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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4页）

一面派我去侦缉大队催促。半个月以后，侦缉队员在一品场抓到一个重大嫌疑犯，

从这人身上抄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与贝乐利失去六张一百元的美钞相近。经一顿

严刑拷问之后，这人供出美钞是从另一个人手中购来。经我们辗转追查，最后总算

找到这个出售六张一百元美钞的人犯，并追出了他扔在水沟内的皮夹和戴笠赠送给

贝乐利的刻有中国名字的象牙图章等。李连福对这个窃贼恨得咬牙切齿，说一定要

叫他知道李某的狠处。

我听后曾私下问李，还有什么狠处？他告诉我，抗战前他在北平当侦缉队长时，

对这种惯窃有一套制服的办法。他说，在这些惯窃刑满释放以后，抓来处以私刑，

或不送交法院判刑即采用私刑来对付。李连福告诉我，这些私刑，轻的是把惯窃面

部用利刃划一道或两道伤口，愈后也无法遮掩，侦缉人员随时可以监督或逮捕他们；

重的是毁伤肢体，使之成为残废。我为了搜集这类资料，事后曾问他对偷窃贝乐利

皮夹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告诉我，是由他亲自带了两个人把这个窃犯的右手中指

和食指用石块把骨节砸碎，使他再不能吃这门饭了。因为当扒手的主要是靠这两个

指头才能偷窃，这两个指头残废以后，再有本领的惯窃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这种残暴的私刑，当时各地都有。我曾问过在兰州当侦缉队长的许忠五（以后

当重庆侦缉大队长X知道他也曾把一些不人帮的外来惯窃抓到后，将耳朵上部或下部

削去一块以便辨别。陈志强在西安当侦缉队长时，还曾把一个专偷大官豪绅东西的

惯窃用石灰将其两眼弄瞎。贵阳侦缉队邱队长、昆明刑警队长周百先，也都是爱采

用私刑的，也曾把一些不听话的惯窃打成残废。这些人在向我谈到这种暴行时还非

常得意，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但尽管如此，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达官权贵

的贵重物品还是经常被盗窃，井没有因为这些官刑、私刑而使人不再去铤而走险。

谋财害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罪行，无不要求绳之以法。但侦缉人员却每每利

用职权任意杀人取财。当他们抓到有些赃物很贵重的盗匪，为了私自吞没这些东西，

往往采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把这些论罪不应死的盗匪私自杀害，而加上一个〃持械拒

捕，当场格毙〃，或〃追捕误毙〃的罪名，以了结案件。抗战前我在上海时，与上

海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和他的几个得力部下如董德明、沈文达、尤汉文、巫克忠、

李筱宝等常在一起，他们曾向我介绍过这种杀人的经验。军统特务虽然没有将这些

办法用在对待盗匪上面，却曾把学到的这些办法去杀害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民主

人士（具体情况已写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

旧社会的侦缉人员利用职权鱼肉人民，危害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我从事这项兼

职前后十年多，见过的和听到的有关这些人的罪行真是数不胜数，现择要略述几件。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法租界一个叫顾纪生的老侦探。他死后，因他外甥与养

子打官司争夺遗产，才知道他竟积蓄了四十多万元的资财。当报上公布这件事后，

许多人大吃一惊。这个月薪不到六十元的探目，二三十年中竟弄到这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