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20部分（第1页）

业绩记录，显示了他们的活力和胆识。以色列干吗要拒绝他们呢？

就他们来说，这些寡头和黑手党的大佬们开始殖民以色列，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一个理想的投资或者洗钱的地方。以色列的银行体系主要是以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回归为宗旨，也就是说，鼓励他们带着资金回国。再者，以色列也接受了解除国际金融管制的时代精神，大幅放宽了对资金进出的管制。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它也像多数的国家一样，还没有制定反洗钱法令。把从犯罪活动赚取的金钱洗干净，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完全合法的生意。

以色列的警方估计，在共产主义垮台后的十五年间，通过以色列银行所洗的钱大约在50亿到100亿之间。对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但是这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外逃的巨额资金的5％；并且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如瑞士（400亿美元），或者四季如春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塞浦路斯，早在1994年年底起，每个月都要清洗1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金。

以色列之所以很受欢迎的原因十分简单——这些可疑的商人大都是犹太人，并且在以色列，他们没有受到轻视，常常被作为贵宾和备受尊重的家人一样。

5。　回归以色列（10）

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寡头和黑手党头目大都是犹太人。在大规模移居以色列之前，犹太人大约只占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口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强盗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们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无数种族主义的网址，里面充斥着一种理论，声称在这十年中，对俄罗斯资产的掠夺是世界犹太人的大阴谋——这正是纳粹分子和（当合乎他的需要的时候）斯大林曾经钟爱的理论。相反地，许多自由主义的评论家却忽略了犹太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混乱的过渡时期的所作所为，大概是为了避免被指责是反对犹太主义吧。实际上，如果客厅里有一头大象，却熟视无睹的话，反而为反犹太人士提供了机会把他们描绘成犹太人的走狗。

多数的民族认同如果威胁到了苏维埃人种的理想形象的话，苏联对它们的憎恨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它也确实为犹太人制造了一个特别的障碍：玻璃天花板。实际上，在所有的中央级的党政部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和多数的学术机构，犹太人被系统地排斥在了高级职位以外。当然也有例外的——拉萨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曾经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但是不受斯大林的喜爱；还有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eni　Primakov），在20世纪80年代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有先见之明，早就抛弃了出生时的名字尤纳·芬克里斯坦（Yonah　Finkelshtein）。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是犹太人，重要的职位是不会轮到你的。

结果，大批聪明的犹太人在追求学术挑战和创业机会时，常常感觉十分沮丧。那么，在了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市场（从官方来看甚至根本都不存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以外，哪里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发挥他们的技能呢？在过去的70年里，他们在这种可怕的极权主义的世界里锤炼着自己的商业技能，而这个工业巨兽只是制造产品，根本不考虑供需规律。并且，企业只遵循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目标（或者标准）。这些目标很少考虑是否能够获得材料、原料或者生产进程如何，因此，每个工厂都要疲于奔命，煞费苦心地应对原料短缺问题。工厂常常依赖千里之外，相差几个时区的供应商，而且还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要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就必须利用那些精明能干，很有手腕的人，从一切可能的任何资源中去搞到需要的原料。这些人也被称为中介人（tolkachi）或者“二道贩子”，如果没有这些足智多谋的中介人来支撑这摇摆不定的大厦的话，苏联可能垮台得更早。在寡头当中，犹太人的比例很高，当然，在这些中介人中也一样。

乌克兰最臭名昭著的寡头之一，弗拉基米尔·拉宾诺维奇解释说：“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学医。”后来，拉宾诺维奇又遭到了另一波反犹太浪潮的影响，被科技学院（Technical　College）开除了。然后，他被迫参军，服了3年兵役。“我到部队刚刚20天时，指挥官就问我们，‘谁能给我搞到5吨直径是四分之三英寸的钢管？’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还是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接着问我，‘你要多长时间能搞到手啊？’我随口说，‘至少一个星期。’就这样，这份任务就交给了我！”拉宾诺维奇使出浑身解数，东奔西走，上蹿下跳，甜言蜜语，甚至偷窃，最后终于搞到了钢管，同时也开始了他充当中介人的职业生涯。大多数的犹太人企业家或者黑手党的大佬，经历也都和他大同小异。他们不仅仅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创业技能，同时他们不像那些斯拉夫人一样，他们没有被沙皇和苏联官僚迟钝懒散的传统所压垮，而这种传统专门打击个人主动性的任何迹象。

