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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营救中下103（第1页）

上了梁山，依然是朱贵这个梁山头领自己人先汇报工作。晁盖听到报告，慌忙询问宋江的具体情况；戴宗说完情况，看起来这是宋江自己的责任事故，但晁盖从自身道义原则出发，不顾艰难，立刻决定要去救宋江。

吴用出头，坚持晁盖救宋江的方向，反对晁盖救宋江的方式。从梁山出兵江州，沿路被周边州府知道了，宋江就不是个政治工具了、而是真坐实了反叛，死得更快。何况这时梁山估计规模还在五六千人马附近，和江州驻军差不多，沿途行军应该要走上二十天时间，按这方式操作，宋江救不救得到不知道，梁山兵马搞不好就要送光了。因此吴用主持细节，要骗江州把宋江送到梁山来。

晁盖先没担心骗的细节，只觉得这计划不保险；江州就算送宋江来，走哪条路又不是梁山定的。天闲心发话，天魁星有难，天闲心可以准备出手。“这个何难”。说法名义是“去远近探听”；但公孙胜的底气应该是用道法算定时间地点。公孙胜很少发话。有生辰纲案例在先，这话一出，梁山上对截准宋江就没了多少担心。但天闲心：“只怕不能勾他解来”，又是泄漏天机——后面发展就是没骗来。

有公孙胜兜底测算宋江行踪，想想黄泥岗上公孙胜的神奇表现，晁盖转而关心欺骗蔡九的细节。吴用找自己的人际关系，选中萧让、金大坚解决造假问题。二人都在济州城。梁山此时要个普通人入伙还是比较容易的，晁盖了解完计划，认可“妙哉”，放下心来，让吴用去执行操作，转而招待戴宗。

萧让大概是“霄壤”。梁山台面上真正的唯一秀才（吴用只是秀才打扮），和其他人在那个以文制武的时代与其他人身份是霄壤之别。金大坚的名字可能就是字面意思，凿金石的人，也可能是“霄壤今大间”，如今天地之间、秀才和普通人之间距离太远了，互不声闻相知。

戴宗出发起的第四天，戴宗装成泰安岳庙太保，带钱做法冲济州来。不到两时辰，走了不到二百里地，戴宗已到了城里。秀才萧让住在文庙前；碰到金大坚也在文庙附近。戴宗对两人各出五十两银子（参考折算十万）。这活太香了，而且戴宗的理由确实也说得过去。第五天萧、金三点多早起，离开济州；走到下午快一点的时候，梁山百余人队伍把二人截上山。第五天夜里，赶回到朱贵酒店，晁盖等人也在连夜等待。第六天清晨，萧、金二人家属送到。

在晁盖的带领下，梁山行事还是讲道义的。没有抓了两人、毁了各自家来让他们死心塌地，而选择了成本更高、操作更难、风险更大的把家属一并骗上山的方式。能做到这种程度，道义强盗的行事和不道义的盗匪已经有了巨大差别。

戴宗出发起的第六天，被“分付了备细书意”、知道了信件具体内容的戴宗拿了伪装的蔡京信件，抓紧下山，还是四甲马启程，人形态八百里加急启动，往江州回去。当然，由于知道信件具体内容，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当厅下了回书”。这个日期，必然不是四甲马全速直接回到江州的日期。

戴宗出发时是六月初，如果八百里加急回到江州，那时间都不到六月十五，信里写法是蔡京向官家做过汇报、得到官家的反馈再回的信，因此戴宗应该是在六月底，甚至晚点的话，七月初回到江州才能算合理。因为按信里流程，应该是戴宗在六月初十到六月十五之间到了蔡府，蔡京收信后，去请示了官家，得到了官家“今上自要他看”的答复，再回的信。所以戴宗正常应该是六月十六七左右得的回信，到江州在六月二十六七。而由于戴宗本不应知道信件具体内容、蔡京也未必对来人仔细交待，此外还可以有各种事务空隙、等待官家时间、戴宗自己偶发情况而造成的四五天延误时间。所以戴宗回程，除了开始的时候习惯性着急，在临近江州之前，中途必然需要找地方去开个十来天小差，才能拖到正常时间回江州。且因为知道了宋江生死就在自己手上这封信里，戴宗也完全不用担心宋江的安危问题，不需要着急回到江州。

戴宗出发起的第六天，大概是晚上，吴用反刍各类行动计划时发觉了信件里的毛病：对儿子的私人信件却用了过时公章。戴宗脚快，梁山追不上，只能安排拼命计划。于是“众多好汉得了将令，各各拴束行头，连夜下山，望江州来”。

