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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营救下104（第1页）

戴宗掐着日期回江州见蔡九，按后文推算，我认为较可能是在七月初二。为遮掩自己没到过东京的问题，戴宗声称只在东京呆了一晚上。

蔡九看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看起来还点名了其中部分东西；后说宋江的事，次序应算合理；提到“今上自要他看”，似乎有官家的意思，那功劳立大了；“令牢固陷车盛载，密切差的当人员，连夜解上京师，沿途休教走失”似乎显得交待周密；“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必然自有除授”是个“自多心”表现，但蔡九一时疑心不到。

蔡九看了高兴，写的内容符合他的想法、貌似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异常。于是蔡九赏了戴宗二十五两花银，可能参考折算五万元，安排准备发送宋江去京师。

这里戴宗实际还犯了个大错，但双方都没作为重点。戴宗这么回答，是为了方便蒙混过关。错误在于，信件内容里明显有蔡京向官家请示的部分，而戴宗在东京待的时间太短了。这回答如果属实，则蔡京是收信后，连夜进宫面圣；官家授意、蔡京连夜回信。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概率太低了。且以这种方式，戴宗在京师完全没耽搁时间，那应该在六月下旬前几天就回到江州，与戴宗此时到江州的时间（应该是七月初一）不太相符，戴宗得解释作回来路上出了些岔子，这样才能揭过去。

转天黄文炳又到，依然带了礼品。正常人往返这趟应该需要两个月左右，黄文炳怀疑有假。蔡九觉得父亲信上提了黄文炳，没涉及什么家事，那就正好卖个好。黄文炳在封皮上找出用章错误来，虽然这事有可能是蔡京顺手，但事情涉及黄文炳长期谋算，好容易有个机会，宁可错问，不可放过。蔡九此时疑心还不重，反正问两句也属于正常，就让人去找戴宗。

戴宗回江州第一天，回过蔡九话后，去探视宋江。第二天，蔡九和黄文炳相会。第三天，戴宗在别人请客喝酒之时被蔡九喊去问话。蔡九问了几句，戴宗都以前面伏笔“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见恩相”为由推脱。蔡九问戴宗自己声称所唯一接触到的门子相貌，戴宗知道关节、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回答，硬蒙还有概率蒙上；犹豫不答就一定是露馅的。戴宗按概率最大的方式进行描述：“不恁么长”即没有特殊身量，这个是纯赌；“中等身材”太师门子瘦是不可能的，但只是门子，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敢是有些髭须”强调自己昏黑没看清，胡子不茂盛。作为门子，胡子特征如果特别茂盛，也可能有损太师府形象。因此戴宗这个交待过关的概率已经是最大的了。

然而蔡九还是从戴宗回答中找出了毛病。门子的问题反而是小事，因为其实有换了门子的可能。但太师府的管理逻辑戴宗是不熟悉的。

“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达知里面，才收礼物”、“我这两笼东西，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常便备细，就胡乱收了”。这个是主因。当然，即使以这个主因，客观上戴宗所述的情况依然有发生的可能。

比如说，戴宗遇到的这个门子是新换的，所以不太懂细节规矩，于是先错收了东西；里面张干办等人按正常流程走，到发现东西收的不对的时候，戴宗已经走了，就只能先放着；信收进去的时候，蔡京正好处理完事情，路过张干办这边，见有新到儿子书信，就顺便看了，于是东西也就顺便拿来收了，就不计较办事流程；信里事情对蔡京意义重大，蔡京也赶时间，正好处理完的工作有需要找官家汇报的，于是连夜进宫都处理了；官家交待要快点要人，这事对官家意义也很大，能堵文臣指责他搞老君山修道工程的口，于是蔡京当晚加班回信。这样一来，转天一早戴宗再去时，门子自然就已经在等着戴宗。这个过程，是小概率事件，戴宗作为办错事的人会搞不明白，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

如果事情走了这个流程，那门子本身有责任，当然不用和戴宗全说明白。不过这套流程的可能性，戴宗一时间不可能想出来，想出来也属于极低概率事件，不一定能取信蔡九；甚至作为不明就里的人，戴宗想不明白才是应该的。就算戴宗能按这个方式解释出来，蔡九也不太可能就信他，还要问更多问题，所以戴宗确实无法抗辩，蔡九又一次“打道成”。错里错外错成真。当然，这次只要被发现了毛病，戴宗暴露就属于大概率事件。不过蔡九这个判断逻辑只是大概率成立，但从钻牛角尖角度来说，如前面分析的，蔡九的分析判断其实不够严谨，应该再问下太师府形状、方位、摆设、门脸什么的，戴宗没到过汴梁，这些大概率都会回答错误；而这些才是不太可能变化的地方。

