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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部分（第1页）

一点，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也就无法解除战时状态。

由此可见，刘诚志实际上给予了游击队最大的权限。

这个答复，也让绝大部分游击队代表感到满意。

不管怎么说，刘诚志表态之后，已经把自己与游击队绑在了一起，也就等于将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与游击队绑在了一起。要知道，罗耀武与陈必时都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因此游击队的权益得到了军方的全力支持。

只不过，仍然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根本性质。作为战时机构，肯定是临时性的权力部门，不具备长期合法性，因此军事管制委员会赋予游击队的权利，也只具有临时性质，在今后得不到保证。

受此影响，一些游击队代表提出，应该以宣言的方式，确保游击队的权益。

毫无疑问，这已经超出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权利范围。

要知道，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代替最高统帅部，在某一地区施行最高统治权。虽然军事管制委员会受到地域限制，但是作为最高权利机关，任何政治宣言都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

如此一来，只要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了“游击队宣言”，就等于最高统帅部承认了游击队的合法权益，到时候其他战区的游击队就将效仿。即便战火还没有烧遍全国，可是敌战区已经占到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除掉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等偏远地区，敌战区差不多占到了大陆地区的二分之一。从人口上看，敌占区内的人口超过五亿，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任何针对游击队的宣言，都将对百分之四十的中国人产生影响。

实际影响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即便对于中国当局实控区的民众来说，针对游击队的宣言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别的不说，游击队代表就明确提到，必须承认武装力量归公民所有，而不是归统治集团所有，而且政府只是代表公民实施行政统治，因此得由公民选举产生，并且受到同样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监督与约束。更重要的是，政府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超越法律的行政特权。也就是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得像所有公民一样，尊重国家的一切法律。

事实上，这正是限制了统治集团的特权。

对后方民众来说，肯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对最高统帅部来讲，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能忽视游击队的要求，特别是在北方战区，就算罗耀武并不完全赞同游击队的提议，毕竟罗耀武并不是一个有着崇高政治觉悟的政治家，而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军人。在他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抗战时期都没有多大帮助。为了凝聚国家的抗战力量，集权、甚至是**都有必要。只不过，罗耀武也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要求必须得到尊重。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军人都没有政治觉悟。

在这个时候，陈必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在连刘诚志都认为不应该向游击队做出太大让步的时候，如果没有陈必时的坚持与支持，恐怕这次谈判又将破裂。

经过两次磋商之后，陈必时最终说服了刘诚志与罗耀武，向游击队做出让步。

只不过，陈必时也有自己的一套，没有完全采纳游击队代表提出的方法。

按照他的提议，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可以与游击队发表联合宣言，但是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宣言，都不能仅仅针对游击队，而要整队全体军民，即同等对待。如此一来，宣言就不能仅仅保证游击队的权益，而要保证全体军民的权益，也就是包括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与平民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权益。

为此，陈必时提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即游击队本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员组成的，既有军人与民兵、又有农民与城市居民，而且游击队员家属的身份也非常复杂，如果仅仅只针对游击队本身的权益，必然损害其他公民的权益，使得与之相关的任何宣言都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也就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结果可想而知，站到人民对立面上的游击队，肯定无法生存下去。

必须承认，陈必时确实很有口才，而且在辩论的时候很有说服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陈必时的努力，游击队代表才做出让步，最终同意以联合宣言的方式来确立游击队存在的价值，以及全国抗战的根本目标。

毫无疑问，在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伟大人物。

谈好基本条件之后，刘诚志就委托陈必时，全权负责起草宣言文稿。

当然，这不是陈必时一个人的工作，参与起草工作的还有四十七名游击队代表、二十八名正规军代表、十四名民兵代表、二十三名政府代表与三十九名平民代表。当然，真正起到作用的也就那么四五十人，其他的都只是见证者。

经过一周努力，十一月九日，《权利宣言》正式发布。

这份正式名称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与公民权利保障宣言》又被称为《北京宣言》或者《权利宣言》。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扭转了抗战局面，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宣言。

正是这份宣言，全面激发了炎黄子孙的抗战漏*点。

也正是这份宣言，宣告全面抗战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