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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1页)

我的学业开始慢慢有起色了,我和大卫也有越来越多时间在一起学习,并且成为最好的朋友。在我们认识的第三年,我和大卫开始同居,第四年便结婚了。班上的同学无法相信我们这个学期要用两周的时间去度蜜月,但是我们的工作都已经有了着落,所以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有压力。我以前30%的成绩毕业,而大卫以前15%的成绩毕业,我们都在大型法律事务所工作,比同龄人要赚得多一些。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如此被爱着,大卫很在乎我的想法,他总是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在一起。遇到我之前,他从不早起或者跑步,但是他现在总是早上5点半起床与我一起晨跑;他并不是很喜欢足球或者篮球,但婚后,他整个秋天的星期日下午都会陪我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在每个篮球赛季时,他也会把自己的日程写在一张纸上,我们尽量坚持看每一场比赛。

看着大卫做我喜欢的事情,我的心里很舒服,感觉很幸福。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创造了一部分,这部分让我获得舒适的感觉。我总是在想:我很幸运遇到一个愿意陪伴我的人,我再也不会孤独了。

我也为大卫做了很多事情。我会根据他的喜好培养兴趣,他喜欢下棋,也希望我能陪他下,虽然他总是赢,但是我们的输赢只在伯仲之间,这总是让我很高兴。当他想要打高尔夫球时,我也陪他一起去,每个周日的早上晨跑之后,我们就会开车兜风或者参加高尔夫球课,我们经常以此为契机与法学院的同学们聚会。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波澜,我总是为一些难以说清楚的事情纠结,强烈地希望可以控制身边的环境,我要让任何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我总是要确定计划,预测任何一种变动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大卫在一起让我觉得前所未有地安定,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的生活更加稳定了。回头看,我想掌控生活的需要正是对我混乱童年的补偿。

每当大卫改变我既定的计划时,我会非常生气。比如,我每天沿常规的路线晨跑,也希望大卫跟我跑同样的路线。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我某些部分想要控制生活并且从中得到安全感的方式。有天大卫跟我说跑腻了原来那条线路,想要跑另外一条,我毫无理由地坚持不要改变路线,我们为此而争辩,最后大卫和我决定改天再跑新的路线。还有一次大卫想要提速跑在我的前面,路上我一直有某种无法解释的恐惧感,我想追上他,但是我没有大卫那样的体力和速度,这让我害怕,我甚至开始无法呼吸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突如其来的变化,害怕像儿时那种无法预测的处境,我只以为自己体力不支。当我追上大卫后,我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跑在前面,你又要跟我一起跑,又要跑在前面,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不然我无法跑步了。”

大卫目瞪口呆的表情让我觉得很惭愧,我爱他,并不想伤害他,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制造出来的部分活跃在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内部的对话越来越多,并且在大脑中一闪而过,我无法抓住这些想法,仔细思考。那都是一些冲突又强烈的想法:大卫不知道我每天都这样吗?我为什么要对他大喊大叫?他对这样的晨跑已经厌倦了,他可以比我跑得更快,这有什么不对的?我伤害了他。我马上为自己对他乱发脾气而道歉,无法变通让我觉得自己渺小又愚蠢。我仿佛听见麦克的声音:“你就是个婊子,你不能放松让我们舒服点吗?”

大卫总是为我这些无法名状的控制行为而忙碌,我用迂回的方式沟通,我需要控制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事必须合理……但除了这些,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且有趣。我们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得可控并且有序。这听起来并没有那么浪漫,但是对我而言却很完美,我需要这样的稳定。

大卫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并且帮我面对工作上的各种困难。有时我还会无法集中精力并且阅读困难,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这种情况总是在与我小时候被虐待的相似的情境下发生。某个地方、某种味道或者他人善意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我的恐慌。这样的事在大型律所时有发生,公司里大多数人都是男同事,这让我产生了在律所必须有所作为的想法。这里的同事普遍会有同样感觉,如果你不够聪明、不够迅速,就会被解雇,我在这里总是觉得不安和羸弱。某种程度上,这很像父母逼我卖淫的情景——钱的多少要看表现。

当合作伙伴给我一些要查阅的资料时,我就会去一个街区之隔的大卫公司里的法律图书馆。大卫一边忙自己的工作,一边帮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特别美好,我觉得我们的爱情会长久下去。我是他生活的中心,工作、朋友和家人都要退居第二位,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这对我而言并不可靠。我那些保持距离以维系安全的部分,让我无法更贴近某个人。

