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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何为不如学诗（第1页）

圣贤不是靠背诵造就的

“读经”这个话题，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频频引起人们的关注。

讨论的要点，仍在台湾某教授所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在大陆运行多年，信从者众，这种教育主张少年儿童多背诵经典书籍，即使孩子一时不能理解，也不要紧，只要背下去，长大后会有理解的时候；在读经学堂里，教师只负责带领儿童背诵书籍，不讲解；那些能背诵三十万字的少年，可以进入他们最高级别的书院求学……

根据主事者的自述，这种读经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圣贤。

这个说法，可谓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却开了一个足球培训班，然后告诉世人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冠军”，这话听上去口气很大，但从道理上来说，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世界冠军”是一种荣誉，属于“利”方面的内容，与德行无关，而且想要获得冠军，必须通过比赛，而足球比赛是团体合作，不需要施教者上场，所以即使教练不会踢球，也能教出好的弟子。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踢球不好的人成了顶级教练。

不过，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读书多，但不懂诗词格律，却开了一个培训班，宣称要培养诗人，写近体诗。对于这句话，可千万不能相信。这是因为，“诗人”两个字，包含了人的品格、作诗技巧等因素，属于“义”方面的内容。要想培养出诗人，施教者必须自己首先是诗人，不然，即使让学生把唐宋名家的诗集全部背诵下来，也学不会写诗，更别说成为诗人了。这种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譬如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不少从业者写起论文来洋洋洒洒，却连一首文从字顺的律诗也写不出。

儒门的教育也跟诗人的培养一样，都属于“义”方面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儒学是实践性的学问。一个人要称得上“儒者”，必须做到言与行相合无间。《论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赞扬子路勇于实践，因为子路知道了一个道理，若是未能躬行，就唯恐再听闻另一个道理。在《论语》里，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比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如孔子的这个慨叹：“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都说明，儒者必须在实际言行中体现出其所知道的义理。

正因为儒学要求言行一致的特性，所以如果有人推行一种目标是培养圣贤的教育，那么其人必须先具备一个条件：他是世所公认的圣贤。退一步说，他即便不是圣贤，也必须是合格的儒者。但事实是，目前各种读经学堂里的教员，薰莸同器，有些教员甚至连理解经典都成问题，其身份更多的是“高级伴读书童”。自身尚非儒者，而欲教人成为圣贤，这已经不仅仅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不自量力，更是一种欺世行为了。

其实真正的圣贤，是不会以“圣贤”名号自居的。孔子在世时就被视为圣人，但他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以圣者和仁者自居。细看孔子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没有任何高自位置的意态，当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会跟弟子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多么诚挚，何尝有高言大句欺世？孔子设教的用心，并不是让自己成为什么圣贤，也不是要把弟子培养成为圣贤，而是希望每一个来学的人，都能成为人格高贵的士君子。

在儒门体系中，存在着“士人、贤人、圣人”这个由低至高的序列，即所谓“士希贤、贤希圣”是也。在这个体系中，士是基石，圣贤只是其中的卓绝者，他们本质上也是士人。今人提倡儒学，要说教育目标，也宜说是培养士人，因为能否培养出贤人，是要看个人造化的。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贤者，不仅需要读书好，更要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有功于人群，方能得此称号。古之贤者，莫不如是。今人直接越过士人而侈谈圣贤，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与儒家严明“义利之辨”的精神背道而驰，其说之不可行，是显而易见的。

在无因果处用力

“背诵三十万字经典”“长大后自然会理解”，这是常见的读经教育者的主张。这类说法的背后，所抱持的是“经典书籍里面每句都好”的意态。问题是，“三十万字”指标如何定出？若不向孩子讲解，凭什么认为孩子长大后一定能懂？就经典而言，即便是每句都蕴含哲理，也需要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反复推寻、印证，有了一个反求诸己的过程之后，前贤说过的话才会在自己心中有生命力，不然就只是纸上的遗训而已。

