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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1页)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C,地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十九岁

有两个人在等我,叶莲娜本人和她的朋友安娜·依琳尼奇娜。这次访问是我和叶莲娜约好的,而安娜是从莫斯科来她家做客,马上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早就想有谁能给我说说,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两人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名人的名字。不过她们两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她们自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还需要谈论社会主义吗?和谁讲?大家全都是证人。老实说,我很惊讶您会来到我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干部……他们现在不让我说话,叫我封口。说列宁是匪帮,还有斯大林……说我们全都是罪犯,虽然我手上从没有过一滴血。但我们身上打着烙印,我们所有人都有烙印……

也许在五十或一百年后,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那段生活,将被客观地写下来。没有眼泪,也没有咒骂。人们将开始挖掘它,像挖掘古代特洛伊一样。不久之前还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连西方人在苏联崩溃后都明白马克思的理想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发展。不是为之祈祷。马克思在西方从来就不是偶像,不像我们这里把他封为圣人!我们先是把他尊为上帝,然后又对他大加诅咒。抹杀了他的一切。科学也曾给人类带来过无数灾难,那时候怎么没有灭绝科学家!我们诅咒原子弹之父,最好从火药发明者开始,先诅咒他们……我说得不对吗?(我都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是的……走出莫斯科是对的,这么做才可以走进俄罗斯。当你在莫斯科散步时,觉得自己是在欧洲:豪华轿车、高档餐厅……金碧辉煌!但你听听我们外省人怎么说的吧:莫斯科并不是俄罗斯,萨马拉、陶里亚蒂、车里雅宾斯克,还有罗宾斯克这些地方才是俄罗斯。在莫斯科厨房里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在聚会中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哇啦哇啦,夸夸其谈……莫斯科,那是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不是外环路之外那些地方的首都。莫斯科只是个旅游天堂。不要相信莫斯科……

来到我们这儿的人马上就可以看出:对,这是些“苏联分子”。甚至按照俄罗斯标准,这儿的人生活也很贫穷。这里的人都痛骂富人,大骂国家,诅咒一切,大家都认为自己受了骗,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要搞资本主义,他们还以为在改善社会主义呢。这里的人所知道的生活,就是苏联式的生活。当他们在集会上扯破喉咙大喊“叶利钦!叶利钦!”时,他们已经被洗劫了。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工厂就被分掉了。正如俗话所说,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啊。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而在1991年,大家都参与了革命,纷纷设置路障。人人都想自由,可是最终得到了什么?叶利钦式的强盗革命……我女友的儿子差点儿因为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杀死。“共产党员”几个字成了一种耻辱。那小伙子在院子里几乎被其他男人杀死,他们本来还都是熟人、朋友呢。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起聊天弹吉他,忽然有人说我们去收拾共产党吧,把他们吊到灯笼上去。米沙·斯鲁采尔的爸爸在我们区委会工作,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男孩,给他们引用英国作家切斯特登的作品:“没有乌托邦的人比没有鼻子的人更可怕……”就为了这句话,他挨了一顿靴子和皮鞋的痛殴……“你这个犹太佬。1917年革命是谁干的?”我还记得改革初期,人们眼中那灼灼的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人准备对共产党员动私刑,把他们押解出去……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书籍都被扔进垃圾箱,列宁著作被当成了废纸。都被我收集起来了。是的!就要这样!我绝不会抛弃!永远不会惭愧!绝不改变颜色,绝不会把红色变成灰色。就是有这样一种人:“红军”来了,他们就喜庆地欢迎;“白军”来了,他们又喜洋洋地欢迎。

这种人变脸之快令人惊讶:昨天还是共产党,今天就变成了激进民主派。我眼看着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变成东正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很爱“同志”这个词,这种爱从未停止过。多么美好的词汇!知道“苏联分子”吧?品味一下这个词吧!苏维埃人是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去乌拉尔山外,去戈壁荒漠,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美元,不是为了外国人的绿钞票。第聂伯水力发电站,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进入外太空,都是苏维埃人做的。伟大的苏联分子!至今我最喜欢写的几个字母就是CCCP(苏联的缩写)。那曾经是我的国家,而现在我所身处的,不是自己的国家,我是住在别人的国家里。

我生来就是苏维埃人。我奶奶不信上帝,只信共产主义。我爸爸至死都在盼望社会主义复辟。柏林墙都倒塌了,苏联都解体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等待……他一遇到最好的朋友就吵架,那位说红旗变成了红抹布,爸爸说那永远是红旗!永远是我们的旗帜!爸爸参加过苏芬战争[1],他至今也还是不明白当时是为何打仗,只知道是必须的,他就去了。关于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沉默,不称其为战争,只叫芬兰战役。可是爸爸讲给我们听过,在家里悄悄讲的。其实他讲得很少,但是一喝酒就会回忆一番。他记得的战争景象是在冬天:茂密的森林和几米厚的积雪。芬兰人踩着雪橇打仗,穿着白色的掩护服,出其不意地到处出现,就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爸爸就是这样说的。芬兰人总在夜间除掉我们的哨所,有时杀死我们一整连的人。死者遍地……在爸爸的回忆中死者总是躺在血泊中,像睡着了一样,但血流得很多很多,几米厚的白雪都染红了。战争之后爸爸甚至从来都不去杀鸡,一只小兔子都不伤害。只要看到任何被杀死的动物,闻到热血的气味,他就大发脾气。他特别害怕进入有灌木丛的森林,这些森林里那时候通常隐藏着芬兰狙击手,他们叫作“杜鹃”。(沉默)

