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红星生产社”的郑钧,国内最早的签约歌手之一。大学的大礼堂,幕布拉开,刚出道的郑钧肩膀宽阔,脸颊瘦削,所到之处,引起女生尖叫一片,他竟然有些赧然。
10年前,“校园民谣”风正吹得强劲。老狼是实力派,打“校园”旗号:“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郑钧是偶像派,以摇滚的名义:“我的爱,赤裸裸……”他是青春的一剂毒药。形而上的爱情和肉体、欲念,掺杂在一起。
他没有当众述说过他的孤独——他的酒醉、抱头痛哭以及凌晨在机场的辗转犹豫:究竟要不要腾空而起,离开这里?是的,没有必要在媒体面前推心置腹。
据说他内心是羞怯的。时光要倒溯到30年前,那个好看的、内向的、有些自卑的小男孩,抬头仰望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墙、灰色的西安。目睹父亲辞世,他一下子就老了,那年他8岁。孤独的、忧伤的、坚硬的、敏感的,一起注入身体。缺失的就已经永远缺失了,无力挽回的童年。他却奇迹般地停留在漫长的青春期,固执地盘桓在有关自由、激情、绝望、颓废的惯常话语中,在太宰治的《丧失为人资格》、莲花生大师的《度亡经》、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低迷的歌声之间——那是他的理由、依据、借口——不肯醒。
10年后,郑钧在要求返场的呼声中不知所措,他已经谢幕了,原本以为就这样结束。我听到他接过话筒,犹豫地、小声地说了一句:“这样好吗?”有人忍不住讥讽:“返场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没有开过个人演唱会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2)
但是观众全都站起来了,呼喊他的名字。一个女孩子,悄声拉着同伴衣角,小声地惊呼:“啊,他好帅啊!”
看青春散场。人们纷纷如寒号鸟般钻进出租车,广播里还在播放着郑钧的访谈。主持人说:“那我们还是来放歌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的,我们就这样,等着青春散场,然后年华老去,各奔东西。
●“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采访时,他喜欢时不时地调侃。
吴虹飞:能摘下你的墨镜吗?
郑 钧:不能。
吴虹飞:谈些靠谱的事情吧!
郑 钧:不靠谱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吴虹飞:如何看待超女演唱会?
郑 钧:我觉得那是一个行为艺术,跟在体育馆发功似的。
吴虹飞:谈谈你的女儿……
郑 钧:今天怎么都是《生活与家庭》杂志在采访(笑)?
吴虹飞:你有坚定信仰吗?
郑 钧:在娱乐圈,信仰怎么坚定?
这时候,他不似大牌明星般“冷艳”。他感冒了,肆无忌惮地打着喷嚏,很随和地和粉丝们合影。满不在乎的表情,适可而止的自负。“是你不了解我……”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
他似乎已经拥有了差不多的一切:英俊、瘦才华、名声、财富、朋友、家庭、幼女、酒吧、私人会所、一场演唱会,似乎是万千宠爱。而他说:“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他说,他是自卑的。爷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留学生,父母都是教授、知识分子,父亲笃信佛教,母亲皈依基督教。年少丧父,长兄为父,郑钧对自己的家庭,爱恨交加。
“哥哥各方面特别优秀。我小学上的普通小学,中学上的是普通中学,高中上的普通中学的普通班,哥哥就成天讽刺我,说我是垃圾,没有出息。初三还打了一年的架。他总是打击我、批评我、责备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他从大学放假回来,行李往地上一扔,说:‘成绩单在哪呢?’我给他看。‘才80分就敢聊天!’‘啪啪’两个大嘴巴就过来了,说‘你这个垃圾’什么的。就这样。
“那时候做什么都是错的,特别绝望,特别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家里都是大学生,我要是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可真的就抬不起头了。”
幸亏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为了逃避繁难的理科专业,他特地挑了一个看起来很轻松的专业“工业外贸”。“上了大学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阳光,我一上大学就被选成新生联欢会的主持人,还当学生会干部,就呼风唤雨了,还差点就入了党。”他忍不住有些得意起来:“杭州是一个休闲、颓靡的城市,那里的人,最好每天弄个扁舟泛一下,再吟首诗什么的。”
1992年,他毕业后本来是可以到美国留学的。签证下来了,是纽约的一个大学。香港的机票订好了,行李全部运到了深圳。他给圈里一个有名的经纪人“四哥”郭传林打电话,和他告别。郭传林却说:“你来北京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是来做一个歌手吧。”
他想了想,就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