5。　回归以色列（11）

不是只有犹太人具备这种能力，在俄罗斯黑手党的大佬中，车臣人和格鲁吉亚人也一直不少，这些人具备这种能力并非纯粹巧合，他们也要在消费品匮乏的苏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发展历程也同样是富有传奇性。这些兴起于苏联偏远边陲地区的黑手党大佬和寡头们——尽管通常无法进入中央机构之中，但是他们也并非贱民。相反，他们被迫在国家的隐秘角落和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寻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这种经历对于许多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帮着他们应对了社会的剧变。

对于犹太人寡头和黑帮大佬们来说，以色列既是一个退隐之地，同时，凭借该国的护照，也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他们不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希望给以色列带来尴尬。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策略，1995年在特拉维夫的丹全景酒店（Dan　Panorama　Hotel）的峰会上，最有影响的一些“教父”们精心制定的。许多大佬都参加了，包括非犹太人谢尔盖·米哈依洛夫，大家一致确保不能冒犯以色列政府。岗特利夫解释说：“他们决定不能在以色列施行暗杀，或者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杀人，这些人不想在这里惹是生非。毕竟你还要在这里大量洗钱；还要休息度假；并且这还是一个庇护所。而且，领到护照后你还可以周游世界去。”

1996年10月，比尔·克林顿的顾问们说服他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发出警告，此时，俄罗斯的新贵们已经在以色列安顿好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克林顿总统发表演讲，号召全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核走私活动”。克林顿说“没有人能够幸免遇难”，他列举了一些犯罪活动，如日本麻原彰晃的奥姆真理教（Aun　Shinrikyo）　在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以色列和法国的手提箱爆炸案，俄罗斯黑手党的猖獗，以及当年4月震惊美国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

由于俄罗斯人大量移居以色列，华盛顿政府也把注意力转到了这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美国执法机构的长臂尽管已患关节炎，但是仍然敲开了耶路撒冷的大门，要求提供有关莫基列维奇和米哈依洛夫等许多寡头和被指控的犯罪分子的信息。在以乔恩·维纳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的鼓励下，以色列警方在1996年开始监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人。现任以色列警方特别行动部情报主管的伊力特·鲍顿（Irit　Bouton）解释说，“人们突然开始对这些寡头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就像是黑社会的婴儿潮一样。”

在警方试图评估和遏制新世界秩序下猖獗的犯罪活动时，大关注也引发了大问题。首先就是熟悉的界定问题：寡头们的哪些活动是违法的呢？哪些不是呢？再者，这些寡头和黑帮大佬能够利用无限的财力来为自己辩护，保护自己的形象。并且他们确实很认真地这么做了。当我向一位以色列的情报官员解释我所写的东西时，他告诉我说：“不用担心，这些家伙不会暗杀你的，他们不会这么鲁莽，如果他们想整你，他们会到法院起诉你，一直把你搞成死罪的。”

接着，以色列的警方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国内的政客，同时还有外国政府的。伊斯夫·库布松（Iosif　Kobzon）被誉为新俄罗斯的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　弗兰克·西纳特拉：意大利移民美国的后裔，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流行歌手”。——译者注＇。在俄罗斯是一名很受欢迎的歌手，以演唱伤感歌曲而著称，他的政治生涯也很成功：是俄罗斯杜马的议员，也同许多支持普京的政客及商人的过从甚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被禁止进入美国；但是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他还是搞到了以色列的护照。摩西·沙哈尔（Moshe　Shahal），现在是特拉维夫一位成功的律师，当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负责组建了打击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机构。当他回想起这一时期时，他叹了口气说：“我们试图实施新的安全政策，但是以色列国会和政府全都对我们百般刁难。”例如，1996年1月，当库布松打算在本·古里安机场（Ben　Gurion）入境时，警方遵照他的指示将库布松拘留了。但是，当时的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推翻了他的指示。沙哈尔解释说，俄罗斯当时的大使给佩雷斯打电话，警告他如果拒绝库布松入境，将会给以色列和俄罗斯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除了美国以外，以色列当局很少屈从其他外国势力的影响，但是这次却例外。　。。

5。　回归以色列（12）

一百万俄罗斯人移居以色列，不可避免会对大选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选票是每一个参选的政客都希望获取的。俄罗斯群体的中心政治人物是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前苏联的*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释放后即遭到驱逐出境。在80年代初期，他成了寡头和以色列政客之间的联络人。1995年，他接受了一些俄罗斯新移民的政治献金，公开组建了拥护犹太复国运动的政党，回归以色列党（Yisra’el　Ba’aliyah）。