戴宗结合事实，招作被贼寇威胁、置换物件，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破绽，甚至就是事实，只是戴宗中间有逃跑机会没逃跑而已。蔡九不考虑挽回戴宗个人战略价值的可能，依然非要把戴宗认作勾连贼寇的叛贼、当作一次性政治材料使用。没了戴宗，蔡九没法再派人联系京师，决定先斩后奏。至于最后可能京师不认、没有功劳、白杀两人，那就不是蔡九在意的事情了。蔡九与黄文炳两人言语互捧，给这事定了调。

戴宗回江州第四天，蔡九让黄孔目安排处斩。黄孔目拖延时间，以各种理由，共拖了五天。这里的国家忌日、景命日都不可考，或者在已知范围内北宋都对不上号。只有这个节日是个关键点。而这个节日，我认为是被后来说书人改了时间的。

戴宗到梁山上时，怎么算都离六月十五至少有两天以上时间，否则中午到梁山、转天要到汴梁不现实。且蔡九没有提前让戴宗出发去送礼物（宋江反诗是临时事件，而让戴宗去汴梁送生辰礼应该是蔡九提前就可以有的计划），说明出发时按戴宗两甲马速度算也应该赶得及，否则毫无容错空间，这个礼送得太过失败，不符合蔡九人设；而戴宗实际是加速赶了路程的，所以实际裕量我认为应该至少有五天时间，正常应该有十天时间。戴宗在梁山耽搁了两天时间，离开梁山最多是六月十五，正常离开梁山应该是六月初十附近，甚至最早可能在六月初八左右。所以到七月底，梁山至少有了十五天行军时间；如果已经到七月十三（后天是中元节），则梁山有一个月行军时间，宋江一路走来也才花了不到二十天，还说“梁山泊好汉未至”就太过分了——当然，如果这句话也是说书人添加，那就无所谓；而从蔡九视角去看，戴宗去时应该最多用十来天工夫，在六月十四前递上礼物；戴宗声称只住了一夜，蔡九也没直接起疑心，如果黄孔目说话当天是七月十三，那戴宗就是七月初十才到江州，意味着戴宗是六月底甚至七月初才从京师走，中间耽搁近二十天时间，那蔡九怎么都该仔细问问。而如果黄孔目说话当天是七月初五，那戴宗是七月初二到的江州，就算戴宗是六月十五当天离开京师，中间耽搁时间也就是五到十天，这种情况才能算在蔡九不问、戴宗也认为时间还算合理的范围内。

所以这里的日期，有很大问题。加上书里另一处提及七月十五，用的是盂兰盆大斋；而这里用中元。所以我怀疑这里原本黄孔目推出来做理由的节日，应该是七月七。宋元两代，七月七乞巧节是一个盛大节日；反而到明以后，乞巧节地位有所降低。从网上搜到的信息看来，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宋代兴盛程度有限，远不如七月七，甚至在元代七月十五这一节日还被进一步淡化；但明以后，七月十五重要性快速上升，成为了七月里最盛大的节日。结合梁山行程来看，大概率六月初十到六月十五之间出发、早则六月底，晚则七月初必然已到江州做好劫法场准备，如果到七月十三还没到江州，这班人就是来看风景等收尸、一堆人全都傻乎乎没事下山嫌命长，而不是赶在戴宗后面准备劫法场救人的了。当然，按七月七节日算的话，后文打无为军大概率还在七月中，而不是七月尽——当时的景色描写是“月白江清”，夜间行事能远远看到许多信号，其实也应该是“七月中”更为合理，七月尽哪里来的月白？

