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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的军事演习，北约国家　300　多名高级军官参加了演习。在　3　天演习结束时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似乎对军事问题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却自豪地告诉记

者，他已经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咳嗽糖，可以减少招待会上的噪音。参加招待　会的人吃掉了成千上万的咳嗽糖，蒙哥马利也因此可以顺利地进行他的活动

而无需浪费时间去发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组织这些演习，蒙哥马利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访问每一个北约国　家。但他喜欢这样忙忙碌碌，习惯于作某种非官方使节，在大多数盟国他都

代表北约最高司令部。他总是同被访问国家的总参谋长讨论训练和军事问　题，而让与政府有关的重要军事问题的讨论在另一个层次进行。当他每年大

约在同一时间访问同一些国家时，他的任务已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在　50　年　代，北约常用他那种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约的重要政策。1953　年　9　月　和

1954　年　9　月，他两度作为铁托总统个人的客人访问贝尔格莱德。尽管他　们声称这些访问纯属私人性质，但它们明显地有着重要的国际色彩。这两次

访问虽然没有讨论任何特别微妙的问题，但却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　正在改善关系。后来，蒙哥马利建议去马德里访问佛朗哥将军，但北约对待

西班牙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最高副统帅的访问不会起什么作用。他的建议

遭到拒绝后，蒙哥马利显然有几分恼怒。　虽然他在“联总”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对他非常适合，但这

并不是说某种职务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蒙哥马利是个不善于交际　的人。频繁的旅行意味着他很少呆在枫丹白露司令部。当他在那里时，他也

很少是大家的好伙伴。

如果出去吃饭，他只愿意去英国大使馆，并且不常去。1954　年春天，　蒙哥马利参加英国大馆的一次宴会，爱丁堡公爵出席了宴会，法国国防部长

勒内·普莱文也应邀参加。当时，奠边府刚刚陷落，普莱文显然比较难过。　晚宴安排在　8　点开始，但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为那里的晚宴一般都很晚，

普莱文很晚才到，因为他以为宴会是　9　点开始。大家在等了将近　1　个小时之　后，便开始吃了起来。谁知大家刚一开始吃，普莱文便赶到了。在这种庄重

的场合迟到，使普莱文十分慌张。每个人对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气，十分　礼貌，一切都十分顺利。突然，大家听见蒙哥马利那细而尖的声音说道：“唉，

普莱文先生，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如何？”顿时，宴会上鸦雀无　声，大家面面相觑，难堪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显然，蒙哥马利对自己使别人陷入窘境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次是在玩　高尔夫球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联手对葡萄牙业余冠军。玩球时，蒙哥

马利老是嘲笑对方：“想想，你可是个专家！”蒙哥马利的嘲笑使对方不断分　心，不能集中精力。

结果，被蒙哥马利和科尔远远抛在后面。后来，科尔告诉蒙哥马利他　为他感到羞耻。

蒙哥马利却回答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想赢他吗？”　蒙哥马利在当“联总”主席期间，比后来在北约有更大的权力。也就

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最严重的个人冲突。他同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德拉　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闹翻了脸。争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　年　8　月，德

拉特尔为训练组织的“轻型兵营”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蒙哥马利　还是帝国参谋总长时，他们还于　1948　年　7　月在一起亲切地谈论西方的团结。

在蒙哥马利把“联总”司令部移到白厅的多佛厅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　恶化了。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贝尔彻姆误译德拉特尔的一封信引起

的。贝尔彻姆把“我强调”译成了“我坚持”，蒙哥马利对这种措词的反应　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俩积怨为什么会那样深。

在招待会上，德拉特尔拒绝同蒙哥马利说英语，蒙哥马利也绝不用法　语同他交谈，这种尴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他俩个性都很强，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尔在　1950　年告诉利德尔·哈　特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蒙哥马利。利德尔·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对

他大客气，对他强硬些，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蒙哥马利而言，他总　是不知道该怎样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个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别人相处很好，

就是不能同别人相处，没有调和的余地。

德拉特尔去印度支那任职后，他俩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当德拉特　尔的儿子在印支战场上牺牲后，蒙哥马利给他写去了慰问信。德拉特尔的继

任者朱安发现，他同最高副统帅相处也有许多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　司令部发生个人冲突的机会比在“联总”少得多。所以，朱安与蒙哥马利的

争吵没有德拉特尔与蒙哥马利的争吵那么厉害。

蒙哥马利最后　10　年的军队生涯过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他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