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