吴用此次策划里的“自多心”，招萧让、金大坚这个过程必然不算，毕竟朱贵拆了蔡九信件封皮，可能要重写重封，确实都用得上。但回信里除考虑黄文炳问题，吴用替蔡京做回信决定而不是让戴宗先走一趟汴梁，这才是自多心的行为。除非当天时间已到六月十四，那么反推戴宗出发是六月初九，勉强能算六月初，却将和前面宋江题反诗的时间连不上。所以当时的计划下，戴宗如果再去趟蔡京府上，正常应该是来得及的；戴宗在梁山行程耽搁两天，而戴宗四甲马抢出的时间已经有两天，回去还得掐着日子，也就是比平时做法速度慢；梁山到汴梁正常人也就是“不数日”，对戴宗而言绝不超过两天，在加急四甲马的情况下，应该一天就到，两天往返。所以哪怕是六月十四了，送礼送到是六月十五晚了，那对蔡京蔡九也都解释的通。这事吴用也不存在不放心戴宗的可能：戴宗怎么都必须要走，还必须得向着自己这边说话才能有戏，再不放心也没用。所以吴用计划起笔，替蔡京写信而不是选择老老实实替蔡九重写、老老实实让戴宗送信、回程再拆信重描，这才是他自作多情乱搞秀，平白“自多心”进而惹事的点。除了这个“自多心”外，吴用的行为、用心都属于正常想要认真贯彻晁盖指示、尽量营救宋江、保存梁山的合理行动。

而看蔡九和黄文炳的行为，与前面书里点出的好官时文彬对比，确实有明显的差异。时文彬的考虑和行为方式，是当下有哪些现实可能和发展可能、并采取尽量避免伤害对社会有益人员的措施；慕荣厌达、蔡九和黄文炳的思考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可能对自己建功、升官最为有利，并以各种手段构建出这种可能的表象。出发点和行为逻辑差异，才是一者为奸、一者为清的区别本质。黄文炳虽然设定是个小人，但其实表现辛苦勤劳、能力出众、努力认真、事事仔细；可惜力量越大，心越偏，则结果越偏。而在蔡九面前，他也还是光干活、白送东西、正常情况还得不到功劳，空做坏人、被耍得团团转，其实也很可悲。反而蔡九干着坏事，梁山后续也只能复仇到黄文炳头上，蔡九可以一边夺取功劳，一边摆出被误导、被撺掇的盾牌，继续逍遥。恐怕这，也是“蔡德彰”的一部分。

至于宋江，从断片开始，就完全落入被动局面。装疯一事，虽然宋江咬牙到被打得走动不能，也依然挡不住蔡九和黄文炳邀功之心，反而断送了自己正常抗辩解释的空间——虽然多半也没用。酒之为害，可见一斑。文庙对面的萧让金大坚上梁山一事，则体现了普通人在江湖浪潮中已无法立足，不知哪股潮水哪天为何一卷，就将全身家都被卷去，完全无法自主。

戴宗掐着日期回江州见蔡九，按后文推算，我认为较可能是在七月初二。为遮掩自己没到过东京的问题，戴宗声称只在东京呆了一晚上。

蔡九看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看起来还点名了其中部分东西；后说宋江的事，次序应算合理；提到“今上自要他看”，似乎有官家的意思，那功劳立大了；“令牢固陷车盛载，密切差的当人员，连夜解上京师，沿途休教走失”似乎显得交待周密；“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必然自有除授”是个“自多心”表现，但蔡九一时疑心不到。

蔡九看了高兴，写的内容符合他的想法、貌似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异常。于是蔡九赏了戴宗二十五两花银，可能参考折算五万元，安排准备发送宋江去京师。

这里戴宗实际还犯了个大错，但双方都没作为重点。戴宗这么回答，是为了方便蒙混过关。错误在于，信件内容里明显有蔡京向官家请示的部分，而戴宗在东京待的时间太短了。这回答如果属实，则蔡京是收信后，连夜进宫面圣；官家授意、蔡京连夜回信。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概率太低了。且以这种方式，戴宗在京师完全没耽搁时间，那应该在六月下旬前几天就回到江州，与戴宗此时到江州的时间（应该是七月初一）不太相符，戴宗得解释作回来路上出了些岔子，这样才能揭过去。

转天黄文炳又到，依然带了礼品。正常人往返这趟应该需要两个月左右，黄文炳怀疑有假。蔡九觉得父亲信上提了黄文炳，没涉及什么家事，那就正好卖个好。黄文炳在封皮上找出用章错误来，虽然这事有可能是蔡京顺手，但事情涉及黄文炳长期谋算，好容易有个机会，宁可错问，不可放过。蔡九此时疑心还不重，反正问两句也属于正常，就让人去找戴宗。

戴宗回江州第一天，回过蔡九话后，去探视宋江。第二天，蔡九和黄文炳相会。第三天，戴宗在别人请客喝酒之时被蔡九喊去问话。蔡九问了几句，戴宗都以前面伏笔“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见恩相”为由推脱。蔡九问戴宗自己声称所唯一接触到的门子相貌，戴宗知道关节、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回答，硬蒙还有概率蒙上；犹豫不答就一定是露馅的。戴宗按概率最大的方式进行描述：“不恁么长”即没有特殊身量，这个是纯赌；“中等身材”太师门子瘦是不可能的，但只是门子，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敢是有些髭须”强调自己昏黑没看清，胡子不茂盛。作为门子，胡子特征如果特别茂盛，也可能有损太师府形象。因此戴宗这个交待过关的概率已经是最大的了。