赋予读经如此深切重大的意义，其实展现的是一种“期必如此”的思想状态。这种表现似乎极其推尊经典，实则大大降低了经典的价值。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太炎先生说“事无证验而必之者，非愚即妄”，他们所绝去的“必”，即此之谓。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必”：读儒家经典，定能成为士人；背诵够多少字，可成大才。又或是反过来：儒家经典是现代化的阻碍，不能再读；封建残余，桎梏心性，何足寓目……后一种声音，我们绝不陌生，鲁迅就说过：“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十四年的“读经”》）面对这种强悍的逻辑，我们除了拍一下大腿，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对典籍的极端推尊与贬斥，人们态度迥异，然而论者所犯的“必”之病，则是相同的：他们建立起一些牢固的因果关系，然后倡导人群遵循。

因果之说，并非专属于佛家，儒家早就有之，比如《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言说，有着导人向善的深意，然而人若读后则认定世界必是如此，恐不尽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感慨地说，像盗跖那种做了许多坏事的人，他们活得很好，像伯夷、叔齐那样的善人却活得很惨，历代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对于世间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法，司马迁表示“余甚惑焉”。

司马迁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世界的一种真相。我们习惯言说的“经”，指的是常道，确切来说，“经”是一种应然，即引导人应该如何表现。然而在浩漠的人间，除了“常”，还有许多“变”。对于后人来说，仅学习经典中那些义正词严的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世间的种种“变”。这部分内容往往不在经籍中，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前人的史部书籍里。

在1925年《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里，载有柳诒徵先生的《历史之知识》一文，文中这样说：

历史的事实，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无因果。又如孔子，大家都说他是宋之后裔，又居于鲁国礼义之邦，故能产生出这一个伟大的人物来。但是宋之后裔而居鲁者何止一孔氏，孔氏一门的人居鲁者又何止孔丘一人，而何以独孔丘能成为伟大人物？这可以说是无因果的。又如蒙古种族，由荤粥而匈奴，由匈奴而鲜卑而突厥而蒙古，何以独于秦、汉之间能产生出一个冒顿单于，这也可以说是无因果的，是偶然的。因此我们可以得一教训：我们处世，应当在无因果处用力，来适应环境，适应历史。故历史的最后，还是无因果的，须凭个人自己去造因果。

柳诒徵先生是史家，也是儒者，这段话说得意味深长。在儒家精神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极堪寻味，他明知天下无道，仍然不辞辛劳地去行道、明道，就是希望“在无因果处用力”，使得世界更好。

司马迁也是一样的心情。在《伯夷列传》中，他感慨恶人得好报、善人无好报之后，笔锋一转，说伯夷、颜回这些人虽然有善行，但也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而名垂后世。司马迁是在表达一种意愿：即便天下无道，他也要做一个像孔子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记录，让善人留名后世，让恶人恶行昭彰。在认识乃至经历了世间的许多“变”之后，司马迁对“常”道更加坚持，他也是“在无因果处用力”。

今人盛言读经、谈史，然而读经者多显得拘迂，谈史者又容易陷入各种阴谋斗争的泥淖之中。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以及柳诒徵的上述言说，可药此病。

今之国学教育，缺少活泼滋润之功

早在1935年，学者何炳松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就曾发函给全国文化界名家，向他们征求关于读经的意见，共收到七十多篇回复，其中包括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陈立夫等名流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今日关于读经问题的所有争论，几乎都能在1935年的那些意见中找到同调。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论。比方说，什么是经？这个概念在今天就很不清晰。《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家有《金刚经》，喝茶方面也有一部《茶经》……但最早有“经”这个名堂、影响也最深远的，无疑是《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先王政典，即古人常说的五经，它们都跟孔子有关：《春秋》是孔子据旧史而作，其他四部典籍也都经过了孔子的整理。

在汉代，《论语》的地位已经很重要，但因为不是先王政典，所以当时的人并不称之为经，而是将其看作辅助解经的要籍，是谓“传”。这并非说《论语》比不上五经重要，而是说“经”这个概念原有其清晰定义。后来，经书内容不断扩充，宋代出现十三经的说法，把属于子书类的《孟子》收了进去，此外，《尔雅》是解经的书，也成为十三经之一。这已经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至于今天的一些国学教育者，把读《弟子规》这种末流文献的行为也称为“读经”，就更不值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