尽管在理智上,我知道大卫不会因此不爱我,但我总是担心失去他,我担心人们透过我练习过无数次的笑容看到我的内心,即便我都不知道我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我总是觉得沉重,害怕被内心的那些想法压垮,并且摧毁我建立起来的成功和幸福。

由于回忆被紧紧地锁在各个房间里,我没有了一些记忆,我只知道小时候家庭贫困,但是我却上了大学,做了律师,并且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我尽量不去回忆我的成长历程,我把我的童年分解成了很多碎片。

两年后,我和大卫都离开了毕业后一直工作的事务所,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我工作的司法部很有趣,也稳定安全。

大卫告诉我存钱的重要性,我知道我需要存钱帮助家里,但是却不明白长期存钱的道理。我们家从不存钱,也很难有钱存起来,母亲一有余钱就会冲动购物,买一些奢侈品。

大卫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精打细算的方式省钱,但我总是想买一些大卫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卫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唱片换成CD,因为没几年就会出现新的科技产品,我们也是所有认识的人中最后一个买电脑的。大卫的逻辑是:如果什么东西还能用,就不用换掉它。就这样,我们在5年内还清了助学贷款,并且在一个不错的社区买了房子,后来我们甚至可以支付我照顾母亲的费用。

母亲现在有不错的薪水,也不需要养什么人了,哥哥们也赚得不少,现在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尽管母亲不喜欢下厨,但是她买了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具和昂贵的设备,即便她的债务已经超过负荷;麦克总是买很贵的衣服,花很多钱去度假,总是负债生活。

在小的时候,我们从未度过假,现在我和大卫每年会有一两次节俭的度假,虽然我喜欢这样的旅行,但是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大卫找的酒店总是很简陋,甚至有些都不干净,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烦恼,我很怕进入这样的房间,我只知道这样的房间会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住过的房子。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是在西班牙我们的蜜月期间,我们在马略卡岛待了一个星期后来到马德里时,大卫在为钱的事担忧,马略卡岛比我们想象中的消费要高一些。在机场时,大卫希望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去酒店,但是我坐公交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希望坐出租车。争论了一番后,我假装妥协,因为大卫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我去咨询台询问哪里可以坐出租车,然后告诉大卫这里没有公交车。他很容易就能看穿我说了谎,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上了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大卫才不情愿地也上了车。

到酒店花了20美元,所谓的“酒店”不过是一个脏乱并且简陋的招待所,有50多个上学年纪的男孩正在等着办理入住手续。我恐惧地看着大卫,告诉他我不想待在这里,他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是却不想坐出租车了,所以我们拖着箱子沿着马德里的街道寻找另一家酒店,所有酒店都已经被订满了,但是每一家酒店都告诉我们一个叫作蕾娜(Reina)的酒店还有房间。

我用付费电话在蕾娜酒店订了房间,大卫让我问清楚房间的价格,我听到每晚160美元,我知道大卫不会同意住在那里的,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他不情愿地跟我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又走了20美元的路程后,我们停在一间五星级酒店门口,大卫非常生气。

我拿出信用卡付了一个星期的费用,大卫看见结算单时再一次大发雷霆,他坚持道:“我们不住这里了!”我告诉他太晚了,我已经付款了。门童来帮我们提行李,虽然大卫已经筋疲力尽,但却依然拒绝了:“我已经托着这些箱子走遍了马德里,我不会为了50步的距离给门童小费的。”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进电梯。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当作大卫悭吝的趣事说起,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对于旅行中无法控制和无法预测的事情是多么恐惧,陌生的城市、拥挤的年轻人、脏乱的招待所、对于钱的担忧、与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大卫争吵,所有的这些事都威胁着我的安全感。理智上,我知道我处理事情不够灵活,但是我实在无法改变。

我总是迂回甚至是过于巧妙地去做一些事。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的家人想获得什么,从来不是通过有礼貌地争论和妥协获得的,我只见过母亲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一些小胜利,那只是她与父亲关系中的一些小技巧。父亲死后,迂回的做事成为她的习惯,这在我的内心也深深地扎了根,即便我也希望母亲直接一点,我讨厌她巧妙地操纵我。

在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操控在几个部分里:一部分工作,一部分解决问题,一部分处理度假,一部分参加各种宴会,还有一些部分处理我和大卫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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