然而蔡九还是从戴宗回答中找出了毛病。门子的问题反而是小事，因为其实有换了门子的可能。但太师府的管理逻辑戴宗是不熟悉的。

“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达知里面，才收礼物”、“我这两笼东西，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常便备细，就胡乱收了”。这个是主因。当然，即使以这个主因，客观上戴宗所述的情况依然有发生的可能。

比如说，戴宗遇到的这个门子是新换的，所以不太懂细节规矩，于是先错收了东西；里面张干办等人按正常流程走，到发现东西收的不对的时候，戴宗已经走了，就只能先放着；信收进去的时候，蔡京正好处理完事情，路过张干办这边，见有新到儿子书信，就顺便看了，于是东西也就顺便拿来收了，就不计较办事流程；信里事情对蔡京意义重大，蔡京也赶时间，正好处理完的工作有需要找官家汇报的，于是连夜进宫都处理了；官家交待要快点要人，这事对官家意义也很大，能堵文臣指责他搞老君山修道工程的口，于是蔡京当晚加班回信。这样一来，转天一早戴宗再去时，门子自然就已经在等着戴宗。这个过程，是小概率事件，戴宗作为办错事的人会搞不明白，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

如果事情走了这个流程，那门子本身有责任，当然不用和戴宗全说明白。不过这套流程的可能性，戴宗一时间不可能想出来，想出来也属于极低概率事件，不一定能取信蔡九；甚至作为不明就里的人，戴宗想不明白才是应该的。就算戴宗能按这个方式解释出来，蔡九也不太可能就信他，还要问更多问题，所以戴宗确实无法抗辩，蔡九又一次“打道成”。错里错外错成真。当然，这次只要被发现了毛病，戴宗暴露就属于大概率事件。不过蔡九这个判断逻辑只是大概率成立，但从钻牛角尖角度来说，如前面分析的，蔡九的分析判断其实不够严谨，应该再问下太师府形状、方位、摆设、门脸什么的，戴宗没到过汴梁，这些大概率都会回答错误；而这些才是不太可能变化的地方。

戴宗结合事实，招作被贼寇威胁、置换物件，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破绽，甚至就是事实，只是戴宗中间有逃跑机会没逃跑而已。蔡九不考虑挽回戴宗个人战略价值的可能，依然非要把戴宗认作勾连贼寇的叛贼、当作一次性政治材料使用。没了戴宗，蔡九没法再派人联系京师，决定先斩后奏。至于最后可能京师不认、没有功劳、白杀两人，那就不是蔡九在意的事情了。蔡九与黄文炳两人言语互捧，给这事定了调。

戴宗回江州第四天，蔡九让黄孔目安排处斩。黄孔目拖延时间，以各种理由，共拖了五天。这里的国家忌日、景命日都不可考，或者在已知范围内北宋都对不上号。只有这个节日是个关键点。而这个节日，我认为是被后来说书人改了时间的。

戴宗到梁山上时，怎么算都离六月十五至少有两天以上时间，否则中午到梁山、转天要到汴梁不现实。且蔡九没有提前让戴宗出发去送礼物（宋江反诗是临时事件，而让戴宗去汴梁送生辰礼应该是蔡九提前就可以有的计划），说明出发时按戴宗两甲马速度算也应该赶得及，否则毫无容错空间，这个礼送得太过失败，不符合蔡九人设；而戴宗实际是加速赶了路程的，所以实际裕量我认为应该至少有五天时间，正常应该有十天时间。戴宗在梁山耽搁了两天时间，离开梁山最多是六月十五，正常离开梁山应该是六月初十附近，甚至最早可能在六月初八左右。所以到七月底，梁山至少有了十五天行军时间；如果已经到七月十三（后天是中元节），则梁山有一个月行军时间，宋江一路走来也才花了不到二十天，还说“梁山泊好汉未至”就太过分了——当然，如果这句话也是说书人添加，那就无所谓；而从蔡九视角去看，戴宗去时应该最多用十来天工夫，在六月十四前递上礼物；戴宗声称只住了一夜，蔡九也没直接起疑心，如果黄孔目说话当天是七月十三，那戴宗就是七月初十才到江州，意味着戴宗是六月底甚至七月初才从京师走，中间耽搁近二十天时间，那蔡九怎么都该仔细问问。而如果黄孔目说话当天是七月初五，那戴宗是七月初二到的江州，就算戴宗是六月十五当天离开京师，中间耽搁时间也就是五到十天，这种情况才能算在蔡九不问、戴宗也认为时间还算合理的范围内。