我还想补充一下,从个人角度说……胜利后我们这个小镇都被花海淹没了。最重要的花是天竺牡丹,必须保证它的茎秆冬天不被冻坏。上帝保佑!我们就像是照顾婴儿一般包裹它,呵护它。花在房子周围生长,在房子后面生长,沿着篱笆种植,还要靠近水井。恐惧之后特别想过幸福的生活。后来,那种花消失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我一直记得,直到现在都记得……(沉默)

再说爸爸……我们的爸爸只打了半年的仗就当了俘虏。是怎么被俘的?他们在冰冻的湖面上进攻,敌人用大炮打碎了冰层。很少有人游到对岸,到达对岸的人已经没有力量、没有武器了,几乎赤裸着上身。芬兰人向他们伸出双手。芬兰人救了他们。有的人抓住了伸出救助的手,也有人没有……很多人没有接受敌人的救助。上级是这样教他们的。但我爸爸就抓住了那只手,他被拉上了岸。我记得爸爸很惊讶地说:“他给我杜松子酒喝,让我暖身子。又给我穿干衣裳。他们还笑着拍打我肩膀:‘你活下来了,伊万!’”爸爸从没在这么近看过敌人。他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

1940年芬兰战役结束,苏联和芬兰交换战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换。芬兰人走到自己人那边时,互相拥抱握手。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就像遇到敌人一样对待我们。“弟兄们!同胞们!”爸爸他们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边去,否则我们就开枪了!”士兵带着军犬把自己的战俘队伍包围住,赶入特别准备的木板营房中,四周绕着铁丝网。审讯开始……“你怎么被俘的?”调查员问爸爸。“芬兰人把我从湖里拉上岸的。”“你是叛徒!只顾自己的性命,而不管祖国。”爸爸也认为自己有罪。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连个审判都没有,就把他们都赶到操场上宣读命令:以叛国罪判处六年劳改。马上押送到沃尔库塔。他们在那里的永久冻土上修建铁路。天啊!那是在1941年……德国人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城下,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开始——因为他们是敌人,会为此而高兴的。白俄罗斯已经全部被德军控制,他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当爸爸他们得知这一切,马上希望上前线,于是给集中营的领导写信,给斯大林写信。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这些猪,就在后方工作到胜利吧,我们不需要叛徒上前线。于是他们……当然有我爸爸……我是从爸爸那儿听到这些故事的,他们全都哭了。(沉默)

本来可以带您去见一些当事人的……不过爸爸已经不在了。劳改营缩短了他的生命。再加上改革。他内心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国家怎么了,党怎么了。我们的爸爸……在劳改营六年中间,已经忘记了苹果和卷心菜,忘记了床单和枕头,每天三顿只给他们吃粥和面包渣。二十五人睡在一起,木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没有床垫子。我们的爸爸……他行为很古怪,和别人的爸爸不同。他不允许鞭打马或牛,也不许踢狗。我总是觉得爸爸很可怜。其他男人就取笑他:“嘿,你算是什么男人啊?娘儿们似的!”妈妈为他这样子而哭。因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对手上拿着的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起初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十年之后他才开口,就是不久之前……是的。有段时间他在劳改营搬运死尸。一天要处理十到十五具尸体。活人要自己走回到营房,死了的就放在雪橇上。上边还下令他们必须把死者身上的衣服剥下来,躺在雪橇上的裸尸,就像一只只跳鼠。这都是我爸爸说的,我听到很困惑。那种感觉……让人心里很乱。在劳改营的头两年,谁都不相信能活着出来;刑期五六年的人还会回忆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从来不提家庭。他们谁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或者父母,都从来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话,那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爸爸的原话。但我们一直在等着爸爸。“爸爸会回来的……爸爸会不认识我了吧……”“我们的好爸爸……”我们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终于回来了,那天奶奶在篱笆门外看见一个穿着士兵大衣的人,就问:“当兵的,你找谁呀?”“妈妈,你都不认识我了?”奶奶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突然就晕倒在地上。爸爸就这样回来了。他全身都冻僵了,腿脚和手臂都不能够暖过来。妈妈呢?妈妈说,爸爸从劳改营回来以后变得和善了。她本来很害怕,别人吓唬妈妈说,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变得很凶恶。可是我们的爸爸回家是想过好日子的,在所有情况下,他嘴上都挂着那句谚语:“鼓起勇气吧,更坏的事情还在前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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