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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打开心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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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张地坐在咨询中心的等待区。这里人来人往，我认真观察他们每一个人，有的在等待着预约咨询，有的结束咨询离开。早上从家里出来赶赴这个约会已经让我十分辛苦，我很害怕再一次惊恐发作，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恐惧。

我想离开，待在等待室就已经让我有些不舒服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办公室走出来，他中等身高，棕色短发，两鬓斑白，后退的发际线让他温和的蓝眼睛显得更加突出。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颇有好感。

他走近我的时候，我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宽松的棕色裤子，休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毛线马甲。虽然我很麻木，但还是对自己微笑，想着这就是精神科医生应该有的样子。他说：“我是米切尔·萨默医生（DoctorMitchellSummer），你是特鲁希略女士（MS。Trujillo）吗？”他从容不迫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我也跟他走了进去，随即有种熟悉的眩晕感，然后是一阵头晕眼花，最后演变成更深层次的麻木。

他办公室中的每一面墙都被涂上不同的颜色，我感到一阵愉悦，不得不努力把目光从放在角落里的儿童读物上收回来。房间里放着一组普通的组合家具，两个椅子和一个沙发占据了办公室的大部分空间，背后更远的地方有一个桌子，上面放满了文件还有一台电脑。“随便坐。”他说。我默默地思考着我合适的选择：他黑色椅子对面的沙发，或者离他更近一些的小皮革椅。我选择坐在沙发上，我考虑着是否可以信任这个萨默医生。不可以，一个小小的声音回答，我感到更加头晕目眩了。

他关上门回到他的座位，黑色的皮革椅子旋转了一下，某一部分的我说：看？他说话了。即使我听得见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它们联系起来，我觉得像是在梦中，萨默医生仿佛非常遥远，我的通道已经关闭了。我试图让自己集中精力，他对我礼貌温和地笑着，这让我稍微放松了一些，开始打量他的办公室。

这里到处都是书，我尝试着阅读书上的题目，但是搞不懂题目的意思，就像听不懂他的话一样。书通常对我而言只是一串词汇，它们无法组成句子、段落、故事，或者一段文章。最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阅读困难，这是由于我长时间把儿时的痛苦经验分离成碎片的缘故。但是阅读刚刚相反：阅读是让分离的信息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意义，但我曾经一直练习把简单的故事分离成碎片。

我忽然间发现萨默医生不再说话了，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观察他的办公室。我的脸在发热，我觉得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在发红，我意识到他在等待我回答他的问题。我的大脑迅速运转着，然后冷静下来。“为什么你所有的墙面都是不同颜色？”我问。

“你对它们有什么看法呢？”他回应我的问题。墙面有粉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它让人有种明快的感觉，这个办公室很漂亮，但是我沉默着。“所以，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他问，这应该是他最初的问题。

“我患有惊恐发作，”我听见自己正在用熟悉的平淡单调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述说着，仿佛告诉他我早餐吃了什么一样，“我曾经在另一个咨询师那里咨询，她觉得这是在成长过程中被虐待所致，但是我不能确定。我和她的咨询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她把你介绍给我，她说是你在督导她的工作。”我不再讲话，局促地等待着。我告诉他太多了，一个年轻的声音说。

“是什么让她觉得你在成长过程中被虐待过？”他问。

不要告诉他！他不会懂的！“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我头脑里的一些东西无法解释。”

“我明白了。”他说。

你明白什么了？我的脑袋里一片嘈杂，里面有太多声音。

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之前的心理咨询师的问题之后，开始告诉我他是如何与来访者工作的，但那时我没有记住他讲的任何方法或者规则。最初我把这些方法和规则看作是一种有力的限制，之后我才明白这些规则建立了一个环境，在这个情境中，我可以安全地去做我需要做的事：阐释我的过去。

“如果你同意，你必须每周来两次。如果你耽误了某次咨询，你依然要付钱。如果某次咨询你不能来，必须至少提前一天让我知道，但是你还是需要付钱。”这看起来很苛刻，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但是我还是继续听下去，“你可能会想自杀，我想告诉你这很正常。”我的大脑又迅速地转动起来，感觉更加头晕了。他怎么知道的？他是对的，我想要死。我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死，有的时候甚至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其他时候只是有一种绝望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两种感觉之间的区别，我只是觉得一直很痛苦。

