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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扰低蓿↙udmilla　Balbinova）正在收拾行李。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旅行，因此她十分激动。柳德米拉只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海边国家，但是其他的一概不知。她要去找一位老朋友，是在以色列做服务员的。维多利亚（Victoria）告诉柳德米拉说：“你会爱上这里的，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份工作——很轻松，薪水很高，并且真的很好玩。”但是柳德米拉根本不知道，在电话的另一头，维多利亚的头上正被一支枪指着。

在蒂拉斯波尔，柳德米拉过的很不快乐，但是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她也渴望着冒险和快乐。她认为自己很幸运，一个亲密的好朋友能够帮助她安排这次旅行以及所需要的文件——在德涅斯特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并没有获得认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5。　回归以色列（6）

实际上，这个乐于助人的妇女就是一个“招募人员”。从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被走私出去的大部分妇女都是被其他妇女诱骗和招募的。这些招募人员主要的动机就是金钱，但是也常常受到了逼迫。有些是以前的*，她们同意回家担当招募人员的工作，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这一行业。大路（La　Strada）是一家位于摩尔多瓦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帮助被走私的妇女，其负责人艾莉娜·布德西（Alina　Budeci）解释说：“有时，是那些被走私的妇女的母亲充当招募人员。我们遇到过一个案子，一位母亲收到了走私犯的威胁：如果她想再见到自己女儿的话，就必须找三个妇女来代替她女儿。”

利用妇女来消除受害者的疑虑十分关键。在任何有组织犯罪活动中，为了确保平稳运作，信任十分必要，但是，如果走私的货物是人的话，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欺骗代替信任。为了增加信任度，招募人员常常要陪着那些年轻的妇女（通常是15到30岁之间）走过行程的第一段。在柳德米拉的招募者把她的护照办好后，她和其他10个妇女一块被送上了前往敖德萨的火车，然后被送到了莫斯科。一抵达俄罗斯的首都，她就被带到了莫斯科河附近的一座公寓里。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产生怀疑，因为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护照，并且把我们锁在屋子里，我们被囚禁了起来。”

从那时起，无论何时，只要柳德米拉被带出去，总是至少有两个人看着她。一周后，她和另外三个妇女被送到了多莫德多弗机场。在护照检查处，这是她最后逃脱的机会。俄罗斯政府官员很少有同情心的，但是，这次，在护照检查处，一位官员好心地请她再次考虑一下。他问道：“你真得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你真得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肯定想这么做吗？”但是，其中一个走私犯紧紧跟在她身边看着她回答，柳德米拉别无选择，只好放弃了警官的好意。这就像监狱的大门被突然关闭，钥匙被拔掉一样。

一抵达开罗，就有一些埃及男人来接她，然后把她带到了一家酒店，和其他10个女孩一直等了三天。在一天清晨，柳德米拉被塞进一辆吉普车，然后汽车一直开了几个小时。“贝都因人接管了我们，并接立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洞里。”尽管常常有报道说，贝都因走私犯会*他们押运的妇女（如果他们没有收到走私服务的报酬的话，也确实会扣留她们的），不过柳德米拉她们还有个选择的机会。如果她们自愿同那些临时看押他们的人发生关系的话，“那么，这些女孩就可以外出，能够吃得很好，并且还可以休息。大概有三个女孩这样做了，但是我没有，”柳德米拉说。

在他们正要启程开始下一段旅行时，其中一位惊恐万分的妇女企图逃跑。“那些贝都因人抓住了她，然后，在我们的面前，朝着她的膝盖开了几枪。”北爱尔兰那些被枪击穿膝盖骨的受害者都非常清楚，膝盖被打伤是最为痛苦的惩罚之一。但是，这些年轻的摩尔多瓦妇女的命运更可怜，“他们把她一个人仍在沙漠里等着死。”

等到半夜时分，贝都因人再次把她们塞进了一辆轻型客车，柳德米拉和她的同伴们全都惊恐不已。“车一直开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另一边有一些贝都因人在接应我们，正在那时，一队以色列的边界巡逻兵发现了我们，开始朝我们跑来。我渴望这些士兵能够抓住我们，但是贝都因人开始朝我们的脚下开枪，逼着我们疯狂地朝着接应的轻型卡车跑去。我们又被塞到了车上，并且头上被帆布遮了起来。这真是太可怕了。”就像我所见到的那些骑骆驼的贝都因年轻人一样，他们通过在埃及和以色列边界走私货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这种技能走私妇女。他们常常*和折磨这些妇女——这对他们的传统真是极大的羞辱。

