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也没有肩负多少重大责任,生活过得舒适、安逸。他的年薪为 5170 英镑,此外,还有 1000 英镑的娱乐补助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
收入。伊辛顿磨坊的翻修工作已于 50 年代初结束,他现在已有一个舒适的 家,并且配有陆军勤务人员。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他过的是一种公众生
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他与家庭成员(他的儿子戴维除外)之间的鸿沟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大。他对戴维仍然是保持一种冷淡的父子关系。
蒙哥马利对他的亲属从来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对他们的疏远 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贝蒂去世时,他拒绝让自己的妹妹温莎照顾戴维。
在战争期间,他虽然曾答应要参加他弟弟布赖恩的婚礼,但在最后一分钟却 决定去看足球比赛而不去参加婚礼。他的母亲仍然是他最不喜欢的人。当纽
波特市决定授予帝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荣誉市民称号时,他的母亲决定去参 加授称号仪式,于是给纽波特市政会写信,并受到了邀请,但他的儿子却不
知道这件事。当蒙哥马利到达并发现他的母亲在场时,他非常生气。可是, 他对此已毫无办法。但他却坚决不让他的母亲参加午餐会。他坚持要这样做,
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办,这使非常好客的纽波特市政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 地。
1949 年他的母亲去世时,蒙哥马利拒绝参加她的葬礼。很难说他母亲 的死对他有多大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当他母亲去世的
消息传来时,也许他已经没有多少感觉。那个对形成他的复杂性格产生过重 要影响的女人,就这样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马利对其他的亲属也保持着距离。当他在多伦多访问时,他的堂 侄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他。蒙哥马利的反应是:“他想要什么?我不想见
他。”他只是敷衍塞责地同堂侄交谈了 5 分钟。他的妹妹们同他的关系比他 的兄弟们近乎些。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她们对他感兴趣也仅仅是因为他获 得了成功。
他同戴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当戴维在国 民兵役训练中获得“荣誉武装带”时,他为他感到骄傲。但当戴维的第一次
婚姻破裂时,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他儿子的错。但他对 戴维的爱是深厚的,儿子婚姻的破裂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后来,戴
维成为蒙哥马利在伊辛顿少有的几个探访者之一。
那些在战争期间了解蒙哥马利的人发现,他现在同过去一样,对人际 关系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同任何人亲近,或建立真正的个人感情。
不论是在伊辛顿过简朴的舒适生活,还是周游世界,他都能发挥他那自封的 军人政治家的作用。
他经常给《泰晤士报》写信:1950 年 2 月,他抱怨现代滑雪运动已经 堕落;同年他规劝人们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看戏剧《旅行的终点》;1952 年
1 月,他呼吁举办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 4 月,他要求对板球进行更 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 年他在一次晚宴上发表有关板球的演
讲,把板球说成是一种需要领导、纪律和训练的运动。他经常看各种体育比 赛,尤其喜欢看朴次茅斯队的足球比赛。
蒙哥马利还从对青年人的关怀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他喜欢青年人给他 作伴,对此他毫不掩饰。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培养问题,但他所说的青年人
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 年 5 月,他在英国青少年俱乐部协会 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青年需要引导”。他宣布说,当国
家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将致力于训练青年人。在战后那些年的各种集会上, 他都反复强调“青年需要引导”这个问题,并说他愿意给予这种帮助。他认
为,国民兵役法将使英国青年得到很好的培养。
蒙哥马利总是乐于支持青少年俱乐部和其他青年组织,而且他给予的 帮助常常是非常实际的。在任北约副统帅期间,他成为遍及西欧的野营活动
“康科迪亚”的主席。他本人并不富有,但却常常为培养青少年的活动慷慨 解囊,集资捐款。
然而,蒙哥马利对青年人的关心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俱乐部和青年 组织,他还同许多青少年保持着个人联系。一个名叫斯图尔特·怀特的 10
岁小男孩于。1957 年给他写信说,他想当海军陆战队队员。蒙哥马利当时 身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统帅,却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祝他运气好。
蒙哥马利同拉德利划船队的 8 名队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队在 1952 年举 行的伊丽莎白女王杯划船比赛的半决赛中,击败了圣保罗队。蒙哥马利来到
比赛终点,并让舵手去把发理了。那年 9 月,拉德利划船队在挪威参加划船 比赛,当时蒙哥马利正在那里指挥一次军事演习。拉德利的领队卢埃林·琼
斯问蒙哥马利是否愿意乘坐游艇跟一次他们的划船练习。他回答说愿意,并 问那位舵手理过发没有。在土耳其访问时,蒙哥马利给他们寄去一些土耳其
礼物,并亲手写好了邮包。他在随邮包寄给卢埃林·琼斯的信中说:“蒂莫 西·雷克斯和汤普森(我想他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二名)现在在奥斯维斯特里,
我已给他们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们了。我建议你给每个人一个盒子, 给自己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