这里吴用的行动“向前与晁盖耳边说”、言语里“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受到阴谋论者的发挥，认为吴用要坑害宋江、要坑害晁盖云云。吴用如果是要坑害宋江，则没有必要突然醒悟；如果要逼宋江上山，则正常计划已够（送梁山途中打劫），不需要这么弯弯绕绕定计。后续梁山行动，是做了全梁山诸多好汉给宋江陪葬的风险打算的。

当然这个计划，并不确定能救到宋江，可能赶到也为时已晚，只是平白旅游一趟，那就什么影响都没。至于坑害晁盖，别说留有林冲秦明在，公孙胜的地位也是超然，吴用的形象独霸不成梁山；就算独霸了，梁山主力大都陪葬在外，那和自己带个把好汉离梁山出走、白手起家有多大区别？吴用是吴加亮，不是独自光；这种局面，对吴用也是豁出去了，绝不好受。下山之人，出发前应该预计是要死伤大半的，头领全员归来是极大意外；吴用留在梁山，活下来的人还有地方可回；吴用也去，则吴用也在大概率死伤的范围内，梁山上此时有谁能替代吴用的作用？

“向前与晁盖耳边说”、“暗传下号令”的必要性，书里已经点明。

当时是在筵席上，身边除了去营救的头领们，还有许多不参加营救计划的服务员喽啰。梁山三五千人马，最终成行人员不过一百人出头，只是其中精英分子。去往江州，隐蔽起见，是分散成多队以步行为主，马匹很少。如果有怀恨在心的喽啰，知道了详细计划，脱离山寨，快马送往江州去立功，这捞住晁盖等人的赏格怕不在半个生辰纲上下？所以即便底下人得知头领们都离山而去，应该是去救宋江，但怎么救的信息一定要严守，只有精挑细选的人员、已经出发的头领在路上才能知道具体计划，山上的人全都要蒙在鼓里。此时，秦明在山上甚至可能成为吴用的重点防范对象。能看明白秦明事情的、对秦明内心有把握的，除了宋江，最多加一个花荣，黄信都不能肯定。所以哪怕能守紧剩余人员点喽啰名做到一个不漏——事实应该做不到，吴用也最好不让秦明知道具体计划。这种情况下，“向前与晁盖耳边说”、“暗传下号令”就是吴用想得周全、执行到位的必然行为。

上了梁山，依然是朱贵这个梁山头领自己人先汇报工作。晁盖听到报告，慌忙询问宋江的具体情况；戴宗说完情况，看起来这是宋江自己的责任事故，但晁盖从自身道义原则出发，不顾艰难，立刻决定要去救宋江。

吴用出头，坚持晁盖救宋江的方向，反对晁盖救宋江的方式。从梁山出兵江州，沿路被周边州府知道了，宋江就不是个政治工具了、而是真坐实了反叛，死得更快。何况这时梁山估计规模还在五六千人马附近，和江州驻军差不多，沿途行军应该要走上二十天时间，按这方式操作，宋江救不救得到不知道，梁山兵马搞不好就要送光了。因此吴用主持细节，要骗江州把宋江送到梁山来。

晁盖先没担心骗的细节，只觉得这计划不保险；江州就算送宋江来，走哪条路又不是梁山定的。天闲心发话，天魁星有难，天闲心可以准备出手。“这个何难”。说法名义是“去远近探听”；但公孙胜的底气应该是用道法算定时间地点。公孙胜很少发话。有生辰纲案例在先，这话一出，梁山上对截准宋江就没了多少担心。但天闲心：“只怕不能勾他解来”，又是泄漏天机——后面发展就是没骗来。

有公孙胜兜底测算宋江行踪，想想黄泥岗上公孙胜的神奇表现，晁盖转而关心欺骗蔡九的细节。吴用找自己的人际关系，选中萧让、金大坚解决造假问题。二人都在济州城。梁山此时要个普通人入伙还是比较容易的，晁盖了解完计划，认可“妙哉”，放下心来，让吴用去执行操作，转而招待戴宗。

萧让大概是“霄壤”。梁山台面上真正的唯一秀才（吴用只是秀才打扮），和其他人在那个以文制武的时代与其他人身份是霄壤之别。金大坚的名字可能就是字面意思，凿金石的人，也可能是“霄壤今大间”，如今天地之间、秀才和普通人之间距离太远了，互不声闻相知。