所以这里的日期，有很大问题。加上书里另一处提及七月十五，用的是盂兰盆大斋；而这里用中元。所以我怀疑这里原本黄孔目推出来做理由的节日，应该是七月七。宋元两代，七月七乞巧节是一个盛大节日；反而到明以后，乞巧节地位有所降低。从网上搜到的信息看来，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宋代兴盛程度有限，远不如七月七，甚至在元代七月十五这一节日还被进一步淡化；但明以后，七月十五重要性快速上升，成为了七月里最盛大的节日。结合梁山行程来看，大概率六月初十到六月十五之间出发、早则六月底，晚则七月初必然已到江州做好劫法场准备，如果到七月十三还没到江州，这班人就是来看风景等收尸、一堆人全都傻乎乎没事下山嫌命长，而不是赶在戴宗后面准备劫法场救人的了。当然，按七月七节日算的话，后文打无为军大概率还在七月中，而不是七月尽——当时的景色描写是“月白江清”，夜间行事能远远看到许多信号，其实也应该是“七月中”更为合理，七月尽哪里来的月白？

吴用此次策划里的“自多心”，招萧让、金大坚这个过程必然不算，毕竟朱贵拆了蔡九信件封皮，可能要重写重封，确实都用得上。但回信里除考虑黄文炳问题，吴用替蔡京做回信决定而不是让戴宗先走一趟汴梁，这才是自多心的行为。除非当天时间已到六月十四，那么反推戴宗出发是六月初九，勉强能算六月初，却将和前面宋江题反诗的时间连不上。所以当时的计划下，戴宗如果再去趟蔡京府上，正常应该是来得及的；戴宗在梁山行程耽搁两天，而戴宗四甲马抢出的时间已经有两天，回去还得掐着日子，也就是比平时做法速度慢；梁山到汴梁正常人也就是“不数日”，对戴宗而言绝不超过两天，在加急四甲马的情况下，应该一天就到，两天往返。所以哪怕是六月十四了，送礼送到是六月十五晚了，那对蔡京蔡九也都解释的通。这事吴用也不存在不放心戴宗的可能：戴宗怎么都必须要走，还必须得向着自己这边说话才能有戏，再不放心也没用。所以吴用计划起笔，替蔡京写信而不是选择老老实实替蔡九重写、老老实实让戴宗送信、回程再拆信重描，这才是他自作多情乱搞秀，平白“自多心”进而惹事的点。除了这个“自多心”外，吴用的行为、用心都属于正常想要认真贯彻晁盖指示、尽量营救宋江、保存梁山的合理行动。

而看蔡九和黄文炳的行为，与前面书里点出的好官时文彬对比，确实有明显的差异。时文彬的考虑和行为方式，是当下有哪些现实可能和发展可能、并采取尽量避免伤害对社会有益人员的措施；慕荣厌达、蔡九和黄文炳的思考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可能对自己建功、升官最为有利，并以各种手段构建出这种可能的表象。出发点和行为逻辑差异，才是一者为奸、一者为清的区别本质。黄文炳虽然设定是个小人，但其实表现辛苦勤劳、能力出众、努力认真、事事仔细；可惜力量越大，心越偏，则结果越偏。而在蔡九面前，他也还是光干活、白送东西、正常情况还得不到功劳，空做坏人、被耍得团团转，其实也很可悲。反而蔡九干着坏事，梁山后续也只能复仇到黄文炳头上，蔡九可以一边夺取功劳，一边摆出被误导、被撺掇的盾牌，继续逍遥。恐怕这，也是“蔡德彰”的一部分。

至于宋江，从断片开始，就完全落入被动局面。装疯一事，虽然宋江咬牙到被打得走动不能，也依然挡不住蔡九和黄文炳邀功之心，反而断送了自己正常抗辩解释的空间——虽然多半也没用。酒之为害，可见一斑。文庙对面的萧让金大坚上梁山一事，则体现了普通人在江湖浪潮中已无法立足，不知哪股潮水哪天为何一卷，就将全身家都被卷去，完全无法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