5。　回归以色列（7）

在内盖夫的首府比尔谢巴（Beersheba）的一座酒店里，柳德米拉被赶到了一群潜在的买主面前。“那些人大部分时候讲希伯来语，因此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接着他们会用流利的英语命令我们。”开始，柳德米拉拒绝*服。其中一个俄罗斯人狞笑着说，“这里不存在‘拒绝’这个词，懂吗？”

当她抵达特拉维夫的时候，她已经被许多人经手过了，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埃及人、贝都因人、俄罗斯犹太人和以色列当地人，有一半的人都用暴力威胁过她。她的噩梦仅仅刚刚开始。

10月犹太人的安息日即将来临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同另外两位男性朋友一起动身去参观特拉维夫的妓院。在香蕉贵宾（Banana　VIP）夜总会破旧不堪的遮雨棚下面，微弱的黄色灯光下，一位粗壮的俄罗斯人站在黑暗的街道上，和其他我所去过的以色列的公共场所的守卫不同，他不是检查炸弹或者武器，相反，他坚持要查看我们护照。最后，我们只好让他看了一下我们的驾照，然后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了三层，经过几间公寓，最后走进一个接待厅，那里已经坐着几个紧张不安的年轻人，嘴里叼着烟，手指还不断敲着廉价红沙发的扶手（同特拉维夫的妓院那最喜爱的红色相比，似乎有点尼古丁的暗黄色）。在沙发对面，是一个稍微突出的平台，上面坐着两个小姐，偶尔用俄语窃窃私语几句。其中一个人穿着一件短小的粉色上衣，紧身比基尼，穿着4英寸高的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屁股都快要露出来了。

在桌子后面，是一位极其漂亮的小姐，大概只有20出头，面露极度厌倦之情，我注意到这好像同高跟鞋一样，也是妓院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接待厅的两头都是走廊，通向一些小房间，我依稀辨认出来都是刚好能够容纳一张床的大小，用红色装饰，同时还有微弱的红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颜色代表了浪漫，但是，这已经是我那天晚上参观的第四家妓院，我已经明白，这可以有效地隐藏地毯上和床上的污秽。我也发现，男人们可以坐在接待厅，一言不发，一直等到兴致起来（或者没有），这是很正常的事。然后，他们会悄悄地接近其中一位妇女，两人一块消失（在路上，那位小姐无助地抓起一根毛巾）。面沉似水，毫无生机。

这是三个傲慢的美国青少年溜达进来，打破了沉默。其中一个讲着希伯来语，同坐在后面的小姐询价：“半个小时230谢克尔；40分钟250谢克尔。”他的朋友插了一句：“嘿！别急，等会儿，看看是否还有比这些更辣的女孩。”他一边说着，一边朝两个小姐打手势。

尽管只有18岁（如果的话），这个家伙肯定不是这里的生客。吃着麦当劳长大、臃肿不堪，他的长相还真是寒碜，我禁不住在想，如果用正常方式去泡妞的话，他恐怕会经常受打击的。但是我还是无法想象，这样年轻的人就会对女生产生非人态度。我的朋友吉迪恩（Gideon）靠近我，悄悄地说：“你会见到许多这样的家伙，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纽约的上西城（upper　west　side）送到以色列，还塞给他们一本写满犹太教会堂、拉比、犹太教堂的电话本以及一大捆现金。谁能想到，他们一抵达这里，就直奔妓院而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还目睹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从老车站（Old　Bus　Station）附近开始了我们旅行，这里是以色列无数外国老公聚集的地方。自从“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　巴勒斯坦大起义：指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群众举行的大起义。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压死4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展开与以色列当局持续数年的对抗。在“起义”中，巴勒斯坦人创造出以落后“冷兵器”向以色列示威的斗争方式，即以青少年在街头投掷石块、自制燃烧瓶与现代武装的军警对抗；采用*、*、抵制美以货物等和平方式，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这次起义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才告一结束。但是沙龙在2000年9月28日强行参观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从而重新引发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译者注＇”以后，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做那些肮脏、危险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这些都是为其他地方的移民预留的工作。他们的位置被罗马尼亚人、乌兹别克人、泰国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等人所取代。将劳动力进口到以色列是一项商业*活动，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插手了这一业务。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sation）已经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契约劳工或者奴隶走私活动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行业。　。。

5。　回归以色列（8）

在老车站遛达的那些人并不是偷渡过来的——尽管极其贫穷，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是这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不过，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这个地方就是个地狱。建筑和街道都年久失修，心形或者裸女招牌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闪耀着，并指向了店铺后面的小破屋。妓院本身就是这个烂泥堆的最底层了。我几乎无法形容那些可怜的日趋衰老的小姐们，她们被囚禁在一个三英尺宽，七英尺长的小屋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着烟，等着嫖客上门，一次只收10美元（没错，就10美元）。