夏兰斯基的政党很有实力，它控制了潜在的数十万张选票，这在以色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政党林立的*国家，要组建政府，关键在于政党之间的合作。如果将俄罗斯的著名人物标记为犯罪分子，那就一定不能低估以色列的俄罗斯群体的反感之情，这是以前的俄罗斯媒体大亨，现在的以色列《晚报（Ma’ariv）》的主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所指出的。他说：“当我们俄罗斯商人、犹太人或者其他人等，被美国报纸称为黑手党成员时，那是侮辱；但是如果在以色列，人们也这样称呼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犹太商人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侮辱了，这会让我痛苦地怒号，这是错的！”

警方在试图制定连贯一致的政策去应对这些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及试图理解它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谨慎考虑所有这些让人大伤脑筋的困境和难题。但是除了要考虑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不同的问题需考虑，并且它还不仅仅消耗了绝大部分的以色列安全预算，同时也占用了大部分的政治力量。鲍顿部长说：“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对我们投入在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总是在后面追赶。”但是，对犯罪分子来说却是个绝好的机会。

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有时，似乎以色列已经打算把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在这个问题上。一切似乎都是在阿以冲突火炬的指引下，而以色列自身社会的迷人魅力和活力特性都被忽视了，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来临以后。

外有*的强敌围困，并且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　Day　War）以后，内有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Occupied　Territories）不断反抗，这都给以色列提供了强大的国内合法性。但是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牺牲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直到15年前，犹太复国主义还在十分强大的集体主义的支持下，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集体农庄运动（kibbutzim），并且也受到了工会运动的影响（Histadrut）。纳坦·夏兰斯基，苏联的强烈反对者，当抨击自己的新家时，也表达了许多右翼犹太人的心声：“政府对以色列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它成为了东欧集团以外最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以色列要忍受东方中央集权控制和西方*自由的最糟糕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命运。”

但是，对多数的以色列人来说，强大的国家部门是犹太人团结的重要表现，将国家的项目赋予了社会和慈善的实质。全球化正在残酷地吞噬这一特性，在有些地方，更是加深了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以色列电视台著名的政治评论员乌利·科恩·阿哈拉诺夫（Uri　Cohen…Aharonov）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本·古里安（Ben　Gurion）总理都是人民的公仆，住在狭小的两居室中。每天早上6点起床，为以色列鞠躬尽瘁，整日操劳，到了半夜躺在床上还要想着国事。现在，如果你提起集体农庄这个词，人们都会嘲笑你的。”阿里埃勒·沙龙有一个巨大的农场，而仅仅几里之外就是全国最贫穷的人们居住的斯德洛特（Sderot）地区。富人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使我想起了南美洲的贫富差距。

5。　回归以色列（13）

在经历了多年的资本适度流入后，直接的外国投资突然大量拥入，这是受到了《奥斯罗协议》以及之后的和平进程带来的稳定政治局势的激励。外汇管制放松了，突然之间，每年有数十亿美元进入以色列。从1992年到2000年，仅仅用了8年时间，外国投资额从两亿美元猛增到80亿美元。在这一大环境下，来自俄罗斯的资金被以色列的精英们看作是经济成功的指示剂，而不是犯罪活动。甚至更加惊人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从1990年的11，000美元攀升到2006年的18，620美元。以色列的明显富裕，同周边*国家的停滞萧条日益成为鲜明的对比。然而，不太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投资者的资金大量涌入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人数也在稳步上升。

网络泡沫经济的破裂，导致华尔街的自杀新闻不断轰动世界，但是这对全球化世界的边缘地区影响更加残酷。在以色列尤其严重，不仅仅是因为财富全都集中在了高科技产业，同时也是因为2000年正好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紧缩政策代替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预算扩张。花费在以色列国防军的预算大幅增加，以应对巴勒斯坦人的挑战，但是花费在警方上的预算最初保持不变，但是随后就被实际削减了。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福利计划也被消减，在很短的时间内，从20世纪90年期间就一直增加的贫富差距突然之间更加明显了。世纪之交的以色列社会也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影响对以色列更是糟糕，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财政赤字持续增加，安全预算猛然上升，外国直接投资猝然下降。同时，另一群新的外来劳工阶层兴起（许多都是偷渡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