看起来有点泄气,可是才一下子他又满脸欣喜之色,笑了笑说:“原来我说过!”接着他转向我,对我说,“不过,小海雀可没有听过哦!有没有,儿子?德高望重的英雄。他们是这样称呼你爹的。”
我已经记不得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可能当时也不在乎。会记得这段轶事纯粹是因为,如我说过的,这么谈论自己,实在不像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另一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某个下午,父母带我去公花园听铜管演奏会。我们刚在外滩北端的尽头走下马车,我与母亲遥望宽阔的马路对面的公园入口。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记得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处处都是衣着讲究的人在散步,享受港口吹拂的微风。外滩的港堤上穿流着马车、汽车、黄包车,我与母亲正准备过马路,父亲付了车资随后赶上,没来由地大声说:
“所以,亲爱的,公司的人现在明白了。他们现在明白,我不会让步。像是本特利,他就明白这点。没错,他清楚得很。”
正如那次在晚餐桌上的情况一样,母亲最初的反应像是没有听到。她牵起我的手,穿越过往的车辆往花园走去。到了对街,她才在嘴里念了一句:“他当真明白?”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我们走进公花园,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其他在周日午后游园的家庭一样,在草地花圃间闲逛,与朋友熟人寒暄,有时候停下来小谈片刻。有时我会碰到我认识的男孩子——有些是学校同学,有些是在刘易斯太太家上钢琴课认识的——不过他们也跟我一样,在父母身边表现最文静的一面,我们最多只是羞怯地打个招呼。铜管乐队会准时在五点半开始演奏,虽然游客们都知道这点,但大部分的人都要等到乐声飘过绿地才肯向演奏亭移动。
我们总是迟迟才出发,因此到的时候,座位都坐满了。我不是太在乎有没有座位,因为只有在演奏亭附近,父母才会让孩子走远一点,而我有时候也会跟其他男孩玩在一块儿。就在那天下午——一定是深秋,因为我记得夕阳已经低垂,在演奏亭后的水面——母亲走开了几步,跟站在附近的朋友说话,我听了几分钟的演奏,问父亲可不可以到听众区外围那里找我认识的一些美国男孩玩。他继续盯着演奏亭没有回答,我才要再问他,他却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