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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产生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的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他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鲁迅后来在小说《 出关 》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二十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

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把笔丢弃吧。把自以为是的言词和概念,都驱逐吧。

年岁已经不小。他觉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他活到今天,没有给世间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诲。现在,可以到关外的大漠荒烟中,去隐居终老了。

他觉得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言。归于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终结,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

在他看来,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终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阴,或者连云阴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凌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现在他要出发了,骑着青牛,向函谷关出发。

向西。还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洛阳到函谷关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关了,已是今天的陕西地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着。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么也不急。

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道德经 》,也就是《 老子 》。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 道德经 》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

鲁迅《 出关 》中的这一段写得不错: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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