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命令王杨带人前往东宫,无论如何也要将杨清宁带回东厂。王杨仗着秦淮撑腰,为了出气竟带人硬闯东宫,杨清宁为了自保,不得不反击,双方短兵相接,战斗一触即发。
很快惨叫声响起,东厂的人不敌暗卫一个个倒下。王杨见状心生惧意,转身就想跑,却被暗卫拦住了去路。
“我可是厂公派来的,你们不能杀我!”
王杨眼看着只剩自己站着,又逃无可逃,色厉内荏地大喊道。
“以咱家看,你是冒用厂公名义,意图不轨。”杨清宁冷声说道:“咱家劝你束手就擒,否则若有什么闪失,后悔不及!”
以他们现在的处境,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秦淮,若执意硬刚,结果只能是秦淮安然无恙,他们头破血流,所以杨清宁选择见好就收,给秦淮搭一个台阶,而王杨则是他们博弈的牺牲品。
原本杨清宁不想这么做,可王杨一再相逼,他不得不反抗。他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对方知道,他并非软柿子,不会任人拿捏;二是告诉他们,他无意与他们为敌。
杨清宁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躺在地上的东厂番子,他们在无力地□□着,衣服被鲜血浸湿,脸上尽是痛苦之色,而他只是冷漠地站在一旁看着。
杨清宁心里十分难受,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变了,短短的两个月,让他冷了心肠,让他精于算计,让他忘了自己来自现代,甚至忘记自己实习警察的身份。
他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就要去剥离、粉碎和平年代形成的世界观,以适应这个时代的规则,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残忍的,却也是无奈的,不得不去做的。因为和平年代的处事准则,在这个弱肉强食、等级分明的时代根本不适用。况且他还身处政治权利中心,在这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强迫自己去忘记。
也或许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做警察,所以才会这么快便接受了这个时代的规则,才会没有心理负担地审时度势。想到这儿,杨清宁心就好似被人捅了一刀般,疼得厉害,这大概就是老天给他的惩罚吧,让他来到这个世界认清自己的本性。
“住手!”
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杨清宁的思绪,他抬头看去,只见福禄不知何时进了东宫。
受伤的王杨快步躲到福禄身旁,开始恶人先告状,“公公,小宁子胆大包天,竟敢伤东厂的人,您定要为奴才们做主啊。”
福禄二话不说一脚踹在他身上,愤怒地说道:“混账东西,竟敢闯宫,简直该死!”
王杨被踹了一个跟头,刚想起身,一把剑突然伸出,直指他的咽喉。他慌忙停下动作,唯恐再近一些,就得去阎王那儿报道。他抬头看向福禄,道:“公公,您这是何意?”
福禄冷眼看过去,就好似在看一个死人,道:“东宫是一国储君之住所,你竟敢带人私闯,是想图谋造反?”
同样的话由福禄说出口,其分量便大不相同,王杨心里顿时有些发慌,辩解道:“公公,奴才只是奉命行事。”
“除了皇上的圣旨,谁都不能私闯东宫,否则便是图谋造反!圣旨在何处?”福禄伸出手。
“奴才没……没有圣旨。”王杨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心中越发忐忑,道:“奴才是奉……”
“厂公只是让你请小宁子去东厂议事,你却以公谋私,私闯东宫,意图不轨。”福禄根本不给王杨开口的机会,道:“该杀!”
‘杀’字一出口,暗卫的长剑往前一送,直接刺穿了王杨的脖颈,随即在他惊骇的目光中拔除长剑,鲜血随之喷射而出。
王杨试图用手捂住伤口,阻止鲜血流出,可惜只是徒劳。他跪倒在地,随即栽在地上,仅仅抽搐了几下,便没了生息。
杨清宁看着王杨倒下,眼睛不自觉地睁大,鲜血染红了地面,也染红了他眼中的世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他眼前死去。
明明已经做出选择,可当一切成为现实,心为何这般难受?
杨清宁,你可真是个伪善的人!福禄做的不是你所想的吗?难道人只要不死在你面前,你的心就不难受了吗?承认吧,你就是生性凉薄之人,老天便是看出这一点,才夺去了你的性命,免得你当警察去害人。
心中有个声音在不停地说着,杨清宁缓慢地伸出双手,那是一双沾了血的手,红得触目惊心。眼泪夺眶而出,他惶恐地搓着手,想要将这满手的鲜红搓掉,却根本无济于事。
福禄并未看向他,并不知他此时的模样,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人,冷漠地说道:“清理干净。”
暗卫领命,拎着长剑上前,将那些已经没有反抗之力的人,一一斩于剑下,仿佛杀人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杀猪宰羊一般。
待所有的人都灭了口,福禄这才转头看向杨清宁,却见他泪流满面,眼中尽是惊惧之色。福禄微微皱眉,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走上前说道:“不过几个死人而已,何必如此惊慌失措?”
杨清宁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他,仿佛在看一个择人而噬的怪兽,他害怕、畏惧,甚至是憎恶,只是面对危险的敏锐直觉,将他拉回了现实,让他看清了面前这人的面目。
杨清宁慌忙垂下了头,遮掩眼中的情绪,道:“奴才……奴才只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死人,有些害怕,还请公公恕罪!”
福禄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只要你乖乖听话,死的就不会是你。”
杨清宁只觉得肩上的那只手有千斤重,身子竟有些难以支撑,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多谢公公提点,奴才明白。”
“厂公那边,咱家已为你摆平,以后他不会再找你麻烦。”
“公公的大恩,奴才铭记于心,愿为公公赴汤蹈火,肝脑涂地。”这样的话,杨清宁已记不清说了多少次,一次比一次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