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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他的学问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进一步精进，及有机会公表出来；虽然这多半是自家凭着兴趣阅读，在学校里只掌握求学的工具即几门外语而已。

《新生》尽管准备许久，到底没有办成。“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薮，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97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98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周作人根据英文翻译了三本小说：《红星佚史》、《劲草》和《匈奴奇士录》99。其中一、三两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会稽周逴译。前者得稿费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种因已别有译本，未获出版。译稿几年后寄给某日报社，没有登出，反被遗失。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上述译作当属筹备中的《新生》的副产品；从他的文学历程来看，却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100英国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101著书已经林纾等翻译多部，风行一时；与安特路朗合作长篇小说却只此一种。原书出版于一###〇年，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或者说，以哈葛德的“笔法”来写安特路朗的“内容”——这两方面，恰恰分别是周作人迄未终止和刚刚萌生的兴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详细稽考书中事迹出处，又作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的注释，似乎说明关注点已经明显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时，“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102，令他耿耿于怀。周氏晚年翻译古希腊作品，注释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其实还是这个路数，不过更其精深罢了。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4）

《〈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劲草》即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103。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104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而《红星佚史》中的二十来首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这两本书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周作人说：“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匈奴奇士录》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　Mór）105一八七七年所著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　az　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　Nisbet　Bain）106。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107林纾译过司各得（Walter　Scott）108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为轰动，周氏亦很爱读；而育珂摩耳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从这一点看来，选译《匈奴奇士录》，仍然多少受到林纾的影响。但是匈牙利——也许还可以提到《劲草》所属的俄国——已经属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何况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此外一项原因，则如周氏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109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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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翻译这几本书，说得上自有一己寄托在焉；同时也合乎大众口味，所以能够“卖钱”。后一方面，乃是与拟议中的《新生》以及随后问世的《域外小说集》区别所在。周氏曾说：“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110《红星佚史》与《匈奴奇士录》行文流利，易于阅读。这两本书，可以看作他对于一度景慕的林纾的告别式。

二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因为偶然的机缘，已告流产的《新生》计划陆续以别种形式实现，尽管未能取得周氏兄弟所期待的成功。——且按下这一话头不表，先说其间发生的另外一件相关的事：一九〇八年夏天，他们开始听章炳麟讲学。“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111

对周作人来说，这仍是一种语言学习。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他曾说：“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112这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得到国学大师真传，兄弟二人于此造诣甚深；是以多年后与章士钊、陈源等论战时，才会那么轻蔑对手。至于当下直接的作用，则体现于文章之中，无论写作还是翻译。即如周作人所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113这在当时，明显带有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色彩。——后来他有所说明：“革命精神的怀古，是一种破坏现状的方便，与对于改革而起的反动的保守的运动很不同，譬如希腊复活古语，貌似复古，其实却在驱逐闯入的土耳其语。中国革命以前的复古思潮也如此，与革命后的反动的复古完全是两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怀古的思想要能客观的理解他，不可将他认作民族的传统精神。”114周作人的复古立场，前后坚持了将近十年。除此之外，他还讲到一层：“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115此即传承了浙江“深刻”一脉文风，对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无启发作用。民报社听讲的同学中，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将来继续出现在周作人的世界里，有的还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后钱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写挽联有云：“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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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鲁迅计画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　117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就明显有着章式“文字上的复古”的倾向：“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118——关于此事缘起，周作人说：“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119计第一号有鲁迅的《人间之历史》，第二、三号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四、五号有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五号有鲁迅的《科学史教篇》，第七号有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藾息（Emil　Reich）120作《裴彖飞诗论》（未完），第八号有鲁迅的《破恶声论》（未完），周作人译亚伦坡作《寂谟》121、契诃夫作《庄中》122，第九号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123，二人所写多为长文。

编辑《河南》的刘师培，此前还曾主持《天义报》。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这里发表过一些作品。其中以《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124及两篇《读书杂识》125较为重要。《读书杂识》列举俄国斯谛勃鄂克（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i，笔名S。　Stepniak）126、匈牙利裴彖飞（Petofi　Sándor）127等，实为鲁迅《摩罗诗力说》及他自己的《哀弦篇》之先声；而针对当时人们“竞趋实质”、“尤薄文艺”所说“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漶灭，故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使生种种因缘”，又系《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之雏形。《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介绍俄国克罗颇特庚（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28有关虚无主义的解释，也可以视为《河南》上“《新生》甲编”的必要补充。以后周作人将克氏列为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虚无论的意思实在只是中国所云无征不信，换句话说就是唯物的人生观，重实证而轻理想”129。

通过给《河南》撰稿，以鲁迅为主，周作人为辅，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纲领即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十年之后，他们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发难，实系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扬光大。一九二五年鲁迅出版论文集《坟》，将《河南》上自己的几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继续认可其中观点；周作人则始终坚信“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130，也是脱胎于“任个人而排众数”。当时二人所作，既相互呼应，又相互补充，应该是长久酝酿、反复切磋的结果。《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着眼点都在“掊物质而张灵明”这一方面。《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这是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位置当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之间。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说法，可见作者视野广阔——这一点此前在《天义报》上已有所显现；而对于文学理论的特殊兴趣，则使我们联想到他后来的《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周氏自谓开有“文学小店”，应该说由此揭幕。该文后半部分虽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具体批评对象，矛头却指向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所言：“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