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妇女是被逼为娼，哪些是因为生活所迫，因为这一行业的每个人，包括这些妇女全都守口如瓶。也许那些高级应召女郎挣得钱会多一些，经济上更自由些。但是，我在特拉维夫妓院的短暂经历告诉我，对于涉入这一个行业的多数妇女来说，所谓的快乐*，全是一派鬼话。同样的，在这里我也明白了男人的*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在妓院里，我见到了不同种族、年龄、阶层的嫖客，川流不息，熙来攘往。有世俗和正统的犹太人；有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许多美国人、西欧人和日本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显示，即使他们最初对嫖娼多少感觉有些内疚的话，现在这种愧疚之情也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心想，如果他们听说了这些妇女（如柳德米拉）背后的悲惨遭遇的话——有多人会反省呢？

柳德米拉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度假，相反她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被锁在一套公寓里。在下午5：30的时候，她被送到布嘎绍夫大街（Bugashov　Street）一家比萨饼店上面的妓院里，她被迫从晚上六点开始接客，一直持续十二个小时，这也是客人最多的第二个时间段。她解释说：“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要至少接客二十个以上。”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柳德米拉每天晚上被*二十次！

以色列同多数的西方国家一样，执法机构只惩罚这些偷渡的妇女，而对嫖客却不处罚。当柳德米拉第一次成功逃脱后，却被一位值班的士兵撞上，而这人正好是这家妓院的常客，就把她交给了妓院的老板。作为惩罚，她被“主人”暴打了一顿。第二次逃跑成功后，她跑得很远，到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派出所投案。按照惯例，她被控非法移民，被关押在了一所拘留所，等候驱逐令。

当柳德米拉最终回到基希讷乌时，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精神十分低落。她没有回家，除了因为愧对亲友外，她也害怕被那些走私犯发现。在摩尔多瓦、乌克兰、俄罗斯、埃及和以色列，柳德米拉的悲剧每天都在重演。

在我同柳德米拉谈话后的第二天，负责她这个案子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我忘了告诉你了，柳德米拉现在是艾滋病感染者。”毫无疑问，在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鸡尾酒疗法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

在赫兹·莱德准将发现海法街道上黑帮兴起后几个月，他接到举报说一位俄罗斯的寡头要在埃拉特（Eilat）庆祝生日。以色列一位负责调查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高级情报官解释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因此，我们必须从零做起。低层的犯罪分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我们明白了党魁，也弄清除了他们的纹身；我们也有人学会了他们的暗语。然后就是那些大头目了。尽管他们很难对付，但是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追踪他们。”　。。

5。　回归以色列（9）

出席埃拉特的聚会以及后来特拉维夫的高级峰会的客人们，就像俄罗斯商界的名人录。问题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更不清楚他们的底细。

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说明了这种困难，当时，他请众议员们思考下面假设的情况：

如果你在日内瓦湖畔一家豪华的酒店里碰到了一位口齿清晰，英语流利的俄罗斯人，并且闲聊了起来，而且他身穿价值3000美元的西装，脚蹬一双古琦牌休闲鞋，并且他告诉你他是俄罗斯一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想和你谈谈合伙做生意的事，那么这就会有四种可能。第一，他可能说的是实话，确实是个生意人。第二，他可能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以做生意来掩护。第三，他可能是俄罗斯黑手党的成员。但是最为有意思的可能性就是最后一种，他可能身兼上述几种身份——并且这几种机构全部不排斥这种情况。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大量的俄罗斯人争相申请以色列国籍，其中不乏叶利钦核心层的知名人士，比如著名的“七星”中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后来还有初露头角的工业大亨，如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拉宾诺维奇（Vladimir　Rabinovich）和俄罗斯的米哈伊尔·乔尼（Mikhail　Chorny），这些人都遭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监视。并且还有其他曾经被英国和美国禁止入境的人，如西蒙·莫基列维奇。

甚至还有一些非犹太人，如谢尔盖·米哈依洛夫，松采沃兄弟会的老大，也搞到了以色列的国籍。长得十分彪悍的纪录片制片人亚历山大·岗特利夫哈哈大笑着说：“如果米哈伊尔能跟犹太教扯上关系的话，那我都可以去跳芭蕾了！但是他很容易就申请到以色列国籍。”后来，他的国籍被剥夺了，那个批准他国籍的以色列官员也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除了在苏联时期犯过一些轻罪以外，这些俄罗斯人没有一个有犯罪前科。所有人的公开形象都是成功的商人，并且有书面的业绩记录，显示了他们的活力和胆识。以色列干吗要拒绝他们呢？

就他们来说，这些寡头和黑手党的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