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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第1页)

十岁那年,我不得不离开村子去镇上。用我爸爸的话说是,学校到顶了,我的头皮已碰到天花板了。

我的一二年级,包括学前的幼儿班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完成的,老师也只有一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村里除了她家里人,其他人都叫她老师。教室里的一块黑板被划成三部分,上完幼儿班的课,接着上一年级的课,最后轮到二年级,依次填满内容,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当然,高年级的人也被迫不停地温习幼儿园的知识。

我们一个学龄段大约六七个人,照理说我是可以跳级的,只是那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我完成跳级。我每次都考一百分,考得老师也有点心慌,她总在找各种理由说我骄傲自满,其实我没有。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毕业典礼开完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捉泥鳅,老师叫住了我,她看着我,叮嘱我不要给她丢脸。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红着脸站着。她仿佛有很多话想交代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长长的暑假结束以后,我们去了镇上的小学。那学校真大,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童年的第一次忧愁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学校报完名回来,爸爸告诉我,那也是他读过的小学,以前是个庙,在那里他完成了这辈子所有的学业。

他还问我某某老师在不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人。爸爸说,他头发雪白,面色通红。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可能去关注某个老师,除非是自己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姓邱,是个小伙子,据说刚刚从师范毕业。对于这么年轻的老师,妈妈显得很担忧,她说老师很要紧,没有经验,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事实上,妈妈的担忧是多余的,第一次单元测验,我又考了满分,而且是班级里唯一的满分,这让邱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他认为,像我们这些从村小上去的学生,大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可能跟不上原来就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但我是个例外。

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普通话,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我同村的小伙伴都被我们原来的老师教出了浓厚的方言口音。我记得在邱老师的语文课上,他喊我起来造句,我把“爸爸妈妈”的发音说成了台湾口音,惹得整个班级哄堂大笑。

那是我觉得非常丢脸的事,尤其是坐在我背后的国光,他后来经常把我独特的口音挂在嘴边,用来取悦班级里的漂亮女生。

那以后,我变得不太爱说话。

爸爸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经常问我一些关于学校的事。那时候,我理解不了爸爸的世界,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比较难懂的。妈妈说我爸爸曾经跟谁谁谁好得穿一条裤子,但在我眼里,爸爸就是一个人,没什么朋友,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十里路以外的石灰厂上班,然后一身灰尘地回来,灰头土脸的日子让他几乎不跟别的人说话。爸爸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自己村里,我看他们见面也不怎么聊天。

曾经为这事,我质疑过妈妈,妈妈只说了一句,那个人结婚的时候,所有的重家具都是你爸爸一个人替他扛回家的。这还是没能打消我的疑虑,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在那个人结婚前,爸爸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结完婚后,两个人就成了陌路人。

随着对学校的慢慢熟悉,我果真看到了爸爸所说的那个头发雪白的老师,他已经不教书了,在教务处工作,看上去像个元老。爸爸跟我说,那是他的老师,头发年轻的时候就雪白了,不是病,是品种的关系,他好酒,红润的脸色是长年喝酒喝出来的。爸爸还跟我说,如果有机会,让我告诉他,爸爸是谁,他肯定还记得。

我想爸爸说这些话可能是想让“白头”老师在学校格外照顾我一点。只是按我的个性,是不会主动去跟一个陌生老师接触的。

在学校里,说来也奇怪,我们村一共去了六个人,被均分在两个班里,到了一个新环境,原来的友谊仿佛都被抛到了一边,平时在其他同学面前,谁都不主动地跟对方打招呼。仿佛被同学看出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国光虽然取笑过我,但他跟我的关系却比我跟其他人都好。学口音那件事,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一个人,他遇见谁都取笑,不管你生不生气,他自己会很快忘了这件事,没心没肺地跟你聊天。他好吹牛,早自修之前、每堂课的休息间隙,就听他在那里高声大气地说话,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先哈哈大笑,笑声缭绕在教室密闭的空间里,热气腾腾,需要很久才能散去。

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讲笑话,很多段子都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他成绩很差,这方面却禀赋惊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比如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挖苦他的智商,一下课,他就把这事丢到了一边,拿数学老师开涮。

他拍拍我肩膀说,跟你说件事。我只侧过头,他感觉不过瘾,对我使劲招手,你转过来坐呐,这事不能让别人听到。我转过去,他眼珠子一转,开始编故事。他说,“早上我去买油条的时候,你猜我遇见了谁?”

