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自成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粗暴,他在去年十月刚攻入西安就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一项后人普遍知之甚少但却影响巨大的“追赃助饷”政策。
当然这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举措,用以慑敌安民。
但主要还是经济举措。
“九卿五万,中承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于民间则“请乡绅输助,多则三四十两,或三、五两,唯举人免输。”
明人也有称之为“掠金令”。
这项政策只从字里行间就知道很容易将代表着权贵阶层的整个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推到大顺政权的对立面。
尤其是它还完全不考虑那些明朝官吏们是否廉洁,并纵容和不受节制的使用刑罚。
也就是说只要拿不出钱来,就上刑,直到拿出来为止。
这显而易见在执行上非常容易变味。
当然,如果只作为短期内的应急手段其实也无可厚非,而且还可以获得普通民众更为热烈的支持,但决不可长期和广泛实行。
不过,缺粮少银的李自成却没有办法收手。
经济上艰难,政治上不成熟,战场上自然也好不了。
李自成东进北京号称一百五十万,实际上却兵力很有限,连二十万都不一定有。他是想养也养不起。而且就这样,部队的供给还是困难重重,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直接影响。
当度过了初期的顺利后,李自成很快就在山西,尤其是在宁武关被打得几乎怀疑人生,以至几度萌生退意。
直到三月初一,在付出了数万人的惨重伤亡后,尤其是损失了大量宝贵精锐,李自成才攻破由辽宁锦州人周遇吉坚守的兵力仅四千多人的宁武关,并发出感慨:
“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但接下来,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而且还是神剧都不敢拍的那种转折。
正当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都在惨重伤亡和灰暗前景面前没有主意的时候,大同总兵姜镶的降表居然到了,然后当大喜过望的李自成款待姜镶的使者时,宣府总兵王承荫的降表也到了。
说白了就是李自成感到自己很艰难,但明军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被李自成在讨明缴文中号称的一百五十万给吓着了!尤其是李自成刚刚称帝,那种新生政权带来的压迫感也更强。
而李自成在攻破宁武后因被打急眼不但一反常态的“遂屠宁武,婴幼不遗”,还一把火把宁武关给烧成了瓦砾则更加让人恐惧。
看到了抵抗的代价,明军更不愿意螳臂挡车。
再加上此时整个北方都在连年的天灾兵乱面前苟延残喘着虚弱不堪,崇祯目前的心思又全在跑上而几乎无所作为。
当然也不能说崇祯完全没有作为。
一月二十六日,崇祯曾派阁臣李建泰“代帝亲征”去山西督军并迎击李自成,但却只给了这哥们3000兵,然后还是到处抽调的。
李建泰也没让人失望,到了邯郸听说李自成的军队已经东来,就直接回头跑去保定躲起来了。
这种几乎如同儿戏的作为还不如不做,效果自然也是反的。
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大同和宣府的投降就既意外也不意外了。
崇祯也好,明廷也好,李平也好,都忽略了一个影响战争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因素。
尤其是很多身处大明北方的臣子和将领们心态在长期的军事失败和完全见不到曙光下已经崩了。
虽然宣府总兵王承荫是偷偷降的,李自成的军队在三月初六抵达宣化时,王承荫的部下和地方官员都还不知道而一脸懵,北京在三月初六自然也还不可能知道。
但大同降了,整个山西突然全丢了,北京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知道了,这也才有了崇祯也是明廷的一系列紧急动作。
三月初七,天津巡抚冯元飙之子冯恺章入京,由于李自成是两路进军,此时南行最佳路线的京杭漕运已经被断绝,他是来建议崇祯自天津从海路南迁的。但此时,崇祯已经完全对南迁绝望,而且从海路走在操作上更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