戴宗出发起的第四天，戴宗装成泰安岳庙太保，带钱做法冲济州来。不到两时辰，走了不到二百里地，戴宗已到了城里。秀才萧让住在文庙前；碰到金大坚也在文庙附近。戴宗对两人各出五十两银子（参考折算十万）。这活太香了，而且戴宗的理由确实也说得过去。第五天萧、金三点多早起，离开济州；走到下午快一点的时候，梁山百余人队伍把二人截上山。第五天夜里，赶回到朱贵酒店，晁盖等人也在连夜等待。第六天清晨，萧、金二人家属送到。

在晁盖的带领下，梁山行事还是讲道义的。没有抓了两人、毁了各自家来让他们死心塌地，而选择了成本更高、操作更难、风险更大的把家属一并骗上山的方式。能做到这种程度，道义强盗的行事和不道义的盗匪已经有了巨大差别。

戴宗出发起的第六天，被“分付了备细书意”、知道了信件具体内容的戴宗拿了伪装的蔡京信件，抓紧下山，还是四甲马启程，人形态八百里加急启动，往江州回去。当然，由于知道信件具体内容，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当厅下了回书”。这个日期，必然不是四甲马全速直接回到江州的日期。

戴宗出发时是六月初，如果八百里加急回到江州，那时间都不到六月十五，信里写法是蔡京向官家做过汇报、得到官家的反馈再回的信，因此戴宗应该是在六月底，甚至晚点的话，七月初回到江州才能算合理。因为按信里流程，应该是戴宗在六月初十到六月十五之间到了蔡府，蔡京收信后，去请示了官家，得到了官家“今上自要他看”的答复，再回的信。所以戴宗正常应该是六月十六七左右得的回信，到江州在六月二十六七。而由于戴宗本不应知道信件具体内容、蔡京也未必对来人仔细交待，此外还可以有各种事务空隙、等待官家时间、戴宗自己偶发情况而造成的四五天延误时间。所以戴宗回程，除了开始的时候习惯性着急，在临近江州之前，中途必然需要找地方去开个十来天小差，才能拖到正常时间回江州。且因为知道了宋江生死就在自己手上这封信里，戴宗也完全不用担心宋江的安危问题，不需要着急回到江州。

戴宗出发起的第六天，大概是晚上，吴用反刍各类行动计划时发觉了信件里的毛病：对儿子的私人信件却用了过时公章。戴宗脚快，梁山追不上，只能安排拼命计划。于是“众多好汉得了将令，各各拴束行头，连夜下山，望江州来”。

这里吴用的行动“向前与晁盖耳边说”、言语里“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受到阴谋论者的发挥，认为吴用要坑害宋江、要坑害晁盖云云。吴用如果是要坑害宋江，则没有必要突然醒悟；如果要逼宋江上山，则正常计划已够（送梁山途中打劫），不需要这么弯弯绕绕定计。后续梁山行动，是做了全梁山诸多好汉给宋江陪葬的风险打算的。

当然这个计划，并不确定能救到宋江，可能赶到也为时已晚，只是平白旅游一趟，那就什么影响都没。至于坑害晁盖，别说留有林冲秦明在，公孙胜的地位也是超然，吴用的形象独霸不成梁山；就算独霸了，梁山主力大都陪葬在外，那和自己带个把好汉离梁山出走、白手起家有多大区别？吴用是吴加亮，不是独自光；这种局面，对吴用也是豁出去了，绝不好受。下山之人，出发前应该预计是要死伤大半的，头领全员归来是极大意外；吴用留在梁山，活下来的人还有地方可回；吴用也去，则吴用也在大概率死伤的范围内，梁山上此时有谁能替代吴用的作用？

“向前与晁盖耳边说”、“暗传下号令”的必要性，书里已经点明。

当时是在筵席上，身边除了去营救的头领们，还有许多不参加营救计划的服务员喽啰。梁山三五千人马，最终成行人员不过一百人出头，只是其中精英分子。去往江州，隐蔽起见，是分散成多队以步行为主，马匹很少。如果有怀恨在心的喽啰，知道了详细计划，脱离山寨，快马送往江州去立功，这捞住晁盖等人的赏格怕不在半个生辰纲上下？所以即便底下人得知头领们都离山而去，应该是去救宋江，但怎么救的信息一定要严守，只有精挑细选的人员、已经出发的头领在路上才能知道具体计划，山上的人全都要蒙在鼓里。此时，秦明在山上甚至可能成为吴用的重点防范对象。能看明白秦明事情的、对秦明内心有把握的，除了宋江，最多加一个花荣，黄信都不能肯定。所以哪怕能守紧剩余人员点喽啰名做到一个不漏——事实应该做不到，吴用也最好不让秦明知道具体计划。这种情况下，“向前与晁盖耳边说”、“暗传下号令”就是吴用想得周全、执行到位的必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