我每天数次陷入所谓惊恐发作的症状里，我会突然间感到不安全，我觉得我的肚子剧烈疼痛，并且胸部紧绷让我无法呼吸。我只想以一个胎儿的姿势躺在角落里，闭上眼睛，等待着那些强烈的痛苦、奇怪的感觉和恐怖的想法消失。我不想告诉任何人这些事，我害怕一旦说出来这些就会变得更真实。之后我才知道这些躯体和情绪上的痛苦是以前的创伤引发的，当下这些的感受就是经历创伤时的感受，这些是有创伤史的人都会有的感受。

我想结束这一切的痛苦，办法就只有死亡。我不想痛苦地死去，我只想睡去然后再也不醒来。我整天筹划着，我想过吞药，一个人开车时去撞公路边上的树，跑步时想要跳到一个大卡车或者公交车前面，我想这样或许可以死得快一些。但我如果就这样死去，我会给大卫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我不想伤害大卫，我只是想让这一切痛苦结束。

萨默医生在我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知道我有自杀的想法，这让我有了希望，他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这让我有种安心的感觉。他继续他的规则：“你与我咨询期间，我要你保证不要有任何自杀的想法。我们可以制订一个计划，有自杀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你就去找一个可以给你帮助的人，你要记住这个承诺。”我们等着看，一个念头飘过。我点头答应，他继续：“我希望你会为此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也会为你而努力，我们一周见面两次，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不论是不是与你约定的时间，你难受的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愿意，我保证会陪你走过这个过程。”我很怀疑，我不能确定这些承诺是否可信，也不知道这些规则是否必要。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我惊恐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我甚至已经不能完成日常工作了。

离开萨默医生办公室的那一整天，我都在考虑着他是否真的可以帮到我，我越想越觉得有希望。他有许多证书、许多书籍，他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和蔼的笑容，举止也很温和，尽管他的规则很严苛。“或许这些可以帮到我。”我一边开车回办公室一边大声讲。尽管我还是无法做到让自己的某些部分平静下来，但是这样的希望可以使我混乱的大脑慢下来，我可以集中精力在我一天的工作上。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踏上了自我整合的旅程了。

对于我来说，赴约会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不想离开家和办公室这样相对安全的环境。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会让我感觉会有不可预测的伤害。我没有告诉萨默医生这段行程多么可怕，我只是坚持赴约，希望在与他的咨询中得到帮助。但是在前面的几个月里，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进展。我和他的会面只流于表面，我们的对话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内容，只是我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或者生活上的琐事。

每当咨询开始之前，我总是有一种想法：我不清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越来越多的想法会涌上来：我不想去了，这有什么帮助？这太浪费钱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怎样知道做些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我感到无助又愤怒。

后来我才明白萨默医生在处理我的问题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了，在早期的会面中，他让我慢慢地适应这样的来来回回。他知道我的恐惧已经泛化了，他在一点点向我展示我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是安全的事实，每当我成功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我的安全感就会增加一点，我渐渐地变得有信心，我的那些部分需要明白这些。

我们从未谈起“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有时我觉得无法坚持下去，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与他的会面，鼓励我回去工作、坚持跑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无法做到这些，他要我无需逼迫自己。

萨默医生也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给予我帮助，我惊恐发作后，不再每天打电话给母亲，也不再每周打电话给麦克。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想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会时常打电话给我，大卫就会敷衍说我没空，这让我既困惑又难过。我问了萨默医生这方面的事，他让我倾听自己的恐惧，尽管这些恐惧可能没什么逻辑。

在早期的几个月里，我与萨默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我们最后攻克更困难的部分打下了基础。我渐渐相信他的话，比如说从我家到他的办公室这段路程是安全的。我可以在他眼中看到关切，我可以信任他并且告诉他我想起的那些事。我们等着看，我们等着看……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回荡着，一次又一次咨询过去了，并且他每一次都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回我电话，我对他的信任越来越多。