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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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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2）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地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帝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