“谁?”

“就是刚刚给我们上课的那位,他在那里吃面条,一碗吃着,跟前还摆放着两碗,都是海碗,那么大!”他说着,双手比划出两个大圆,往跟前“咣咣”一放,自己先乐了起来,“这是猪的饭量啊!这还不算,他把早餐店里的辣椒罐拿过来,来一勺,不够!再来一勺,还不够,最后,整罐辣椒酱都倒进了面里,你猜他说什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国光已经乐不可支,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说什么?”

“吃进肚子的都是自己的,哈哈哈……”国光乐翻了自己,他一边拍打着桌子,一边笑得脸上皮肉泛红,引得周围的女生骂声连连:“神经病啊!又发神经啦!”他却越骂越癫狂,一副没完没了的样子。

我在里面充当一个无辜的可怜角色,听到后来也没有跟着笑,国光往往会问我:“你怎么不笑?不好笑吗?”我还是没觉得这有多么好笑。

那天,爸爸问我,在学校里跟谁最好。我想了一下说国光。爸爸又问我,他学习成绩好吗?我摇了摇头说,他所有的作业都是我这里抄的。爸爸也没有说什么,他又问我,那你为什么跟他好呢?我说,他会讲笑话,吹牛是他最大的本事。

爸爸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又问我国光是谁的儿子。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大人们总是这样,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到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兴趣所在。学校里的同学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去关心对方父亲的名字,把名字赤裸裸地叫出口就认为是一种咒骂,再恶毒点的就是带上对方父亲不怎么好听的绰号,比如癞头阿三之类的。

爸爸并没有死心,他又问我,那他是不是新林村人?我说是的。

我对国光仅有的了解是他家开小店,家境在同学中算优越的。有一回,他用报纸包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牛肉来了教室,把班里的一帮同学馋坏了。我也从来没看到过牛肉,牛倒是见得多了,农忙的时候干活全靠它,但我们那里从来不杀牛,集市上也从没见过卖牛肉。

国光说,是因为他上学快迟到了,来不及吃饭,他爸爸才割了这么一块牛肉给他,让他饿了的时候吃。看到那么多咽口水的同学围着他,国光突然来了兴致,他说,谁让他打一个耳光,他就割牛肉给谁吃。

起初谁也没有发出声音,一阵静默之后,一个叫云飞的同学跳了出来,他像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举了一下手说,我来!人群推来攘去,给他挤出一条缝。他钻了进去,又说了一句:牛肉,我没吃到过。他摸了摸自己的右脸,又摸了摸自己的左脸,似乎为哪边的脸挨耳光有点犯难,最终,他伸出了左脸,牙齿咬得紧紧的,脸上的肌肉绷成了一块板,那尖嘴猴腮的模样特别逗,但我们谁都没有笑。

国光毫不犹豫,“啪”地一声打了上去,这一下,让我们看的人心里“砰砰”直跳,仿佛打在了自己脸上。云飞叫了一声说,“哇,这么痛!”他使劲地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说,“好了,牛肉可以给我了。”国光拿出削笔刀,从那块牛肉上切了薄薄的一片,云飞又叫了一声,“这么小!”

云飞过后,像头羊跳下了悬崖,别的同学纷纷跟着往下跳。这件事,幸亏没有人告诉老师,不然国光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

那次,国光破天荒地切了一片牛肉给我,跟我说,不打耳光,送你吃。惹得别的挨打的同学纷纷抗议,国光说,他手也打痛了,不想打了。那次之后,我对国光好感倍增。

说到国光家开小店,爸爸确定了国光的父亲,他言之凿凿地说,那不会有错的,他爸爸跟我当年也是同学,跟在我屁股后面甩也甩不掉。

我恍然大悟,一个地方读书,很可能世世代代都是同学关系。

爸爸又说了一句,他家全这个德性,好吹牛,吹牛能吹翻天。

我尴尬地立在那里,爸爸大概突然意识到这么说有什么不妥,也没跟我继续聊下去。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又提到了国光,他说,你那同学的妈妈很早就死了,死于车祸,还挺惨的。这句话引起了妈妈的兴趣,两个大人开始聊一些细节,完全撇开了我。那顿饭,我吃得有点心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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